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这篇奏文写于庆历三年（1043年）二月，是针对本年正月西夏赵元昊遣六屯使、伊州刺史贺从勉来京致书求和一事而与韩琦共同上奏的。范仲淹为了汉羌民众的安危致力于两国和解，曾冒着危险写了《答赵元昊书》，但当赵元昊遣使求和时，却又为什么不让朝廷许和呢？这是因为范仲淹认定这次西夏的求和是假，其中有诈。
范仲淹根据自己与赵元昊打交道的实践，认识到赵元昊私心过重，且狡诈异常，不可相信；而且就目前的形势，赵元昊不可能真想和解。他在奏文中说：“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屡战屡胜，未有挫屈，何故乞和？”根据我们常人思考，一般的情况下，只有战败国在难以支撑情况下，才纳款求和。而赵元昊在三年以内，连续取得三川口战役、好水川战役、定川寨战役的胜利，生擒宋统帅刘平、石元孙，杀统帅任福、葛怀敏等人，先后消灭宋军近三万人，具有这种辉煌的胜利而主动遣使求和，岂不让人生疑？更何况是人中精英范仲淹呢？就算是两虎相争，两败俱伤，那也是连年征战，“令赵元昊知众之疲，闻下之怨，乃求息肩养锐，以逞凶志，非心服中国而来也。”范仲淹在奏文的开头，就把赵元昊遣使求和的用心讲得非常明白，所以范韩二人奏请朝廷不可许和，以免上当受骗。
为了加强对自己观点的说明，奏文又引经据典，讲了不可许和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大意是：对西夏只能每年赏赐一些金帛进行笼络，不能在名号问题上退让。赏赐金帛，我们可以从节俭上取得补充，而名号不能给予人。如若在名号上让赵元昊得逞，虽然不至于出现像后五代石敬瑭事契丹为父的耻辱，但后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第二个理由大意是：民众目前还以朝廷为正统。“人知顺逆去就之分。”倘若赵元昊在靠近大宋边界的天都山称帝建都，与宋帝平起平坐，那么“陕西戍兵、边人”有了过失，就会逃到西夏；“四方豪士，稍不得志。”也投靠西夏，这样“彼多得汉人”，会与契丹并立，“夹困中国”，就不会有“太平之望”了；第三个理由大意是：有人说，胡人本心只在掠夺财物人畜，无意入主中原。但在南北朝时有过北魏的拓跋珪、后赵的石勒、汉刘聪、前秦苻坚、夏赫连勃勃，以及近代后唐李克用父子等政权，这些政权都是汉人唆使而建立的。赵元昊在取得定川寨胜利后就有“定关辅之言”，他岂不会得到汉人的帮助？
在呈述了三个不许和的理由后，又讲了大可提防的三个方面：一是提防赵元昊用讲和的办法欺骗和麻痹我们，使中国君民思想懈怠。“三四年间，将帅懈慢，士卒骄惰，边备不严，戍政渐弛”。如果形成这种状况，赵元昊像前多年一样突然举兵入侵，我们何以应对？这种情况不能不防；二是赵元昊借讲和之机，对内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对外吞并接界的其他少数民族，以壮大自已。在他初政时，就有亲自率军攻取延州之志，那么“今夏强盛，岂更息心？”狼子野心，不能不防！三是前五年战争，西夏已是民贫国困。赵元昊借讲和之后，开边贸易，补充财力。“待其给用既毕”，养肥了自己，再找借口兴兵入侵，以满足他的私欲，这也要提防。
此时，西夏使臣远未到京城，所以范仲淹在提出了三不许、三个提防之后，就如何答复西夏讲和的请求，又讲了四点：一是对名号的请求，如其“大言过望，坚求僭称”（即越分自封帝王称号为僭号），就以“不可私许大号，坏中国大法而加以拒绝”；如“彼卑辞厚礼，止是求兀卒之称，则按唐单于、可汉故事”，同意他们的要求。无论怎么答复，有一条不可忽视：“亦预防其阴谋，严饬边臣修葺城寨，训练军马，储蓄粮草，以备虚诈”；二是要求割让熟户，特别是求割强梗的横山一带的熟户的请求，绝不能答应，可以用“灵、夏甚有汉户，能割给朝廷否”的反问而堵他们的嘴；三是允许羌人到京师做生意的请求，可答复为“昨来战斗之后，甚有军民没阵，其子孙骨肉衔怨至深，必恐道途之中多有仇杀，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于边上建置榷坊，交易有无，各得其所。”榷坊，就是专卖市场；四是罢修城寨的请求，可答复为“边界熟户、生户多有仇怨，常相侵害。须籍城寨驻兵，方能镇静，使各安居尔”。退一步讲，万一使者来，态度傲慢，强辞夺理，提出一些过分要求，那么就直接拒绝他们。但用词要得体和缓，招待要大方周到，让使者贪图安逸，多住几日，加上他们的往来，超过四个月时间，那时，“城寨多固，军马已练，或坚壁而守，或据险而战，无足畏矣。”
以上是针对赵元昊遣使求和的行为的认识和应对的措施，那么对于今后的御夏策略，范仲淹并代表韩琦又简略地对以前的战略思想进行了重申。他说：“臣等已议，一二年间训兵三四万，使号令齐一，阵伍精熟，又能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则横山一带族帐可以图之。降我者使之纳质，厚其官赏，各令安居，籍为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从则戮，我军鼓行山界，不为朝去暮还之计。元昊闻之，若举国而来，则我退守边寨，足以困彼之众；若偏师而来，我则据险以待之。蕃兵无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岁三五出。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则山界蕃部势穷援弱，且近于我，自求内附，因选酋豪以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计为意，当军行之时，不以小胜小衄黜陟将帅，则三五年间可集大功。仍诏中国臣僚，不得辄言边事，以沮永图。我太祖、太宗统辟四海，创万世之基业，今以三五年之劳，再定西陲，岂为晚耶？契丹闻国家深长之谋，必惧保盟，不复轻动，然后中国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贼非礼之求不必从者，盖有此议”。这就是说，我们希望两国和解，实现和平，以利民生，但绝不上投我们所好而施展的诈谋骗局的当。要牢记有备无患的格言，立足于正确的谋略和长久的备战，形成强大的军事势力，以赢得和平。赢得的和平比轻许的和平更可靠。
随后，范仲淹在奏文中回答了“今王师不利者数四，而未思戢兵”与“兵不可久，久则民困而财匮”的疑虑。他认为，前两年宋王朝多次战败是因为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人们忘战之过。经过这几次战败，惊醒了许多“有心力之人”，便会“鉴其复辙，各思更张，将有胜贼之计”。而且，中国这么大，偶尔出现几次失败，并未伤元气，还可振作复兴。关于打持久战之事，经过这两年的备战，城寨已修，兵将精熟，粮草的供应又采取了屯田兴农、退食次边和经营商贸等措施加以解决，不存在民不困、财不匮的问题。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范仲淹坚执守策、精心经营的结果，凝聚了范仲淹的多年心血。
最后，范仲淹说，他“三年塞下，日劳心忧”，不是不想要和平，“盖见西贼强梗未衰，挟以变诈，若朝廷处置失宜，他时悖乱，为中原大祸，岂止今日边患哉？”忧民忧国，忠心耿耿，可鉴天日。每读至此，不能不长叹一声，伟哉范公。
此文通篇贯穿了“有备无患”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不无借鉴之处。虽然，全世界都在讲和平、讲发展，但要安而思危，和而备战，一旦有变必然不慌，应对自如，措置恰当，确保安全，立于不败之地。明人李文忠登范仲淹修建的《镇朔楼》有感：“人和尚藉金汤险，世泰难忘战守谋，千载我师惟范老，一生芹曝是先忧。”
文章写得逻辑严密，说理精当，前后照应，文字通畅。在那时，是至当的奏文；在今天，是优秀政论文。读此文，不仅能全面了解范仲淹御夏的整体思想，而且为范仲淹的忧患意识而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