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滨自从给社上放牛以后，倒也落得个清静。晚饭后，最多也就是到二哥和妹妹家聊聊天，妹夫家原来是大户人家，现如今拖着残腿的妹夫如何支撑这个家？前些日子被城里的妹妹把全家都接走了，那两间房子交给了公家。公家在那里办了一个供销社。这样一来家滨更很少到别人家串门了，整天很少和外面的人接触，也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为村上的乡亲们写写对联，平时为盖房的人家写一条上梁的横幅，谁让他是查家村的识字人哪。总之，他和村上的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所以也就少了几分提心吊胆。前几年，红铃为他生了个女儿，取名叫秀，孩子很乖，家滨喜欢得要命，三四岁就开始和他一起去甸子上放牛。开始家滨怕甸子上的蚊蝇叮咬着孩子，就手里拿了几棵蒿草为女儿哄赶蚊蝇。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甸子上的蚊蝇根本就不叮咬女儿，好多次，他发现几只蚊子在秀的身旁转悠一会就踉踉跄跄地飞走了。这时家滨才领悟到，女儿真的能驱赶蚊蝇。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媳妇红铃，红铃抱着女儿亲了又亲，她说女儿身上有一股香味，蚊虫都怕她，说他们的女儿有福，有神灵在保护她。打这以后，他们就把女儿的名上加了个香字，叫香秀。香秀眼下已经六七岁了，还是经常和爸爸到甸子上去放牛。这一天傍晚，夕阳已经落山了，但天边还是火红火红的，家滨爷俩放牛回来，香秀坐在一头老黄牛的牛背上，在夕阳的映衬下，香秀变成了一张镶嵌着金边的剪影，她那头上毛茸茸的头发也变成了黄色，她的身影在牛背上随着黄牛的摇摆而左右晃动着。当牛群来到村口时，在那棵老榆树下站着一个外乡人，他的衣杉褴褛，头发蓬乱，单肩上背着一个脏兮兮的行李包。家滨看不清那个人，就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谁呀，在那儿干啥哪？”
香秀在牛背上认认真真地说：
“不是我们这儿的，我不认识他。”
说话，牛群来到了那个人跟前，家滨上下地看了这个人几眼，刚想问问他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还没等家滨说话，这个人倒呲着牙先说话了：
“这不是家滨哥，不认识我了？”
家滨被叫得一愣，忙停下脚步，仔细地看着这个人，见这个人清瘦的脸上，落了一层的灰，乱蓬蓬的头发，两鬓已经白了一半，一身的灰布衣褂，已好久没有浆洗过，脚下趿拉着一双布鞋。家滨眯缝着眼看了半天没有吭声。那人笑眯眯地冲着家滨又说：
“是我呀，家滨哥，我是你家的伙计，我叫刘炮……”
家滨听到这儿，呼的一下想了起来，忙走近一步看了一眼这个人的左眉下，一道寸八长的疤痕证明了他说的话，家滨疑惑地问：
“你被放出来了？”
“是，刚出来，你看，这是监狱里给我的证明。”
说着，刘炮头拿出一张纸给家滨看，家滨没有接，只是斜眼扫了一眼：
“你被安置在查家了？”
“是，那我还能去哪呀。”
家滨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刘炮头点头哈腰地陪着笑，家滨往村西指了指：
“那你去西头周支书家说一声，看他把你放在哪儿？”
“周支书是谁？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他是当兵的，转业后到这儿的。现在是我们村的一把手。”
说完，家滨头也没回地走了。香秀还在牛背上回头看着这个人，他疑惑地问：
“爸爸，这个人是谁呀？你怎么认识他呀？他脸上有一个大伤疤，好吓人哪。”
家滨没有看香秀，脑海里想着以前的事，随口答到：
“他以前是咱村的人，干过坏事，现在学好了，就又回来了。”
家滨把牛赶进了牛棚，拴好后，背着香秀回到了家，红铃已把饭菜做好摆在了炕上，新煮的一盆餷子粥，用冰凉的井水拔过了，一盘黄澄澄的大酱，散发着酱香，桌头的柳条笸箩里装着一下子新鲜的青菜，有小葱、小白菜等。红铃看见家滨和女儿一进院，就拿了铜盆，在房门后的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放到院里的木凳上，把一条手巾放在盆里，上去抱过女儿亲了一下：
“叫你爸洗手，咱们好吃饭，哎呦，我这宝贝闺女的手也全是土，来和爸爸一起洗。”
家滨脱下外面的白布褂，低头洗了几把，拧干了手巾边擦边和红铃说：
“哎，他妈，今天你说我看到谁了？”
红铃边给孩子洗手，边应着：
“谁呀？”
“那个被政府抓起来的刘炮头。”
红铃听到这里一愣，水盆里的手停了下来，心有余悸地说：
“他怎么回来了？他可是一个生祸的根子。”
“我看没那么邪乎吧，解放十多年了，现如今是新社会，他也在笆篱子里呆了这么多年了，还不改改，我看他满脑袋也全都是白头发了。”
“我看哪，是狗改不了吃屎，不一定还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哪。”
红铃说完，接过家滨递过来的手巾给女儿擦手，全家人开始吃饭。
这时，家川从窗前过来，家滨忙打招呼：
“二哥，吃了吗？快屋里坐吧。”
家川拉门进来，嘴里说：
“大周去公社里开会去了，今儿收工早，我吃过了。”
说着，他走到了炕前。红铃端碗下了地，指着炕说：
“二哥，你坐这儿，我把烟笸箩给你拿来。”
还没等红铃动手，香秀跑到炕梢，捧起了烟笸箩：
“我给我二大爷拿。”
家川高兴地摸了摸香秀的头：
“秀，吃饭去吧，二大爷自己来。”
说完，家川卷起烟来。家川把卷好的纸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两口，冲着正吃饭的家滨两口子说：
“你们说这是咋的了，我看哪，好像又要来啥运动了似的，前些日子，听钟麟回来说，城里好多地方都乱了，说是造反了，工厂也不生产了，学校也不上课了，你说这能行？”
家滨用筷子扒拉着餷子粥，拿了一棵小葱蘸着大酱，边吃边说：
“我觉得不对劲儿，要那样下去国家不完了？”
家川也有点纳闷地说：
“说的是哪，最近高升两口子可老没回来了，他们厂子的情况不知咋样？”
家滨看了看红铃，没有吭声，红铃接过话来说：
“升儿上次领了一些人，去西面那个厂子搞武斗，还都动了枪了，可他回来，还笑呵呵地对我说，他们取得了伟大胜利。临走时还着急忙慌地对我说，最近就不回来了，说他现在是厂里造反团里的头儿，可忙了，听说他们厂里也乱得够呛，说他们厂长是叛徒、特务，已经给抓起来了，大夏天的，他们还在那个老头的背上蒙上棉被，在上面打扑克……”
家滨鼻子哼了一声：
“不务正业。”
红铃扭头看了一眼家滨，又接着说：
“我这么一听可吓坏了，造反那要是在过去，那不是掉脑袋的事儿？他听了就笑我，说，妈，你放心，如今这造反是上面号召的，他说这乱是好事，可以暴露阶级敌人，还可以锻炼革命同志，还说了好些子话，我也听不懂。你看，他现在还真的就造出点名堂，现在已经到……到省里什么衙门去了。”
家滨补充说：
“现在已经到省里当委员了。”
家川已忘了吸烟，瞪着眼珠看着家滨说：
“当啥委员了？”
家滨想了想，含糊地说：
“是什么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还不是借着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为名，把省级机关的四五百干部都弄到柳河办农场去了，叫五七干校。省里只留下他们几个人当政掌权。听说这事党中央毛主席还知道了，还作了最新指示，其他省里也都学起了他们，都在山区建起了五七干校。我看哪，这国家真的要大乱了。”
家川抻着脖子听，忽然像是恍然大悟，接了话说：
“怪不得，前些日子我去‘半拉城子’送砖，一些人在街上敲锣打鼓地庆祝，欢呼‘最高指示’发表，我看着就有这条‘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当时我还想呢，这干部都下放劳动了，我们干啥去。咋的，这事是他们搞出来的？那他就到省里去上班了，不在厂子里干活了？”
家滨摇摇头：
“是吧，我也没细问。”
家川吐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说：
“这孩子有出息，从小看着他就活泛，将来准能当大官。”
家滨把碗“嘭”地放在饭桌上，愤愤地说：
“当个屁，我说呀，愿意整人的人没有好下场，当初我要是和日本人一个鼻孔出气，我就是再能跑，也活不到今天。我看呢，还是稳当点儿好。工人不干活干啥？靠歪门邪道，早晚得出事。”
家滨气哼哼地吃完了饭。
家川怕家滨这样说孩子，红铃心里不好受，就数落家滨：
“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你有啥看不惯的。现如今这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强，没有胡子和日本人捣乱，还不就要求个进步啊，上一次，钟麟回来不也说他也要当什么……什么教导主任了，瞧，孩子们不是比我们强啊。”
红铃看出家川怕听到家滨数落孩子自己有啥想法，就笑着边收拾碗筷，边说：
“二哥，家滨说得对，升儿这孩子是有些不安分，每次回来我们两口子都说他，家滨说他是没把他当外人，是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
家川看看红铃，笑笑说：
“那是，那是，都是盼着孩子们好嘛。”
说着在鞋底上掐灭了纸烟。家滨往后一撤，抓起炕上的蒲扇扇着风，他边扇，边和二哥说：
“不说孩子们的事儿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二哥，今天我看到刘炮头被放出来了。”
家川听到这个消息也一惊，他想起了被刘炮头打断了腿的妹夫查舒威，他想到被刘炮头欺负的妹妹紫彤，这个人怎么又回来了，他不由地问了一句：
“他就住在咱们村了？”
家滨点点头：
“他手里有公安给出的信，那大周不得给安排呀。”
哥俩说到这都没了声音，但对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显然是不欢迎的。俩人又唠了一会别的嗑儿，就休息了。
城里乱哄哄的事儿，转眼也到了乡下。大周整天地忙着到乡里开会，回来就召集社员传达，闹得队上的农活没人干了，砖厂也快停工了。大周这个当兵出身的人，喜欢实话实说，开始跟着上面跑，今天召开斗批改现场会，明天又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今天要在村前屋后的大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明天又要在会场上挂上“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到底”的会标。大周忙得不亦乐乎，可到了年底，地全都荒了，连村里人的吃饭都成问题了，好多个孩子多的农户都来社上借粮食，说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大周想不通了，这搞社会主义也得让人们吃上饭不是。于是大周那炮筒子脾气又来了，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从今儿起，这大会小会咱不开了，社员下地，砖厂开工。就这句话，没有几日就传到了来村的工作组耳朵里，工作组的郝同志找大周谈话，大周就和他喊，郝同志问：
“社会主义好不好？”
他说：
“社会主义好，就是吃不饱。”
工作组的郝同志指着大周的脑门说：
“周书记，这样下去你会犯错误的。”
大周理直气壮地说：
“要是在我们村饿死人，我会犯更大的错误。”
说完，他一甩手走了，把工作组的郝同志晾在了屋里。
他来到了热火朝天的砖厂，社员们管这里叫窑地，是和泥、脱坯、烧砖的地方，前几年，是人工脱坯，效率极低，大周当了支书后，买了制坯机，效率一下提高了几十倍，村里的强壮劳力也都在这里。大周刚到取土的山根下，负责推土的家川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
“大周，水池里的水又没了，湿土已经没有了，现在有些窝工了，你快去看看吧。”
大周几步走到水池边，水池已见了底。大周顺着流水槽大步流星来到了水井边，这口井是前几年由上面来人说是贯彻什么精神时修的一口机井，井很深，有一次社上的一匹小马驹到井边喝水，失足跌了下去淹死了。这口井的井帮儿是用碗口粗的白桦木做的井套，井台是用大块青石板修砌的，到井口是两级台阶，以免牲口掉下去，在井旁还修了一个小砖房，原准备装配电柜和水泵用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停工了。大周当了支书后，为了解决窑地的用水，就在这口井的上面加了个辘轳，修了一趟水槽到窑地的水池中，只要有人把水打上来倒在水槽里，水就会流到远处的水池中，供前面的窑地用。前一阵子刘炮头回来，拿着公安局的介绍信，要在村里落户，大周就想起了这个废弃了的旧井房，一来解决了刘炮头的居住问题，二来打水也正好缺了个人手。于是，刘炮头就住进了这个井房，每天为窑地打水。但刘炮头这个人，天生的懒惰，这么多年仍没改变这个毛病，经常的偷懒睡觉，闹得窑地上是经常断水窝工，大周已狠狠地说过他很多次了，可还是不改。今天，大周满肚子气地来到机井旁，井台上没有人，两只木桶横七竖八的扔在石板上，石板上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滚烫，一滴水迹也没有，看来已是很长时间没打水了。大周推门进了井房，井房后面的小窗子开着，土炕上躺着刘炮头，他光着膀子，脸上遮着一把没了边的破蒲扇，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大周抓住刘炮头脸上的破蒲扇，照着他的脸上“啪啪”地拍了两下，刘炮头“呼”地从土炕上坐了起来，揉了一下惺忪的眼睛，一看是大周就满脸堆笑地边下地边对着大周说：
“周书记，你看我，又睡过了。”
大周气哼哼地看着他：
“你到外面看看，全窑地的人就等着你。你是少爷呀，你一天吊儿郎当的，想不想干，不想干，你给我滚，我这不缺你这头烂蒜！过去的事儿，在我这儿，没瞧不起你，对吧，可你现在这德行，我不想再看到。”
刘炮头用一只脚在地上划拉着鞋，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周，笑嘻嘻地点头说：
“书记，你别生气，我这就出去，马上干活，马上干活。”
刘炮头趿拉着鞋跑出小屋，归置了一下两只木桶开始打水，大周面无表情地走出井房小屋：
“今天扣你四个工分。”
说完，他向窑地走去。刘炮头看着大周走远的身影，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吐沫：
“呸，神气个屁！”
家川在窑地推了一天的土，感觉到浑身酸疼，进屋先舀了一瓢凉水，“咚咚”地喝了个痛快，一屁股坐在灶坑旁的小凳上。妻童氏也从外面进来，看了一眼家川：
“他爸，你先进屋歇吧，我做饭。”
“你不是也倒了一天的坯子吗？我来给你烧火。”
说完，家川起身到外面抱了一抱玉米秸，坐在小凳上点起了火，卷了一支纸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童氏麻利地做着饭菜。
天已经蒙蒙黑了，家川和妻也刚好做好了饭菜，还没等吃饭，外面匆匆地进来一个人，吓了家川和童氏一跳，定睛一看，是自己的儿子钟麟抱着小孙子余聪进来了，俩人看见钟麟后是又高兴又吃惊，他们不知道儿子为啥这个时候会来，童氏忙下地，从钟麟怀里接过孩子疑惑地看着他，家川不解地问：
“咋这时候来了，出啥事儿了？”
钟麟掏出手绢擦了一把汗，轻描淡写地说：
“我这儿没啥事，但城里这些日子很乱，有些工厂已开始了武斗，还有的兵工厂动用了坦克和大炮，我们学校也已经停课了，说是要停课闹革命。我想近些日子我可能要忙一些，晚上也不一定能回家，我想把聪聪放乡下住一段时间，等城里事态好一些时再接回去。”
聪聪一听要把自己放到这儿，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撇扯着嘴竟然要哭，钟麟忙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套孩子的新衣服，是一套小军装，领口还钉着两枚火红的领章，他冲着聪聪哄着说：
“聪聪，好孩子不哭，爸爸有事，你在奶奶这儿住些日子，爸爸有时间来看你。看，这是爸爸给你买的解放军衣服，你不是最喜欢解放军了吗？爸爸还给你买了一只枪，喜欢吗？聪聪。”
说完，钟麟又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小木枪，递给聪聪。聪聪破涕为笑，紧紧地抱住衣服和小木枪，笑盈盈的小脸上还挂着晶莹的泪花。
童氏听说城里很乱，就有些为儿子担心，眉头紧锁着看着钟麟，可当听说要把孙子聪聪放到她这儿，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乐呵呵地说：
“好好，我在家里闲着也没事，我看我的大孙子。”
说着，她亲了亲余聪那白嫩的小脸儿，孩子非常的懂事，紧紧地抱住奶奶的脖子，小声的对奶奶说：
“奶奶，奶奶，我可想你了。”
奶奶听到这里，更是喜欢得不得了，抱着孩子到炕上玩儿去了。家川看了一眼妻和孙子，拉了一把钟麟的手说：
“走，到你三叔那儿看一眼。”
说完，家川和钟麟就走出屋，他俩一路走，家川就问：
“钟麟，是不是你自己摊上啥事儿了，要不然你这么晚了咋能来这儿？”
“爸，我是有点麻烦事儿，没敢当着我妈的面儿说，我被停职了。”
“前几次回来不是还挺好的吗，不还说要提拔你当教导主任吗，咋就这几天就变了哪，这是因为啥呀？”
“上个月，我带几个我的学生到家里补课，时间晚了，我就留他们在家吃饭。这时，天下起了大雨，我的房本来就有点漏雨，再加上那天的风又大，结果屋里是漏得一塌糊涂，学生们就帮我用盆在屋里接水，等外面的雨不下了，屋里还在滴答，我看着满屋的盆碗，看着早已凉了的饭菜，就对学生们说，屋漏又逢下雨天，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万没想到，就这句话惹了祸，前几天有个学生到校革委会告我，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是现行反革命，学校就几次开批斗会斗我，说还要给我办学习班，晚上就不许我回家了。”
说到这，钟麟停住不讲了，家川听得不知所措，这时，俩人已经来到家滨的门前。家川“咯吱”一声推开家滨的门，催促着钟麟快进来，嘴里嘟囔着：
“这世道是怎么了，我觉得这孩子说的没错呀，怎么就犯错误了呢，快来和你三叔合计合计。”
家滨正躺在炕梢摇着蒲扇看房顶，红铃在给香秀剪着纸人，听到二哥的声音，家滨一骨碌爬起来，接着二哥的话问：
“二哥要和我合计啥呀？哎，钟麟咋也回来了，快屋里坐。”
钟麟忙与家滨和红铃打招呼：
“三叔三婶好。”
几个人都坐到了炕上，红铃拿了烟笸箩递给家川：
“二哥，你卷烟。”
家川接了烟笸箩，一边卷着烟，一边冲着家滨说：
“家滨，现如今城里这事儿我咋就想不通了，钟麟就说了一句下雨屋漏的话儿，就说是反革命，你说这还讲不讲理了？”
家滨好像并没有太吃惊，只是看了看钟麟：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几次坎儿，关键是要挺住，你爸、三叔不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这世道，我觉得也不对劲儿，黑白颠倒、好坏不分哪，你看这老实巴交读书的，却出事了，而那横踢马槽的却过得挺好，过得挺风光。听说前几天他还到什么地方把个书记给揪出来了，这还有没有个王法。”
说到这儿，他斜眼看了一眼红铃， 红铃装做没看见，没有理他，继续领着香秀剪纸人。钟麟也知道三叔是在说高升，三叔这个人，脾气很直，他原本对三婶儿带的孩子高升是很疼爱的，生怕邻里乡亲说闲话，可自从知道了高升抢了钟麟的媳妇，他就看不惯高升那股劲儿。自从高升当了造反团的头儿，他更是觉得高升不务正业，话里话外总是透着些对高升的不满，钟麟忙接过话来：
“三叔三婶儿，我还给你俩带来一个好消息，你看这是啥？”
说着钟麟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他打开平摊在三叔面前，指着一行大字念：
“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增补高升等十二人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钟麟高声的念着，家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把抢过报纸，仔细地看着那行大字，确实是高升当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红铃听钟麟念完，她不知儿子这是当的什么官儿，就问：
“他当的这是个啥官儿呀？”
家滨看了一眼红铃，把手中的报纸在红铃的眼前抖了抖说：
“他这官儿可当大了，就是过去的副省长。”
红铃不知副省长是个啥，但他知道儿子有出息了，她冲着家滨乐呵呵地说：
“这孩子我从小就看得出，不是一般的孩子，一定会有出息。”
家滨看了看红铃那笑盈盈的脸，又看了看手中那张白纸黑字的报纸，无奈地摇了摇头：
“哎，这都是命啊。”
家川听说高升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忙从家滨手里接过报纸，想仔细地看一看，他拿起报纸，认真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被下面的一幅照片给吸引了，照片上是一个人脖子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大牌子在那撅着，旁边是一帮穿着黄色军装，戴着军帽，腰扎武装带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在喊着口号，家川看了一下牌子，上面用黑色的笔写着王新华三个字，再看照片下面的小字写的是：
革命造反团的小将们，今天冲进走资派的老窝市委办公大楼，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子市委副书记王新华揪出进行批斗，在北方大厦广场召开批斗大会，会后造反团的小将们将王新华推上了汽车，在大街上进行了游斗。
家川觉得“王新华”这个名字好像很熟，但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把报纸向家滨眼前推了推说：
“家滨，这个市委副书记叫王新华，我觉得怎么这么耳熟哪，你看看。”
家滨听到王新华这个名字一愣：
“震满洲不是叫王新华吗？难道是他？”
家滨转身趴在报纸上仔细地看，由于报上的王新华是弯着腰，头顶冲着外面，看不清面目，家滨摇摇头：
“不见得起是他，要真的是他，那可就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