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又言：伏见陕西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等各除枢密副使，并以西寇未宁，恳辞恩命，朝廷再赐手诏，督令赴阙。臣窃料琦等必再有陈论，辞让于未决之间，而异同之说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来也；曰一处乎内，一处乎外也；曰皆留在边也。使之偕来，此朝廷之本意。盖陛下推断之明，采至公之论，以二人久边陲，详知本末，致之宥密，思有变更，将发求破贼之计尔。（《长编》）
二十四日，公起发往邠州，提举并就近勾抽乾、耀州新兵，请知州、通判内一员押赴，一依宣命指挥，重行拣选。并排连人员及指画阅教次第，并商量定夺盖造营房。（《年谱》）
五月，江淮岁漕不给，京师乏军储，发运非人。公言国子博士许元可独倚办。辛未，擢元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判官。京师足食。此前，有《奏举张去惑许元》、《奏乞将所举许元张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辛卯，公与韩公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得其人则致化，失其人则召乱，推择之际，不可不谨。虽曾诏臣僚各举所知，或举主非贤，则多谬荐。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令中书、枢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赐敕一道。若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当议旌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并与同罪。所贵生民受赐，寇盗自息。”从之。（《补遗》）
是岁，自春至夏不雨，公上书六事。其略云：“臣亲闻德音，谓屡有灾异，当修德以及民。拜诏臣等谨省刑法，此实见圣人忧畏之心，合于天意。今条奏数事：一降诏罪己；二遣使决狱；三诏州县赈恤；四存养阵亡之家；五边民被戎狄驱掳者，量支官物赎还；六已该赦除放欠负，官司不得催理。”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公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王举正，以公代之。举正亦自求罢，上从其请。（《年谱》）
六月丁丑，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有一说在七月丁丑，今从《长编》）
七月，公除参知政事，因辞不拜。甲申，以公为陕西宣抚使。公既辞参政，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东亦当有备，任师中常守并州，上即命使河东。两人留京师，第先移文两路。公又请近臣同使，每事议而后行，诏命田况为副使。按公《尺牍》载《与中舍家书》，略云：“某近蒙恩擢贰枢府，此盖祖宗之庆下及家世，累让不允。今月二日已签署勾当，至十二日蒙恩致参大政。寻面陈利害，已得旨依让，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边。诸骨肉各安吉，互相戒约，勿烦州县。如辄兴词讼，必奏乞深行。请指挥儿侄知委。”（《年谱》）
八月丁未，公自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知谏院蔡襄言已差公宣抚陕西，又除参政，未有巡边之日。切以西贼遣使入朝，其言骄慢，必无可从之理；原其狡心，本无欲和之意。朝廷既罢遣之，其势必须用兵。边将虽多，莫如朝廷辍柄臣以临之。又谓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于西人未行之前，早遣巡边，无使后时，以失大计。先是，公与任师中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韩琦言：“贼请和无他，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师中宿旧大臣，毋劳往。”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师中卒不行。（《年谱》）
九月庚辰，命同修《中书时政记》。有《述豆谏议阴德录》、《祭石曼卿学士文》、《祭吴龙图文》。（《年谱》）
上擢任公与韩琦、富弼，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之务。公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与宰臣章得象，尽力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公与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日明黜陟，二日抑侥幸，三日精贡举，四日择官长，五日均公田，六日厚农桑，七日修武备，八日减徭役，九日覃恩信，十日重命令。上方信响公等，悉用公说，当着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下。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年谱》）
丁亥，徙知庆州滕宗谅权知凤翔府。时郑戬发宗谅前在泾州枉费公用钱，而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诏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谅坐是徙。此事出现漫延之势，后牵扯张亢、狄青、种世衡等人。（《续资治通鉴》）
公言：“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设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人城防守，时值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酒食薪柴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欲乞朝廷指挥，宗谅止在任句当，委范宗杰在邠州一面勘鞫。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乘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公先后有《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再奏雪张亢》、以及《答窃议》等文奏。（《续资治通鉴》）
十月初五日，用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从公与富公之言也。（《补遗》）
按《言行录》载《遗事》曰：“公为参政，与韩富二枢并命锐意天下之事，患诸路监司不才，更用杜杞、张显之辈。公取班薄，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谓公曰：范六丈（范仲淹绰号）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为罢之。”（《年谱》）
丙午，诏中外有陈叙劳绩或诉雪罪状，中书批送有司者，谓之送杀，便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详其可行者，别奏听裁。行公之奏也。（《年谱》）
谏官欧阳修言：“近来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并皆解体。乞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外，任从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修又言：“臣风闻边臣张亢，近为使过公用钱，见在陕西置院根勘，干连甚众。亦闻狄青曾随张亢入界，见已句追照对。臣伏见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且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有使过公用钱，必非故意偷谩，不过失于点检，乞特与免勘。”知谓州尹洙亦言：“青于公用钱物，无豪（毫）分私用，不可以细微诖误，令其畏惧。望特旨谕青，庶安心专虑边事。”（《续资治通鉴》）
十一月庚寅，诏陕西安（宣）抚使韩琦、副使田况赴阙。谏官欧阳修言：“议和未决，乞仍令琦等在彼经略，以俟和议之决。”（《续资治通鉴》）
十二月，韩琦至陕西，属岁大饥，郡盗啸聚商、虢之郊，张海、郭邈山等为之渠率。琦遣属官乘传赍宣抚司榜，收集散军，谕以免罪归所属；仍召谢云行等将沿边士兵入山捕张海等，相继歼衄，擒捕余党殆尽。是冬，大旱，河中、同、华等州饥民，相率东徙。琦即选官分诣州县，发省仓以赈之，奏差提点刑狱许宗寿专切往来提举蒲、华、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万余人，他州称是。时民力久困，琦乃蠲赋役，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数虽多，而杂以疲老，耗用度，选禁军不堪征战者，停放一万二千余人。（《续资治通鉴》）
是岁，劫盗张海横行数路，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晃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劳，盗悦经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副富弼议欲诛仲约。公时为参政，欲宥之，争于上前。弼曰：“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公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醵出钱物而得免于杀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上释之，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谓公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公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终不以为然。其后，两人不安于朝，相继出使。弼还自河北，及国门，不许入，未测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范仲淹浑名），圣人也。”又《遗事》亦载此事，但云淮南盗王伦，与此不同。又载公与富公争于上前之语曰：“寇至无备，若守臣死之，则民尽涂炭。今吏虽不死节，而民之完者数万家，诚国家实事，所存不细。乃与有备而纵贼者例行诛罚，恐非陛下宁失不经之意。”退至政事堂，昌（倡）言曰：“朝廷异时以四方无事，不肯为郡县设备。吏敢以治城隍阅兵卒为请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吾辈不自引咎，专以死责外臣，诚有愧于青史也。”（《年谱》）
庆历四年甲申（1044年）年，公五十六岁。
正月辛未，降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知虢州，职如故；并代副部署张亢为本路钤辖。宗谅及亢皆置狱邠州，狱未具而有是命，从参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公力辩宗谅、亢等非有大过，乞免下狱。及是又言：“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人己。张亢借公用钱买物，事未发前，已还纳讫。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银，欲留钱物准还，皆无欺隐之情。”宗谅及亢由是得免重劾。（《续资治通鉴》）
二月，公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曾公亮、王洙、孙甫、刘浞等合奏：“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着而教之于学校，则学者修饬矣。先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阅博者得以驰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乙亥，诏州县皆立学。（《补遗》）
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时（御史）中丞王拱辰言其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续资治通鉴》）
甲寅，罢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置逐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从韩琦请也。（都部署，《宋史》作都总管，盖史臣避英宗讳启改，非本称。自后诸路安抚使常带本路兵马都部署，故有帅臣之称。）（《续资治通鉴》）
三月，公针对修水洛城上言：“刘沪，董士廉元禀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即非二人擅兴。况刘沪是沿边有名将佐，累有战功，国家且须爱惜，不可轻弃。董士廉是朝廷京官，亦与将佐一例枷勘，更未合事理。伏望圣慈特遣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勘刘沪等所犯因依情罪闻奏，仍送郇州拘管，听候朝旨。”
先是韩琦以修水洛城为不便，奏罢之，郑戬固请终役。琦还自陕西，戬罢四路都部署，改知永兴，又极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罢，命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泾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继论列，以为修城有害无利，议者纷纷不决，故遣周询等行视。戬初命泾原都监许迁将兵为修城之援，及戬罢统四路，洙极召迁还，又檄沪、士廉罢役，且尹洙召沪，士廉。蕃部皆遮止沪、士廉等，请自备财力修城。沪、士廉亦以属户既集，官物无所付，又恐违蕃都意，别生他变，日增版趣役。洙再召之，不从，洙极命瓦亭寨都监张忠往代，沪又不受。洙怒，命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时周询等犹未至也。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又诣周询等诉。周询等具奏，诏释沪、士廉，令卒城之。（《续资治通鉴》）
四月，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公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年谱》）又言：“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欧阳修作《朋党论》上云，略曰：“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长编》）
五月壬朔，公与韩琦对于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长编》）
己巳，徙知庆州孙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庆州，用欧阳修议也。（《续资治通鉴》）
丙戌，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复遣尹与则、杨守素来议事。（《续资治通鉴》）
六月辛卯朔，辅臣列奏，答手诏所问五条。公与韩琦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陕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西贼议和，变诈难信，愿早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带陕西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乞更不带招讨、都部署职任。”遂以公为陕西、河东宣抚使。（《续资治通鉴》）
先是，公尝言契丹，元昊事可疑者六，可忧者三。始，公以忤吕夷简放逐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属望，公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公与弼等，所议不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仍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日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上虽不信，而公与弼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公因固请行，乃有是命。初，公之出也，过郑州，因见吕夷简，问“何事遽出”，公对以“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夷简曰：“君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人？”又《龙川志》云：“范公以参知政事出使，吕公已老，居郑。范公往见之，吕公欣然相与语终日。问曰：何为极去朝廷？范公言：欲经制西事耳。吕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为便。范公为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谗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荐，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公。时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及辅臣进白，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事可见也。”上悟，乃宽之。（《年谱》）
七月丙戌，诏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察所部知州军、知县、县令有治状者，以名闻，议旌擢之。其或不知所举，令御史台劾奏，并坐不实之罪，从公奏请也。十三日，举葛宗古、杨麟充阁门祗候。是月，勘会河东边上所阙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枪等，自来从京支拨，多是沿路损失，枉费脚乘般载，边事不逮。二十七日，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挥下河东转运司，取要便出产炭铁州军，置都作院，举差官员专监，其人匠于本路诸州军拣选抽差。”（《补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