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朔楼原在甘肃省庆阳县北城门楼上，岳阳楼在湖南省岳阳市西城门楼上，两楼一个在北，一个在南，相距几千里之遥，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这里面有一段历史因缘。
时间：北宋时期。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历史名臣范仲淹受命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庆州知州。那时，庆州的治所就是现今的庆阳县城，是北宋防御西夏的前沿阵地。范仲淹临危受命，来此地任职，担负起了抗御西夏入侵的重任。他在采取一系列巩固边防的有效措施期间，又于州城北城门上修建了镇朔楼。“朔”，北方的代名词，古有“朔方”之词。同时，庆阳在南北朝西魏时，曾名“朔州”。根据“朔”字词义，镇朔楼就是镇守北方的城楼。《庆阳县志》云：“镇朔楼，一名威武，又名筹边，即是城北门楼。”
镇朔楼有多高有多大，在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重修时，其重修碑文中写到：“楼为七楹，其崇五十尺，深四十尺。”这是旧楼的规模，重修时，“皆视昔有加。”“楹”，计算房屋的单位，一楹为一列，七楹就是七列，一列相当于或大于今天的一间房子，所以楼的宽度有七间房子宽，大约有二十多米，楼的入深大约为十三米多，这样楼占地面积为二百六十多平方米；楼高大约为十七米，为三层，每层平均近六米。由此观之，镇朔楼是非常壮观的。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范仲淹修镇朔楼的用意在于“战略威慑重于战役厮杀，文化感染浓于鲜血恣肆，情感融合大于即时呐喊。”这是因为范仲淹是一位重视于现实、保境安民的忠臣良帅。根据他对宋夏双方实际情况的分析对比，在军事上采用守策。主张以守为主，兼之以攻，攻也是攻近不攻远，是为了更好地守。修建镇朔楼，正是体现了范仲淹的这种军事思想。《庆阳县志》又载：镇朔楼在明朝孝宗弘治年间重修时，给事中王重题悬有“天开形胜，险设金汤”之匾。此匾题词既说明庆阳在军事地位上的重要，又是对范仲淹镇守庆州的战略思想与功绩的高度赞扬。
就在范仲淹修建成镇朔楼后不久，朝廷调他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镇守边关的另一位名臣韩琦共同开府泾州。韩琦注重管理泾原路，范仲淹注重管理环庆路。范仲淹在离开庆州时，接任他职务而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兼庆州知州的人，是由他推荐的原任泾州知州滕宗谅。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即为“同年”；曾任泰州从事，与范仲淹一起修筑过海堰堤；以后又先后调回朝廷为官，共同谏劝刘太后还政于仁宗皇帝；当西夏赵元昊称帝入犯宋朝边界时，他们又同为边臣，担当起了守卫大宋疆土的重责。长期共事，使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范仲淹深知滕宗谅的才干，所以推荐他代任自己在庆州的职务，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在滕宗谅来庆州任职时，必然看到了新建的镇朔楼。我们推测：他由衷地为镇朔楼的雄伟而赞叹，为范仲淹的深刻用心而敬佩。
在此之前，滕宗谅任泾州知州时，恰遇以葛怀敏为主帅的宋军在定川寨战败，西夏军乘胜向南侵袭，泾州首当其冲。在这种危难之机，滕宗谅看到泾州城内的士兵大部分被葛怀敏带走而战死在了疆场，下剩的士兵不但数量少而且多为老弱，难以抵挡挟胜而来的西夏兵的进攻。便灵机一动，一方面派人向四周的郡州求援，一方面雇用数千名农民换上士兵的衣服上城守卫，虚张声势。他还招募一些勇敢机灵之士深入到敌占区，侦察敌军驻守情况、行军路线，以及沿途的地理环境，他将这些情报不但自己用，同时又派人送往附近郡州使用。范仲淹在庆州接到求救信后，立即带领环庆路的军士赶赴泾州援救。时值九月，阴云密布，寒风萧森，淫雨连绵，道路泥泞，加上宋军多次吃了败仗，将士的心情阴郁沮丧到了极点，很不利于战斗。滕宗谅看到这种情况，乃决定动用国库钱币，在农民家中购买牛驴，烹牛设酒，迎接和犒劳援军。他又派人将在定川寨阵亡将士姓名记录在册，供于佛祠，亲自率领官员哭祭，并拿出钱财，从厚安置抚恤遗孀遗孤，使她们各得其所。同时，他还动用国库钱帛，遍赏前来拜谒的属羌部落的酋长，以示笼络。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感动和激发了将士的士气。大家同仇敌忾，协力防守，泾州的险恶形势才稍稍安定了下来。从这件事上看出，滕宗谅是位有勇有谋、能独当一面的州帅，因此范仲淹才向朝廷举荐他代替自己在庆州的职务。
然而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一个叫郑戬的人揭发滕宗谅在泾州任上耗费公用钱，监察御史梁坚抓住这件事弹劾滕宗谅。仁宗皇帝下诏，命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审理这桩案子。这件事又出现蔓延之势，将泾原路都部署兼知渭州（今平凉）的张亢、武将狄青、种世衡也牵扯了进去。对这件事，范仲淹完全知情。他先后向仁宗皇帝上了《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再奏雪张亢》等谏书，以后又撰写了《答窃议》等文章，为滕宗谅、张亢等人辨诬。范仲淹认为：滕、张等人动用国库钱币，是战争的需要，是为了保土安民，完全为了公事，并未人私囊。他甚至说，一旦审出有人私囊的情节，他首先甘愿受罚。滕宗谅在范仲淹的大力救助下，免去了长期的牢狱之灾，先后被贬官为“权知凤翔府”、“知虢州”、“知岳州”。当蒙受不公正待遇的滕宗谅从荒凉的黄土高原上的庆州来到水乡泽国的岳州，面对浩淼的洞庭湖，心情才有稍许安宁。当然，他十分感激范仲淹对他无私的救援，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
在滕宗谅受诬遭贬的时间内，范仲淹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因他守边有方、有功，被调回朝廷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丞相职务）。他在任参知政事期间，与枢密副使富弼等人，上万言书，提出十项改革措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由于大力推行新政，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的利益，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遭到一批朝臣和地方官员的竭力反对，“庆历新政”仅坚持一年零四个月便失败了。范仲淹在朝中难以立足，要求外调，先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兼知邠州，后又以给事中知邓州。据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中说：他申救滕宗谅时，正是“予时待罪政府，尝力辩之。”这就是说，他刚好被免去了参知政事职务，正在受难。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救援滕宗谅，以正视听，伸张正义，竭尽友谊。
范仲淹在知邠州时，接到了滕宗谅从岳州发来的一封信，请求他为新修的岳阳楼写篇碑记。滕宗谅的《求记书》全文如下：
六月十五日，尚书祠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知岳州军州事滕宗谅，谨驰介致书，恭投郡府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瑰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着。今古东南郡邑，当山水间者比比，而名与天壤同者，则有豫章之滕阁，九江之庾楼，昊兴之消暑，宣城之迭嶂，此外无过二三所而已。虽寝历于岁月，挠剥于风雨，潜消于兵火，圯毁于难患，必须崇复而不使随圯者，盖由韩吏部、白宫傅以下，当时名贤辈各有纪述，而取重于千古者也。巴陵西跨城闉，揭飞观，署之曰：“岳阳楼”，不知俶落于何代何人。自有唐以来，文土编集中无不栽其声诗赋咏，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宗谅初诵其言而疑且未信，谓作者夸说过矣。去秋以罪得兹郡，入境而疑与信俱释。及登楼，而恨向之作者所得仅毫末耳，惟有吕衡州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此粗标其大致。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属，于韩、柳、刘、白、二张、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七十八首，暨本朝大笔如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之作，榜于梁栋间。又明年眷，鸠材俘工，稍增其旧制。古今诸公于篇咏外，率无文字称纪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异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久焉？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自君山洞庭，杰然为天下之最胜，切度风旨，岂不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冀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与。谨以《洞庭晚秋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冒清严，伏惟惶灼。
信中总的意思是说：他正在重修岳阳楼，请范兄写一篇重修碑记。据说，滕宗谅在修成岳阳楼后，想起这几年的遭遇，大哭了一场。鉴于这种情况，范仲淹正要借机规劝滕宗谅，忘记过去。面对未来，因此范仲淹答应了滕的请求。庆历五年年底，范仲淹调知邓州。在邓州知州官邸里，一篇文情并茂、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就这样诞生了。
《岳阳楼记》一开始就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这是说，滕宗谅是在庆历四年（1044年）春天来到古称为巴陵郡的岳州任职的。过了一年，天下太平，政通人和，各地都大兴土木搞建设，作为岳州知州的滕宗谅也不甘落后，重修了岳阳楼。岳阳楼在岳阳城西城门上，濒临洞庭湖，威武而雄壮，为天下四大名楼之一。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开元四年（716年），由当时驻守岳州城的张说（唐代名相）所建，始定名为“岳阳楼”。据说此地在三国时为一高台，是东吴大将鲁肃操练水师的指挥台。在《岳阳楼记》上，范仲淹没有详细记述重修的情况，仅说“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说明这次重修是在原基础上只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将唐代的名人和今天名人所题写的诗赋刻在了上面，增加了岳阳楼的文化内涵。而把文章的重点放在了用极优美的词语描述了洞庭湖不同情况下壮观的风光，以及概述了“霪雨霏霏”和“春和景明”两种不同的风光在人们心里诱发出的不同的情感，写景寓情，情景交融，从而水到渠成，很自然引出一段精辟的议论，悦人耳目，震撼人心。因此，有人说这篇散文为千古不朽文章，引起了古今很多人们的喜爱，一点也不为过。
根据范仲淹与滕宗谅之间的不平凡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以及历史名篇《岳阳楼记》的撰写，就将镇朔楼与岳阳楼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镇朔楼的新建启发了岳阳楼的重修。在战争阴云笼罩下，物资又是极端缺乏，范仲淹仍不忘当地建设，利用战争间隙，修建了雄伟的镇朔楼。应该说，范仲淹这种思想和行为，对滕宗谅影响是很大的。当滕宗谅来到水乡岳阳后，社会已呈现出相对的和平繁荣景象，很适宜搞建设。他站在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的洞庭湖边上，目睹陈旧甚至有些残破的岳阳楼，必然想起了焕然一新的镇朔楼，想起了才华出类拔萃的挚友范仲淹的所作所为，这使他下定决心，庀工备材，重修了这座历史名楼，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可以假想，如果他不在庆州看到镇朔楼、深受范仲淹行为的启发，未必有对岳阳楼的重修行为，即使重修，也会成为不同于现今的另一种情境。
滕宗谅请范仲淹为重修的岳阳楼写碑记，是为了酬答挚友相救之恩。写重修碑记，当地不是没有这样的文才，而且滕宗谅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文人，具有极好地写作能力。范仲淹在《祭同年滕待制文》中说：“呜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词高妙，志意坦明。”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滕宗谅不亲操笔楮而舍近求远，写信给远在七八百里之外的范仲淹，请他来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想让岳阳名楼因范仲淹这位名人作记而名重千古，说明滕宗谅非常敬重范仲淹的为人，说明滕宗谅非常欣赏范仲淹的文才，更说明滕宗谅以此来报答范仲淹的相知相救之恩。范仲淹不负重托，扬扬洒洒地写下了这篇名贯古今的奇文。这篇奇文，不仅是范仲淹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的抒发，而且也是巧妙地对滕宗谅耿耿于往事的规劝。作为博大的洞庭湖，尚且既有“春和景明”的时候，也有“霪雨霏霏”时候，更何况人的一生！在人生处于顺境时，我们不能一味“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在人生陷于逆境时，更不能“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我们要向古代仁人志士学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本来是规劝之语，但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凝古今从政做人的精髓为千古绝唱，成为许多革命志士的座右铭。岳阳楼因这篇《岳阳楼记》更加出名，滕宗谅因这篇文章为后人所熟知，这是范仲淹与滕宗谅始料不及的。
岳阳楼记虽然写于邓州，却发端于庆州。范仲淹之所以能写出这篇千古奇文，固然与他为国为民的胸怀和深厚的文才有关，也与他在庆州一段经历不无关系。如果没有范仲淹在庆州一段经历，没有他率军救援泾州、目睹了滕宗谅的所作所为的过程，没有他坚持正义多次上书为滕宗谅辨诬的行为，没有时时关怀同年、经常不忘规劝滕宗谅想开点的思想，他能写出这篇感情充沛、文辞俊美的文章吗？写文章既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更要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经历和真挚的情感，作者不带情感着文，很难出好的作品。《岳阳楼记》，既是范仲淹一生光辉的思想和行为的写照，又是他无私关怀滕宗谅情感的浓缩。范仲淹义薄云天，才造就了《岳阳楼记》千古！
从镇朔楼到岳阳楼，引发出了一段文人相敬、挚友相助的佳话，值得令人回味。可惜镇朔楼在清同治年间毁于战火，现仅存一品梁栋，人称“神栋”，继续印证着范公仲淹在庆阳的功德；岳阳楼仍然雄立在洞庭湖边，向人们述说着这一段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故事。
清朝乾隆年间庆阳知府赵本植在重修镇朔楼时诗云：“岳阳湖海波涛阔，北地金汤气象雄。”北地，庆阳府即今庆阳县在秦汉时的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