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六年（183年），张角与他的弟子策划起兵推翻汉朝，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第二年，张角率领头戴黄巾的部众举起了反汉大旗，天下响应，举国震动。
司马迁但黄巾起义被汉朝镇压了，汉朝在名义上又延长了36年，到公元220年才被曹丕建立的魏所取代。据说魏属土德，所以尚黄色，连曹丕用的第一个年号也称为“黄初”，黄天真的取代了苍天。而曹丕实行的却是模仿尧、舜、禹的禅让，以后成为“汉魏故事”。
相传上古时的唐尧将天下传给了虞舜，这就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唐虞故事”。据说以后舜又传天下于夏禹，又有了一个“虞夏故事”。但禹死了以后，他原定的继承人益却没有即位，让禹的儿子启得了天下。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益主动让给了启，一是启杀了益。无论如何，禅让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因为从启开始就都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实行“家族天下”了。
今天的历史学家完全能够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解释这种禅让现象存在和消失的原因，并指出这并非中国的特产，但当年的儒家却以禅让为千古盛事，是天下为公的典范，颂扬唯恐不及，只恨未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可惜当皇帝的都讲究现实，尽管爱听臣下将自己比之于尧舜，却从来没有人愿意像尧舜那样传位于外人，连在生前就传给儿子而当太上皇的也屈指可数，其中出于自愿的或许只有乾隆皇帝，至于他在当太上皇的三年间是不是真将大权交给了儿子嘉庆皇帝，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可是另一方面，想接受“禅让”的人历来并不少。对于那些实际大权在握的权臣、军阀来说，要废掉傀儡皇帝自然已不费吹灰之力，但要自己当皇帝、建新朝却还有一道障碍。因为废了皇帝，甚至把他杀了，也还得在皇族中另立新君，否则就逃不了篡夺或弑君的恶名，不仅缺乏合法性，而且可能引起敌对势力的反抗。但如果让皇帝自己让位，自己再假惺惺推却一番，篡夺就成了“禅让”，傀儡和操纵者都成了尧舜般的圣君，所以“唐虞故事”实在是不可少的。
最早演出“禅让”的是魏文帝曹丕代汉，以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五代梁取代前朝时都如法炮制。五代时郭威（周）代汉时汉隐帝已被杀，只能由太后扮演禅让的主角。宋太祖赵匡胤代周是在一个早上完成的，但也少不了以周恭帝的名义下了一道禅位诏书。大概因为“唐虞故事”年代久远，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如何进行的，而曹丕代汉的过程却由《三国志》记载得十分详细，操作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汉魏故事”成了后世禅让的代名词和样板。
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迎至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后，汉朝就已名存实亡。但曹操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始终没有取而代之。不过到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已被“封”为魏王，第二年汉献帝又“命”他使用皇帝的仪仗，离真当皇帝仅一步之遥。可惜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死，接受“禅让”的手续就只能由他的儿子、继承魏王的曹丕来完成了。
首先是一系列“祥瑞”的出现，而且是从曹操的故乡谯县（今安徽毫州市）开始的。据说早在熹平五年（176年），黄龙曾出现在谯，太史令单飏预言这里“后当有王者兴”，50年内黄龙会再现。当时一位名叫殷登的人记下了他的话。221年三月，也就是隔了45年以后，谯果然又出现了黄龙，殷登作为见证人宣布单飏的话应验了。四月，饶安县（今河北盐山县西南）上报见到了白雉。以后这类报告不断，如八月石邑县（今河北获鹿县东南）报称有凤凰光临。
六月二十六日，曹丕率大军南征。其实当时并无军事上的需要，曹丕也并不真想进攻孙权，所谓南征只是为禅让作铺垫而已。七月二十日，军队到达谯县，曹丕在城东宴请当地父老和全军，并下令免除谯县两年的赋税。经过数月的巡游，曹丕于十月初四回到离首都许不远的颍阴县曲蠡（今河南许昌市一带），却没有进入首都。
这时，左中郎将李伏上书，公布了他多年保守的秘密，证明近来出现的祥瑞正是应在曹丕身上。这位李伏原是张鲁的部下。他说，当年在汉中听说汉献帝将魏国封给曹操，大家都以为必定封为魏王。可是姜合却说：“肯定封魏公，现在还不便称王。定天下的是魏公子桓（曹丕的字），这是神的旨意，符谶上说得很明白。”张鲁问姜合根据何在，姜说：“这是孔子《玉版》上的话，皇帝的历数，就是一百代以后的事也能预知。”一个多月以后，果然有人送来了写着这些话的册子。姜合以后归顺曹氏，病死在邺城。李伏说：“我已将此事告诉了很多熟悉的人，但考虑到时机没有成熟，不敢公开。您即位后一次次出现祥符，每次庆贺时我都想说明真相，但怕别人说我是讨好您。况且我原是张鲁部下，归顺的时间不长，说错了罪更大，所以一直忍着。现在祥瑞并呈，天意已经很明白，我心情无比激动，谨上表报告。”曹丕下令公布于众，又说自己德薄，实在不敢当，这是“先王至德通于神明”的结果。
于是刘廙、辛毗、刘晔等一批大臣上书，引经据典地证实李伏所称预言的正确性。他们说：“尧宣称他得了天命时，北斗星座前四星的位置就发生了变化；周武王还没有与商纣王作战，一头赤鸟就衔来了捷报；汉高祖尚未出世，他母亲就获得了神的预示；汉宣帝地位低微时，树叶上就显示了吉兆；汉光武帝的名字出现在图谶上时，他还是平民。可见天命授予圣哲，不必用华丽的辞藻，不必有芬芳的气味，只要有具体的迹象出现就能得到证明。汉朝的衰落已经有好几代了，从桓帝、灵帝末年的大乱到现在也二十余年了。总算老天爷有灵，使圣人诞生来解救苦难，所以用符谶预告，以显示天命所在。您即位不到一年，天上、地下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祥瑞，四方的百姓争先恐后地来归顺，自古以来的典籍上从来没有记载过这样的盛况，我们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呢？”曹丕说：“健壮的小牛像老虎，恶草的幼苗似庄稼，有些事会似是而非，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大概是为了用大臣们的话来“说明我德行的不足”。曹丕命有关官员向百官宣告，使大家都了解。
眼看舆论造得差不多了，太史丞许芝在十月初九正式向曹丕报告了魏代汉的谶纬。
他首先根据最权威的《易传》所说“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巳日见”，而最近一次发现黄龙正是七月四日戊寅，应该是帝王受天命的最明确的预兆了。此外，蝗虫、麒麟在这时节的出现都是符合《易传》记载的典型的祥瑞。
接着他又引证了大量谶纬书籍中的记载和曹操名人的言论，说明汉朝气数已尽，魏代汉是早已安排好的天命。如《春秋汉含孳》说“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说“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说“汉以许昌失天下”“汉以蒙孙亡”；故白马令李云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等等。这些话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有的却要作一番解释。如所谓“当涂高”，是指当着大道的高大建筑物——象魏（或魏阙），暗含一个魏字。“蒙孙”据说是指汉朝第二十四代皇帝，或者说是指以非嫡嗣身份即位的皇室后代。而汉献帝非皇后所生，又是汉朝的二十四代，汉朝注定是要亡在他手里的。而《孝经中黄谶》和《易运期谶》的记载就更绝了：“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按汉隶的写法，曹字的上半部正是东字缺下半部（火字），下半部是个日字，符合“日载东，绝火光”；不字加一横正是丕，说明继承汉朝400年天下的只能是曹丕了。“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鬼在山，女禾连，王天下。”许昌要发生君臣易位，取代者为魏（汉隶的魏字右边鬼字下有一山字），是再清楚不过了。至于“四百之外”和“五八四十”，根据许芝的解释，上天安排帝王易姓的周期本来是720年，但有德的朝代可以延长到800年，无德的只能有400年。汉朝已经有426年了，如果从春秋时麒麟出现作为新周期的开始就有700多年了，已经到了“四百之外”。而天上太微垣黄帝星（代表魏国）变得明亮，赤帝星（代表汉朝）却经常见不到，已经有40年了。星象变化的种种迹象表明，改朝换代的时间已到。
这位太史认为，历史上圣人出现时的祥瑞不过一两样，而曹丕即魏王位后的祥瑞简直不胜枚举：黄龙、凤凰、麒麟、白虎、甘露、醴泉、奇兽无所不有，是自古以来最美好的。而岁星已出现在大梁的范围，正是魏的分野，与当年周武王伐纣、汉高祖入咸阳时出现的星象相似。作为史官，将如此重要的图谶和天象上报，是应尽的职责。
谁知曹丕的答复竟是断然拒绝，他下令道：“当年周文王已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还向殷朝称臣，得到孔子的赞叹。周公实际行使了君主的职权，完成使命后还是归还给成王，备受称颂。我的德行虽远不如这两位圣人，但怎么能忘记‘高山仰止’的道理呢？”“我的德行薄极了，地位鄙极了，只是生逢其时，有幸继承先王留下的事业，但还没有使天下都受到恩泽。虽然已经尽力来救济魏国的百姓，但还有受冻的人，还有人吃不饱肚子。我睡梦中都感到担忧恐惧，不敢稍有懈怠，只求能够像现在这样太太平平地终老，使魏国得到保全，使我死后见到先王时感到没有辜负他的托付。我的愿望和志气都有限，只要能守成就行了。所以尽管祥瑞屡次出现，我只能增加不安，已经六神无主了。像许芝这些话，我岂敢听呢？这些话使我心里害怕，手发抖，字都写不成，意思也表达不清。我曾作过一首诗：‘战乱纷纷已过十年，白骨累累纵横万里，可怜的百姓还能靠谁？我要辅佐汉室治理天下，功成后交还政权辞职回乡。’我一定要遵守这一誓愿，绝不是说假话。因此昭告天下，使大家知道我的心意。”
可是大臣们似乎根本不理会曹丕的态度，侍中辛毗、刘晔，散骑常侍傅巽、卫臻、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及给事中、博士骑都尉苏林、董巴联合上书：“您的令书辞意恳切，坚持谦让，比起舜、禹、商汤、周文王来也毫不逊色。但是古代的圣哲之所以接受天命而不推辞，也是为了遵奉上天旨意，满足百姓的期望，身不由己呀。”他们引用《易经》等经典，列举形势，证明天意不可抗拒，请求曹丕“急天下之公义”，“宣令内外，布告州郡”，使全国都知道上天的旨意和自己的谦让态度。
曹丕下令道：“让天下人了解我的心意是对的，至于其他的话难道是指我吗？我怎么敢当？”“最近东征时经过的郡县和屯田，百姓面有饥色，有的人连短衣都没有一件好的，这都是我的责任，所以上有愧于这么多的祥瑞，下对不起百姓。这说明我的德行连当一个统治一方的王都不够，还想当皇帝吗？你们应该立即停止这类建议，不要加重我的过失，使我死后不至于给世上的君子笑话。”
十月十一日，曹丕向百官公布此令，却并没有使大臣们的热情降温。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人上书，认为“天地之灵，历数之运，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汉室的失德由来已久。而曹丕即位以来的“至德”已经广被上下、天人感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作为的大人，事前做的事不违天意，事后做的事遵从天时。舜、禹见天时已到就不作谦让，因而百姓受到及时的救济，万物普遍获得恩惠。现在四面八方、全国上下都在殷切期待着，上天在保佑您，神都在为您尽力，天下的十分之九已归顺于您，远远超过了当年周文王的三分之二。您要再不接受，实在是过于谦让了，我们大家真于心不安。”
曹丕的答复更加明确，他说：“世上最缺少的是德义，最富余的是随大流说的假话，常人的性情就是不重视所缺少的，喜欢本来就富余的。”“我虽然德行不足，总还希望不像常人那样爱听假话。岩石可以被击碎但不失坚硬，丹（朱砂）直到被磨尽也保持红色。丹、石这样的小东西尚且能坚持自己的品质，何况我多少算一个士人，又受过君子的教育呢？”在引述了古代圣贤事迹后，他表示尽管自己德行不如周武王，道义上有愧于伯夷、叔齐，但必定要立下丹石之志，绝不会信从假话，要学习圣贤的品德。“常言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这样的志向，难道是可以夺走的吗？”
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好像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戏还得演下去，这就需要傀儡皇帝上场了。两天后，汉献帝正式向魏王曹丕下了禅位诏书，并派兼御史大夫太常张音为专使奉上皇帝的玺绶。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书：“天命弗可得而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而违”：请求召集文武大臣，公布诏书，顺应天命，并着手制定禅让的礼仪。曹丕下令：“只能商议不该接受的理由。现在正在军旅之间，等回去后再正式答复。”尚书令等再次上书：“汉高祖接受天命时正在军旅之中，为了畏惧天命，不敢拖延，就在驻地举行即位仪式。现在您接受禅位的诏书，应该召集百官，集合全军上下，使大家都知道天命。军营中地方狭小，可以在附近平地建坛，布置举行仪式的场地。我们与侍中、常侍等已经擅自讨论确定了礼仪，太史官已选定了吉日。”曹丕说：“我实在不敢当，其他事情还有什么好谈呢！”
侍中刘廙、常侍卫臻等又奏：“汉家遵照唐尧公天下的道理，陛下（注意，已不称殿下了）以圣德接受历数的安排。上天和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应该顺应灵符，及时即位。根据太史丞许芝的意见，本月十七日己未是吉日，可接受禅位，已经安排布置了坛场，具体情况另行奏请。”曹丕说：“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设坛场呢？这些东西搞它干什么？我是要辞让不接受诏书的。那么就在帐前开读玺书，仪式与平时受诏时一样。再说现在天气寒冷，应该停止筑坛工程，让工匠回家。”在开读汉献帝的诏书后，曹丕下令道：“我岂能接受诏书，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必须起草辞让的表章，奉还皇帝玺绶。古代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甫，舜让天下于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他们不是回到颍水之阳去耕地，就是以疾病作推托；或是远入山林，让别人不知所在；或带了妻子出海，终身不再返回；或者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耻辱，投水自杀。况且颜烛为了返璞归真而辞去官职，王子搜在丹穴中即使被烟熏死也不愿出来，柳下惠不因为三公之贵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曾参不以晋、楚二国的财富而放弃仁义。这九位先哲都有很高的节义，不为富贵所动，因而被史书记载，流芳百世。求仁得仁，仁其实并不远，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难道就不如他们吗？我坚决不接受汉朝的诏书，宁可跳东海自杀。赶快上奏章归还玺绶，布告天下，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决心。”曹丕的决定于十月十五日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