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在查家也达到了高潮，村头小学的后山墙上贴出了一条醒目的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兴。大周被罢官了，挨了批斗，那个工作组姓郝的对大周的耿直一直心怀敌意，就借机鼓动因参加劳动而对大周不满的刘炮头等人，搜集、整理了大周的好多黑材料，说他有反动言论，是反革命。大周就被一帮人五花大绑地捆起来，在公社所属的几个村子里游街，刘炮头等一帮人还找来家滨，让他给大周写个大牌子，因为家滨是查家屯为数不多的识字人。家滨听说让自己给大周写这个，气得脑门子青筋直暴，脸红脖子粗地说：
“我一个放牛的，不会写字。”
说完，拔腿就走。刘炮头一听家滨不写，就扯着公鸭嗓子喊：
“余家滨，你可别不识抬举，有人对我说过，每年你都给屯子里写对联，今天你是非写不可。”
家滨听到这里，转回身，狠狠地啐了刘炮头一口，恶狠狠地说：
“谁说的你找谁写去，我他妈的就是不会。”
说完，家滨头也没回地扬长而去。刘炮头在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嘟囔着：
“没你这个臭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
刘炮头和其他几个人就拎着一个大号的铁牌子，靠在场院碾坊的外墙上，自己在上面用白色的油漆歪歪斜斜地写了一行字：
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兴的反动言论：社会主义好，就是吃不饱。
大周就挂着这块牌子，白天游斗完，晚上不让回家，几个带着红胳膊箍的民兵就把他倒剪着双手关在队里的碾坊里，也不给饭吃，大周开始破口大骂这帮人，用脚狠踹碾坊那扇四处漏风的破旧木头门，后来脚踹破了，嗓子喊哑了，他就把头伸在碾坊的小窗口，死死地盯着外面的人愤怒地看着。刘炮头在窗外看见大周在看他，心里有些发怵，就走到几个民兵面前笑嘻嘻地说：
“唉，这个家伙可是一个上面挂号死不改悔的反革命，看他那模样，小心点儿可别让他跑了。”
几个年轻人听了刘炮头的话，相互对视了一下，开门走进碾坊，把筋疲力尽的大周拉到石碾旁，把背在后面的两个手的大拇指用细绳绑在了一起，用力把大周倒背着手吊在了碾坊的大梁上，大周疼得一声惨叫，昏了过去。
夜很深了，慧茹心惊肉跳地等了大周一天，看他仍没回来，她知道一定是游完了街又被锁在了破碾坊里，一定还没吃饭，她心疼丈夫，更担心他那打仗时伤过的腰，她卷开牛皮纸窗帘的一角，看看外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忙下地拿了一块屉布，从柳条笸箩里拿了两个玉米面饼子包好，走到躺在炕上的女儿海妹身旁，为她盖了一下夹被，关灯刚要出门，女儿海妹扑棱一下从炕上坐起来：
“妈，我也去看爸爸。”
这一声，把慧茹吓了一跳，才知道自己这个言语很少的女儿并没有睡着。她转身返回炕前，一把抱过海妹：
“你还没睡？好，我们一起去看爸爸。”
母女俩在漆黑的夜里向村西的碾坊摸去。来到碾坊旁，从破旧的小窗户里透出一丝光亮，慧茹凑过去一看，在冰冷的石碾子上，放着一个掉了茬的白瓷碟，碟中一点豆油上爬着一个二寸长的棉花捻，一点绿豆大小的火光，颤动着照在昏暗的碾房里。慧茹看了一下屋里好像没人，她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怀里的孩子抱得更紧了，她不知道这些人会把大周弄到哪里去，她正在犹豫，忽然看到房梁上吊着一个人，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去，正是丈夫。她不由得“啊”地叫出了声。孩子也被吓了一跳，紧紧地搂住妈妈。这一声，惊醒了坐在门前打瞌睡的民兵，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是公社派来的，他扭头向窗户这边看了看问：
“谁呀？半夜三更的。”
慧茹惊神未定地从小窗下走了过来，脚下一绊，险些摔倒，她语不成句地说：
“好兄弟，是我，我得进去看看他，这样下去不行啊，他腰上有伤，会出人命的，他可一天没吃东西了。”
慧茹急切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年轻人已认出慧茹了，知道是里面这个人的媳妇，看到半夜三更里母女俩那可怜相，也就动了恻隐之心，说了一声：
“进去吧，把他放下来，他也跑不了。”
慧茹紧走几步来到破旧的木头门前，把海妹放在地上，用手摸到了锁门的铁鼻，用力把闩门的硬铁丝拧开，抱起孩子跑了进去。她再一次把孩子放到石碾子上，在石磙子上摸到了吊起大周的绳子，慌乱地解开绳套，轻轻地把大周放了下来，大周无力地坐在地上，嘶哑的声音说：
“你怎么又来了，会连累你的。”
慧茹满脸泪水，一手搂着大周，一手抱过孩子，哽咽着说：
“我不放心，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点儿吃的。”
大周摇摇头：
“我吃不下。”
慧茹借着昏暗的光亮，看到大周满嘴起着大泡，又看到大周还被倒绑着双手，忙为他解开了绑绳，慧茹心疼地捧过大周的手，冰凉的双手，红肿有些发黑的拇指，慧茹的眼泪扑簌簌地落在大周的手上，大周看看哭成泪人一样的妻子，用沙哑的声音安慰说：
“慧茹，今后别再来看我了，连累了你，孩子可怎么办？看到你这样，我更难受，现在这样我不知我错在哪儿？我不服啊……”
说到这儿，大周看了看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爸爸的孩子又说：
“你在外面好好地照顾孩子，这孩子话少，可心里有数。”
说完，大周从慧茹手里接过孩子，用自己满是胡茬子的脸贴了贴孩子的小脸：
“海妹，要听妈妈的话。”
孩子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爸爸，一声不吭。大周转头对慧茹说：
“你回去吧，照顾好家，照顾好孩子。”
慧茹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把丈夫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把玉米饼子放到了碾盘上，低声地说：
“饿了，就吃一口，别糟蹋了身子，我和孩子等你回家。”
说完，慧茹抱起海妹走了。
第二天，天刚亮，几个民兵又来到碾坊，拉起大周挂上牌子，说公社来人要在窑地开全村批斗大会，全村的人都集中到空闲的坯棚子里，大周感到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他愤怒了，两个眼睛瞪得像牛一样，被一群人推搡着往前走，他们刚走到窑地的机井旁，刘炮头懒洋洋地从井房子里走出来，他一眼看到一群人推着大周来到这里，他嘻笑着拦住大周说：
“别这样蔫不唧的走哇，整出点动静来好热闹热闹啊。”
说完，刘炮头趿拉着鞋跑回屋，拿出一个破脸盆，在地上捡了一个玉米瓤子，递给前面的一个民兵说：
“让他敲盆，边敲边说牌子上的话。”
押解大周的几个民兵一阵大笑：
“好，让他敲，让他敲。”
说完，那个民兵就把破盆递给了大周命令到：
“听见没，拿着，敲！”
大周感到一阵晕眩，脑门子上的青筋憋得老高，他从没受过如此的侮辱，他一把抢过那个人手中的破盆，用力向那个人头上砸去，那个人低头躲过，破盆不偏不斜地正砸在刘炮头脸上，顿时脸被划了个口子，血流了下来，刘炮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被砸蒙了。那个递盆的人顿时恼羞成怒，从肩上摘下大枪照着大周的腰就要砸，大周蹒跚着脚步，几步走到机井旁，怒视着刘炮头等这群人，嘴里骂道：
“你们这帮畜生、败类，早晚会有人找你们算帐……”
说完，一头栽进了机井里，随着井下“咕咚”一声，周围的人发出一阵惊叫。
家川正在屋前拿了一把扫帚划拉落在地上的茅草，小孙子余聪穿着爸爸给他买的小军装，身后背着一只小木枪在家川的前后跑着玩儿。这时，从窑地机井旁传来乱哄哄的喊叫声：
“大周跳井了！”
家川听到喊声，先是一惊，忙停下手中的扫帚仔细地听着，他确定是出事了，忙喊孙子聪儿进屋找奶奶去，自己放下扫帚准备出去看看，聪儿却一溜烟儿似地跑了过来，扬着小手喊：
“爷爷，爷爷，我也去。”
家川看了一眼孙子，弯腰抱起聪儿匆匆地向机井那边走去。机井旁已经围了好多人，几个民兵也没见过这阵势，先前那个要打大周的民兵冲着旁边几个人重复地说：
“他畏罪自杀了，他畏罪自杀了。”
看得出，他也是满心的惶恐。家川拨开人群上了两级台阶来到井台上，向下看了一眼深深的机井，看了一眼不知所措的人们说：
“还愣着干啥？快找家伙捞人哪！”
人群“哄”地一下子散了，到各自的家中找捞人的家伙去了。家滨和老王没让出去放牛，准备到坯棚子开批斗大会，他俩刚把草料给牛添上，就听到这边出事了，撒腿就往这边跑，跑到井台前才知道是大周跳了井，于是就和家川及其他人一起开始捞人。不知是谁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慧茹，慧茹疯了一样抱着海妹跑到了机井旁，跪在井台上哭得死去活来，海妹瞪着一双大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忙碌的人们，不知这孩子深邃的目光里隐藏着什么玄机。下午时分，大周的尸体才被打捞上来，慧茹哭昏过去几次，在场的红铃和抱着聪儿的童氏都陪着她落泪，搀扶着慧茹抱着海妹到了家川家休息。家川、家滨及老王等人找来了门板帮着处理后世。小孩子不懂事，余聪跑过来拉起海妹要去外面玩儿，童氏看着哭得昏天黑地的慧茹，又看了一眼两个年幼的孩子，就放他俩到外面玩儿去了。
大周被草草地葬在了老西山的北坡上，老王不顾那个姓郝的多次阻挠，在大周的坟前立了一个木牌，找来笔和墨端端正正地写下六个字：
周兴书记之墓
老王在大周的墓前站了很久，好像自己也在这次运动中死了一回。在回来的路上，几个人都没有话，心情都很沉重，快到村口时，老王叫住了家川、家滨等几个人，从自己汗渍斑驳的小褂口袋里拿出孩子来时给他带来的七元四角钱，看了半天说：
“大周走了，他是个好人呢，留下这孤儿寡母的，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家川老哥，你把这钱给慧茹带回去，劝劝她，为了孩子还要好好地活下去，告诉她，大周的事不会就这么完了，这世道不会永远这样。”
听到这儿，其他几个人也都解囊凑了二十几元钱，家川接了钱，心情沉重地说：
“唉，大周冤呢，慧茹这孩子命苦哇，留下那个四五岁的孩子……”
家川无奈地摇摇头，几个人向村里走去。
查家村的“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因为大周的死有些淡漠了，人们不再那么容易兴奋，全村又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平静。
家川两口子经常到慧茹那边去看看，帮着做一些大事小情的，也经常送米送面接济她们。余聪和小海妹也成了莫逆的伙伴。说来也怪，那个不愿出声，一脸神秘的小海妹，和小余聪在一起时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有说有笑的，只有这时慧茹才会在孩子身上感到一种安慰，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余聪和海妹经常去的地方就是村西的小河沟，小河很浅，却总有一股清澈的水从远处流来；小河很窄，里面却有好多小鱼在游动，于是抓鱼就成了两个小伙伴的游戏。每次都是海妹从家里拿了一个洗得亮晶晶的玻璃罐头瓶，余聪领着她到小河的下游，海妹把罐头瓶放到草棵里。两个人在草地里拔一些长一点的蒿草，在小河中插一些树条，用树条把蒿草拦截在小河上。他俩就跑到小河的上游，光着小脚丫儿，顺着小河往下趟水，一直趟到拦在小河中央的蒿草旁，海妹就跑到草棵里拿出瓶子，灌上河水。余聪就用手在小河上的蒿草里面摸，一会儿，余聪脸上一片惊喜，海妹就跟着乐，余聪把手从河里拿出来，手里就捧着了一条小鱼，他们把小鱼放到瓶里，就把玻璃瓶举过头顶，对着太阳看那条惊慌失措的小鱼。就这样他们反复地重复着这个游戏，每次都是那样开心，孩子的笑容就像远处天边上那片彩虹那样灿烂。
忽然，有一天，奶奶跑到河边来找余聪，脸上露着欣喜的笑，她喊过满身泥水的两个孩子，对着余聪说：
“聪儿，你爸爸来了，你爸爸又工作了，你爸爸这次来，是接你回城里上学的。”
说着，奶奶抱过聪儿亲了一下，两行热泪从眼中流了出来，不知是儿子重新工作的喜悦，还是孙子即将离开她去上学而恋恋不舍。奶奶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向家走去。
钟麟的现行反革命帽子被摘了，又重新回到他阔别已久的讲台，并被学校破格提拔为主管教育的副校长。他这次来乡下，就是要把这个喜讯告诉给整天为他担惊受怕的父母，顺便把已到上学年龄的聪儿接到城里去上学。钟麟讲了一些令人激动的话，他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了，学校开始上课，工厂开始生产，过去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又都逐渐开始工作了，过不了多少日子，他猜测在我们这里改造的王书记也得回城了，看来这世道开始往好了变了。
第二天一早，钟麟把收拾得干净利落的余聪抱上自行车，让聪儿告别爷爷和满脸是泪、依依不舍的奶奶，进城读书去了。还没到村口，余聪一眼看到在路边一棵柳树旁，海妹正站在那儿，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凝神地看着他。余聪忙仰起头对爸爸说：
“爸爸，海妹来送我，我要和她说几句话。”
钟麟看看树旁的海妹，把余聪从自行车的前梁上抱下来，自己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点了一只，扶着车在路旁等着。小余聪跑着来到柳树阴下，笑着说：
“海妹，你是来送我的？”
海妹一脸凝重的表情，没有正面回答余聪，疑惑地问：
“你要走了，还回不回来？”
余聪有些犹豫，他回头看了一眼爸爸，又挠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心里没底地说：
“我还回来，我还要看我爷爷和奶奶呢。还要来看你呢。”
海妹茫然地看着余聪说：
“你家离这儿远吗？”
余聪无奈地摇摇头。海妹又接着说：
“上学了，就没有时间玩儿了，你会老长老长时间也不来，你回城里了，你家是住高楼吧？那里就没有小河了，你也就没处去抓鱼了。”
说完，小海妹从背后拿出一个晶莹的玻璃罐头瓶，清水中有一尾小鱼在欢快地游着，她郑重地把瓶子递到余聪面前：
“这是我们抓的小鱼，你拿回去养吧，城里没有这些。”
余聪接过瓶子，看见海妹的眼中全都是泪，余聪也感到鼻子有些发酸，他不敢正面看海妹，低下身把玻璃瓶儿放到树下，伸手在垂到脸旁的柳枝上折了一截，用手一拧，桶状的树皮就被拧了下来，他用牙咬了一下，一个柳笛就做成了，他放到嘴里呜呜的吹了两声，低沉的声音像是哭声，他递给海妹：
“给，以后就没人给你做柳笛了。”
海妹接过柳笛，看了又看，抬头认真地说：
“你不是还来看爷爷、奶奶，还来看……看我吗？”
余聪故意地抬高了声音说：
“那是当然，我还会回来给你做柳笛的。”
这时，爸爸在路旁也吸完了一支烟，轻声地喊着：
“聪儿，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太阳出来该热了。”
余聪应了一声，哈腰从地上端起玻璃瓶，冲着海妹扬扬手：
“我走了，我会回来看你。”
海妹看着余聪上了自行车走了，眼泪从那双大眼睛中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真的像钟麟说的那样，从城里来了一辆吉普车，神秘地把在查家村改造的王新华接回了城，听说又官复原职了。临走时，王新华笑呵呵地对家川和家滨说：
“我说这世道一定会变回来嘛！”
又过了两年，又传来一个消息，尽管家滨好像早有准备，还是令他有些震惊，经中共中央批准，高升被离职审查了，并被赶回了原来的机械厂，由原厂里为他办了离职审查学习班；再过两年，省里宣布将高升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逮捕了。后经新任省委书记王新华的从中协调，刑满后高升又回到了原机械厂当工人去了。
随着高升这段政治生涯的结束，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也即将结束了。人们都期待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就像严冬过后，企盼着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