常常的，历史会在某一个时刻如闻神启，突然选择转身，从此走向与此前全然不同的另一条轨道。
也常常的，人们会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不能不深思的是，如果离开某些具体的人的偶然出现，历史是否仍一定会在此时发生骤变？
帕斯卡曾充满隐喻地说：“如果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再短一点的话，整个世界历史的面貌将为之改观。”他的意思是，埃及女王假如不是那么漂亮，凯撒大帝与安东尼就不会如此倾心于她，那么欧洲的历史将会改写。
欧洲的十七世纪被公认为天才的世纪。罗素说，近代文明的缔造就是缘于那时十几个天才的出现，伽利略居其首位，如果伽利略死于襁褓，那么近代文明将不复存在。
这便是梁启超不止一次所慨叹的，如果从历史中抽掉几个最伟大的名字，那么历史的面貌就会大为不同。
带着这样的目光回望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朝，你会发现，因他的出现，才使自秦“焚书坑儒”之后沉寂萎靡的儒家学说，从此显登津要，独霸政体，使中国主流思想一统于儒；因他的出现，才使汉代经学由此兴起，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大势，形成以之为中心的历代学术研究主体。
不错，他是董仲舒。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
经学时代是否迄康有为而告终，尚属疑说，但自董仲舒而始则是定论。掐指粗算，子学时代统共三百余年，经学时代却已历两千余年之久！
能独树一帜，且将这面旗帜高擎为数千年文化主体，历沧桑而不倒，这本身就是奇迹。
一
创造奇迹的人，自身却往往极其简单。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春秋》上，三年不窥园的勤奋少年；一个学有所成，在汉景帝时曾任经学博士的青年才俊；一个温文尔雅，文名远播，降帐授课的优秀园丁。三幅炭笔勾勒的素描，组成了出仕之前董仲舒的全部肖像。
然而，历史永远不会这样简单，它总为某件事的发生，某个人的出现，进行着漫长的铺排与准备。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一七九年，汉孝文帝刘恒元年。
此时，距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定“挟书律”，焚书坑儒，仅仅过去三十四年。
曾经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之一的儒学，经嬴政大火焚烧，与百家语、列国史等等一道呈衰微之势，蛰伏于民间。
秦亡汉替，鉴于暴秦因酷刑峻法灭国的前辙，更因连年征战、地荒民疲的特殊社会现状，汉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推行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的黄老思想，以让百姓休养生息。
《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多年战争之后，留下的是一幅荒凉破败、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此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的平民，都有稳定世局、恢复生产、修复生态、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之说，恰好极为吻合汉初统治阶层的理论需求，因而它的最终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一种必然。
汉高祖时，曹参继萧何为丞相，从自身做起，坚持无为。他一遵前任规矩，萧规曹随。在任人上，“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在任职上，“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另一位丞相陈平，也治黄帝老子之术，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人。
汉惠帝、高后之时，更是将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全面推进，“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房，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自洗着脚倨傲见儒者，还曾以儒冠为溺器的汉高祖，到汉惠帝﹑吕后，再到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尊崇黄老的汉景帝时期，儒学虽然呈扬头之势，但一直游走在主流社会之外。
对儒学在西汉复兴施以打压的，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她就是汉文帝之妻、汉景帝之母、汉武帝奶奶的窦太后。
一个女人有点自己的偏见，这没什么，怕的是她恰恰位居权力核心，而且还要执意将这个偏见带到政体之中。那么，随着她寿命的延长，辈分的升高，话语权的变大，便会形成一股狭隘且阴冷的怪风，影响政体的健康走向。西汉时期有两个类似的老女人：一个是西汉末年的王政君，再一个就是西汉初年的窦太后。
汉景帝时，窦太后有次召见儒生辕固生，故意问他老子的学说怎么样。辕固生说：“此是家人言耳。”这无非是家长里短的闲话之语，窦太后闻听勃然大怒：“安得司空城旦书乎！”那么你去给我找找建筑工、守城罪犯的书！
怒不可遏的老太太，竟然让辕固生入圈，徒手与野猪搏斗，可见厌恶儒生之甚。亏汉景帝知道他直言无罪，让人给了他一把剑，这才得以保住性命，罢职归家。
但儒学并不因这种外在环境的酷烈而消殆，它在民间自有扎根的土壤。
原因有二：
一是自孔子建立庞大的学术体系，继之孟子深化，成于荀子改造，儒学已经深入人心，此乃《汉书·；儒林传》所谓“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二是儒学与其他百家学说的鲜明区别，它不光有深奥且又空洞的社会观、道德观、价值体系，更因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具体“六艺”教人，因而对求知求能的读书人来说，儒学更有着具体“学问”上的强烈吸引力。
所以，儒学虽然在汉初没有走上政治舞台，民间却对之趋之若鹜，心向往之。与同时代众多耕读世家的子弟一样，董仲舒接受了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并成为《春秋》公羊经学的立宗之人，于学成之后设馆授徒。
由于弟子众多，不能一一面授，他别出心裁，降帏授徒，学问不达一定地步者不能登其堂，亲闻咳唾。帘内正襟危坐的是研究生班，帘外侧耳倾听的是本科生，这些更低一层的本科、专科学生，均由身边弟子代为传授，“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
那时，司马迁就坐在帘内，听董仲舒娓娓而谈。
这是何等雍容的授课方式！让人想起宋人一首与此并不相干的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一讲课方式到东汉时影响了另一位儒学大师，史称马融，“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女乐，在董仲舒这里是列不起的，历史赠予他的排场没这么大。
二
其实，远从大汉政权建立之初，虽然黄老盛行，但阴霾遍布的儒学天空已经开始渐渐放亮。
即将建国时，不学无术的刘邦听到陆贾在自己面前称道《诗》、《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及至他看到陆贾所写的《新语》，开始为之面有惭色。
让一个流氓在道德层面感到有惭色，与让一个颟顸之人在道理面前有惭色同等困难。刘邦是流氓，也不学无术，但懂道理。
——这是儒学从理论上对汉王朝的首次开导。
公元前二〇二年，汉高祖五年，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群臣饮酒争功，上下失致，乱成一团，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深为厌恶。叔孙通乘机说，我来组织诸生共起朝仪，端正纪律。
效果很快显现。公元前二〇〇年，长乐宫建成典礼上，叔孙通率那帮通晓朝仪的鲁地儒生出场演练，那些起自布衣、现在贵为王侯的土包子们立刻傻眼，“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由是知道儒学的重要性，他为之高兴加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这是儒学用实际功效对汉王朝的首次打动。
无论是陈胜揭竿后，孔鲋怀抱礼器率领鲁地儒生跑到起义者队伍中，最后同死于难，还是自己灭项羽后，鲁地坚决不降，弦歌不衰，都曾深深地打动过刘邦。他必然要一遍遍在心里默问：是什么给了鲁地的人们这么大的精神力量？
陆贾的理论引导，叔孙通的现实功用，使他隐约且粗糙地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统治王国，就要从儒学那里借力。但四海未靖，战事频仍，国力疲惫，又不能不使他沿用黄老思想来休养生息。而刘邦首开帝王祭孔先河，临死前专门到曲阜礼祀孔子，便是他心尊儒学的明证。
等到汉惠帝登基之后，于公元前一九一年废除“挟书律”，使隐匿于民间的儒学经典与诸子杂说得以重见天日，惠帝甚至还专门到《周易》大家何田家里向他请教。
汉文帝尽管好刑名，但他广开讲学之路，重用儒生贾谊，并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分置博士。
汉景帝虽然慑于窦太后淫威，喜好老子，但依然为儒家经典置博士，从他假辕固生以剑救其性命，便可看出他对儒学的认可之心。
他甚至在朝堂之上还亲自组织了一场辩论赛，让儒生与黄生当庭辩论。唇枪舌剑中，作为反方辩手的辕固生以儒家理论完胜黄生，这个政体不得不再次深思：在治国理念上，黄老思想是否该让位于儒家？
到汉景帝时，西汉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得以发展，人民得以富足，经济得以繁荣，但面临的新的问题是，在国家内部，因黄老政治下中央政权对刘氏王侯的姑息纵容，造成地方藩政势力强化，并最终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在外部，无为思想指导下的“和亲”不能有效解决匈奴的不间断侵扰，而且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造成学术多元化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的多元与混乱，与专制中央集权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黄老学说让位于新的统治学说，便成为一股不能阻挡之势。
那么，诸子百家之说到底谁能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呢？
不要急率地说是儒学。现有的儒学在大汉统治者那里，还不完全具备此等大用，更何况，作为西汉王朝的核心，无论汉文帝还是汉景帝，本身也不具备重新确立意识形态的决心。
一切都在等待两个人的出现。
一个是雄踞于权力顶端，用政令革弊鼎新的人；一个是端坐于学术尖峰，用思想推陈出新的人。
他们将联袂而出，让世界为之一变。
于是，董仲舒轻咳一声，从书房里走了出来，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
董仲舒出场还是有些早了。
汉景帝时，他与儒生胡毋生同为博士。虽然在学术与思想方面，董仲舒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所有准备，但汉景帝显然还不是那个与他对应在权力顶端的人，他还需要耐心等待。
那个人终于来了。
公元前一四一年，年仅十六岁的汉武帝英姿勃勃地登上帝位。翌年十月，带着欲实现四海归德的政治理想，以及对大一统王朝如何巩固与发展的现实思考，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等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令被推荐者到朝廷接受策问。
四方辐辏，八方来朝。
在这百余人的应策队伍中，就有董仲舒。
皇帝连下三策，从天人关系角度要求阐释古今治道、帝王之业。结果，董仲舒的对策独拔头筹，甚合武帝口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这三策之中，最能体现董仲舒与汉武帝思想谐频的一段策文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进而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对此深表欣赏与赞同。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天子善其对”，武帝最终却没有将董仲舒留置身边，以备时时询问讨教，而是“以仲舒为江都相”，让他去辅事江都易王。更出人意料的是，汉武帝却征用了参加此次对策的另外一个儒生为博士。
他叫公孙弘。
一个在学问上与董仲舒相差甚远，但颇能“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人。
这中间大有深意存焉。
董仲舒思想的受青睐，表征了儒家学说正从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的在野之学冉冉升起，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学。
董仲舒的不被重用，又同时说明了汉武帝重儒学只是为了表面利用儒学，其治国的实核，是“外儒内法”。
但这于汉武帝而言，已属不易。毕竟，他身后还坐着一位深爱黄老且长寿的老祖母。
作为儒家要全面复兴的表征，仍是此年，俱好儒术的窦婴、田蚡分别被任为宰相、太尉。同时汉武帝又派使者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来《诗经》大家申培公，拜太中大夫，而且积极张罗准备立明堂、朝诸侯等自战国后期已久弃的儒家礼仪。
窦老太太再次发威了。她将怒火浇在了同为儒生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头上，二人因此自杀。窦婴、田蚡被免职。当然，这中间并非只是简单的儒、道之争，而夹杂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博弈因素。
但这些没有阻拦住汉武帝转变统治思想的决心，那个此时身在江都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一直响彻在他耳际，影响着他，鼓舞着他，也激励着他。
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至此，儒学成为官学，儒家“六经”成为统治者钦定的最高经典。
公元前一三五年，窦太后死掉，伴随西汉王朝的一系列新政出台，中国学术史出现重大转折。田蚡再次出山，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策略，“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自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书·董仲舒传》记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然而，汉武帝兜售的虽然是董家的货物，挂出的却是别人的招牌。五年前参加对策的人群中，被辕固生警告“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的公孙弘，前无古人地以布衣身份跃登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俨然为儒学领袖。这种平地青云的成长之路，无疑对天下士林有巨大的号召作用，司马迁感慨道：“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向，董仲舒用理论，公孙弘用行动，掀起了西汉大地一场靡然向儒的骀荡东风。
儒学的春天降临。
四。
真正的文人，因他胸中装着无限，自然无暇也不屑考虑自己周遭的具体得失。
所以，董仲舒在江都王相的位置上坐得很安心。不仅如此，他还做得有声有色，赢得了易王的无限尊敬。
要知道，董先生属于与狼伴舞，“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汉书·董仲舒传》）。当这位心起异志的藩王别有用心地问他：“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董仲舒也话中有话地对答：“臣愚不足以奉大对……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最终打消了易王的非分之想。
他由此知道，刘姓诸王时刻怦怦乱跳的篡逆之心。
他也更为知道，儒学思想体系对于这个大一统的王朝该有多重要。
其实，远在与汉武帝关于“天人三策”的问对之中，他就清楚，自己的学说必将大倡于天下，必将盛行于大汉王朝。因为，汉武帝的貌似问策，其实只是他纠结于脑际的朦胧的统治思想欲求得学理上的印证，和哲学上的梳理而已。董仲舒的对策与其说是回应，不如说是董先生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汉武帝的想法进行的一场理论上的廓清。
董仲舒吸收了自春秋史墨至战国邹衍以来一直延宕的阴阳五行学说，同时汲取了墨家的思想营养，又对以《公羊春秋》为主的儒家学说进行了神秘主义改造，最后形成了自己自成体系又宽广博大的学术体系。
首先，他认为“天人合一”，强调“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就确立了君主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但过分膨胀、肆无忌惮的君权又必须受到制约，所以他制造了“天谴”理论。当人君的行为不合天意时，“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其次，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一方面他指出“道”具有自身不变的永恒性，遵循“四时”法则，“五行相生相胜”；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要求统治者在坚持“道”的前提下，能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权衡、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天道。如果君王违天逆道，又自我不知改过，那么就会发生“有道伐无道”的改朝换代。
再次，他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阴阳合分形成了一切事物对应的内在依据。“人副天数”，故而他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并据此提出三伦之纲，而且将之运用于政治统治，提出阳为德，阴为刑，天道“任德不任刑”。
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至高无上，主宰并干预着一切。天子无非是天之子，他的任务是替天行道。当他违背这一行为宗旨后，那么，天会降灾以警告，直至“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
这无疑是个用心良苦的虚构假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虚构的假说引发了一场自西汉中期就已开始的谶纬怪诞歪风。虽然在东汉中后期受到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的持续批判与清算，但时至今日，这种虚妄不实理论仍在盛行。
但，董仲舒不应该独担始作俑者的恶名。
其实，在董仲舒亲手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之前，谶纬阴阳学说早自秦朝就已兴起。例如，《史记·秦本纪》载：“亡秦者，胡也。”最后，大秦虽然不是为匈奴之胡所灭，但确为胡亥所亡。
如果站在公元前二世纪来看，董仲舒这种认识论上的局限，恐怕就不能称之为局限。更何况，汉武帝一生屡信方术之士，追求长生不老，喜欢神神鬼鬼。为推行德政，约束君王，董仲舒暂时搬出这套理论，于世确有裨益。
就像坚持质疑基督，毕生向神学宣战的欧洲思想启蒙大师伏尔泰，他坚持不承认有神，但由于发现无神监督下的人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为了公众的粗暴行为在道德层面能实现自我约束，他又不得不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一次次请出神。
董仲舒的天谴论影响巨大，最先影响的当然是刘彻。汉武帝晚年，追悔自己一生的荒唐行为，在轮台下罪己诏。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除了他良心发现，还应考虑的是董仲舒的理论彻底俘获了这位政治强人。
汉武帝以剽悍的武力征服了匈奴。
董仲舒用强大的思想征服了武帝。
五
哲人得到的鲜花，永远是属于后天祭奠性质的。在其生时，他却要一直行走在榛荆之中，命途多舛。
公元前一三〇年，汉武帝元光五年，江都王心血来潮，上书表白自己愿击匈奴，聪明睿智如汉武帝，自然窥得本家哥哥欲拥兵自重的野心，不允。但他的余怒却迁到江都王相董仲舒身上，将其废为中大夫，居家。
离开那个骄纵跋扈的易王，自己无忧无虑地待在家中甚好。阶上可以倾耳闲听虫籁，窗前可看明月清风，正是钻研学问、著书立说的绝佳时光。
自然，他也会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学说之中。
不能简单地说，董仲舒学说中的神秘主义部分纯系虚构，因为他本人确信天人之间一定存在着“人副天数”的联系，天人之间在信息上也可以实现相互沟通。《史记》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天知道，董先生从哪里学来的这套过硬本领。
公元前一三五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相继发生火灾，赋闲在家的董仲舒闻听此信，又用他的“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准备借此向汉武帝推说他的系列政治主张，“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甚至以切身体会，劝说汉武帝搞肃清运动，“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燏高园殿阿。”
他应该懂得汉景帝时晁错为什么而死，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的表现是，天真地以为自己的立论和行事占据正道，因而血脉贲张，动辄便发，却不懂利害，不计后果。
就在董仲舒的上书还只是桌上的一篇草稿时，他的书房却进来一个最不该看到它的人，主父偃。《史记·；儒林列传》载：“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应该说，诸侯王藩镇势力尾大不掉，是西汉自文帝以来就一直凸现的政治难题，到汉武帝时，这一情况更加严重，董仲舒借火灾申诉的政治主张无疑有利于中央政府，那汉武帝何至于要董先生的命呢？
这中间有隐情。
读史可知，两年后的公元前一二七年，汉武帝用主父偃正式推行推恩令，用分封诸侯王子弟为侯的方式分解诸侯之势。可见，在董仲舒草此无聊之书时，主父偃也正在为推行推恩令酝酿方案，谋划步骤，见到董仲舒之文怎不起嫉？
汉武帝明知董仲舒出于一片赤心，但鉴于汉景帝时晁错贸然消藩带来的七国之乱，他不能不投鼠忌器。而董仲舒的对策，在他看来根本不可行。于是，就不能不在人前做做样子，貌似后果很严重，领导很生气，以安诸侯王之心。但，又不能真去把这个可爱的迂夫子砍了，“当死，诏赦之”。这就是一出政治哑剧，可惜，董先生没看懂。所以，他自此闭上球王贝利那样一张乌鸦嘴，再不敢说什么灾异了。
但文人的通病就是，好月旦人物，喜品评士林。
董仲舒也有这病。言灾异的嘴巴是自觉关闭了，但以才子审量世人的嘴巴却不自觉地开着，这就很要命。沈诠期写过一句：“不知黄雀语，能免冶长灾。”意思很浅显：病从口入，祸自口出。
果然，口无遮拦的董仲舒因出语不慎，再次得罪了一个人。
他不是别人，正是在大汉朝红得发紫的另一位儒学代表人物：公孙弘。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任丞相。五十五岁的董仲舒此时又回到江都易王身边。他可能感觉将余生陪伴在这么一位凶悍之物身旁太过不值，于是借着自己与公孙宰相同为治《公羊春秋》的经学儒生，自然有着他人难比的一种亲近关系，作《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送给公孙丞相。书中说：“江都相董仲舒，误被非任，无以称职。愿君侯大开萧相国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
如此这样写下去很好，哪怕对方不屑一顾，或鼻子里哼出轻蔑的浊气，将信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都没事。最起码不坏事。问题是，董仲舒没这样写下去，他又犯“为人廉直”的正派文人老犯的毛病了。在信中，他“以弘为从谀”。
这就大大的不妙。果真，公孙弘大为嫉恼，于是向皇上推荐说：“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皇上爽快予以批准。
这个胶西王何许人也？“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汉书·董仲舒传》）让董先生任胶西王相，那无疑是将他交给了一个魔头。欲脱狼口的董仲舒，想不到因自己一句糊涂话竟遭公孙弘暗算。
狼窝出来了，等待他的却是个虎穴。
六
公允地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确为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系统而完备的理论支撑，但同样不能忽视公孙弘为这一划时代新政的实施所做的实践性努力。
甚至可以说，没有公孙弘上奏章，提出一系列制度性保障，并使之经汉武帝首肯，获得法律保护，董仲舒的理论仍不可能在西汉帝国遍地开花。
司马迁与班固在这个认识上相当一致，他们说，“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于是上书建议兴教化，为博士置弟子员等。正是因他的努力，“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就是这样两个联袂主演西汉王朝去黄老、兴儒学意识形态改革大戏的人，怎么会出现其中一方欲置另一方于死地的怪事情呢？
除了前面所说董仲舒在信中“以弘为从谀”，还有一件属于学人之间的尴尬事：“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答案也许出来了——嫉妒，然后由嫉生恨。
《汉书》中多处对公孙弘的人格进行了评价，说他“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辕固生为此甚至当面批评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而且，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
用手段搞死主父偃是其例一，用阴谋徙董仲舒为其例二。
如此一个在人品与学术上双重低劣的人，自然会将所有品学兼优的人视为自己的敌人，必用龌龊手段除之而后快。
但，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浅显。
因为睿智如刘彻，他不会糊涂到随便就封一个人格与学问均有问题的布衣为侯，后来更是将其拔擢任命为宰相。
汉武帝一生始终坚持外儒内法。虽然高举的文化大旗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榜的是儒家思想，但那是他的政治策略，真正推行的却是王霸主义，这是他一生恪守的政治路线。
“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认为，“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已经可以看出，公孙弘的思想中是以法为主，辅以德教。如此，公孙弘的“儒家”思想才恰恰迎合了汉武帝这一政治思路。
所以，公元前一四一年的对策中，董仲舒虽然以“天人三策”深得武帝嘉许，最后却只是被安排到江都任相，而公孙弘却成为帝国朝廷的儒学博士。
当公孙弘成为博士后，“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这其实表明他的行动能力并不受到汉武帝认可，但到公元前一三〇年，公孙弘“复被征为贤良文学”，并在对者百余人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而且，自此一路凯歌高进，公元前一二六年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到公元前一二四年又成为大汉丞相。
其间的微妙原因全在这里。
但汉武帝没忘却安抚董仲舒，因为董仲舒的学问的确让他钦佩。
《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同样是以治《春秋》而名世，在朝廷中位高权重的自己却没有一个流落江都的人影响大，这不能不让公孙弘恼火，并为之气急败坏，进而感觉与对手不共戴天。
学术界向来是存在流氓的，无论何时。
七
一个学人的最大能耐，是能以盘桓于心中的浩然之气养一己之身，不为富贵所淫，不为贫贱所移，不为威武所屈。故而，流放到岭南烟瘴荒蛮之地的苏东坡，可以欣然有得地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董仲舒也果真了得，可以用自身的刚正罩住自己，百毒不侵。“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的胶西王，并不敢怎样董先生，“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但与此物相伴，终非心愿，何况，董仲舒也担心在此久留，难免获罪，于是以病为由，请免归家。
一为江都王相，一为胶西王相，服务对象均为生性残暴、骄纵跋扈的汉武帝哥哥，这就是董仲舒的全部政治生涯。班固感慨地说：“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
终于离开那个永不适合自己的政坛了。
那就关起柴扉，潜心学业，在青灯一盏、书籍环绕中了此残年吧。如晚年的孔子一样，司马迁说他“推《春秋》之义，颇著文焉”。班固详细指出：“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但汉武帝没有忘却这个归隐的文化老人，甚至是直到这时，他才让董仲舒发挥国之重器的能量。作为帝国的智囊，汉武帝此前没有有效启用他，但自此开始却来向他不断讨要智慧。
一个翠华摇摇的马队从长安城迤逦而来，恭敬地停在这个不起眼的宅第前，然后带着释疑后的愉悦神情告辞而去，“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这里俨然成为大汉帝国的政策咨询所与研究室。谁能想到，一个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一条条影响帝国走向的战略部署，都经过这个简朴草堂里的一位老人的斟酌与审量？
董仲舒不光是被动地接受请教，他人在林下，心怀万民，时时致书魏阙，对时政予以点拨指正。《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等政论主张，应该皆是此时的发言。
其实，这就够了。
作为一个发幽启明的学人，他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作为一个独有创树的儒宗，他用全新的思想影响了一个帝国的政治走向，“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并从此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政体所居的正朔之位。
公元前一〇四年，董仲舒卒，享年七十五岁。
梁启超说：“两汉之以著述得名，惟江都（董仲舒）、龙门（司马迁）二子独有心得，为学界放一线光明。”又盛赞“江都《繁露》，虽以说经为主，然其究天人相与之故，衍微言大义之传，实可为西汉学统之代表”。
其实，今文经学虽自西汉末年遭到古文经学的严重冲击，但以“公羊春秋学派”立宗的董仲舒，在东汉时代仍然影响巨大，不仅东汉明帝、马皇后尤善董仲舒之书，而且应劭等人亦仿董仲舒的写作体例，撰《决事比例》、《春秋断狱》等书，可见其香火有传，后学有继。
北宋司马光诗云：“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守一己幽独，在穷经中皓首，于枯灯下消磨，这是他为自己人生所作的注，同时也是为千载之下的所有文人塑造的精神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