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之西北（实东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宋史·范仲淹传》）公自大顺城回归庆州时，但见沿途山崖上山花烂熳，随口吟到：“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长编》）
刺环庆路保毅、强壮人为军。（《长编》）
四月，令李丕谅、宋良移凤川寨于烽火台山上。（《补遗》）
在庆州城北城门上开工建设“镇朔楼”。庆州在南北朝时曾名为朔州，又“朔”为“北”，“镇朔”即为镇守北方的意思。（《庆阳府志》）
诏：以知秦州韩琦为秦州观察使，知渭州王沿为泾州观察使，知延州庞籍为郎州观察使，知庆州范仲淹为邠州观察使。公辞不受。其让表略云：“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胡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改观察使，则与诸族首领名号相乱，恐为贼所轻，且无功不应更增厚禄。”辞恳切。表三上，乃命复为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有《谢守旧官表》。仁宗传宣：“候将来边事稍宁，诏卿用在两地，非出拟议，亦非臣僚奏举，特出朕意，宣谕卿知。”兼令密举臣僚代边任奏闻。先差人内内侍省高班陈舜封至传宣，又差人内西头供奉官麦知微至传宣旨抚问，赐凤茶一盒。（《年谱》）
二十八日，奏举高端、高良夫、杨畈。（《补遗》）
五月，宁州状申称，于五月五日申时以后，忽降猛雨，风雹雷电，有大霹雳一声，于草场火发，烧却秆草四千余束。转运司令观察推官刘铣置院取勘。公言：“逐处异物蛰藏之处，多致雷火，合依边敕指挥，只令陪纳入官。若更须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状，却虑今后沿边仓场作过，要得负累官员，为害转大。愿乞朝廷特赐释免。（《补遗》）
环庆都监、左藏库副使王遇为供备库使，都巡检使、右骐骥副使范全为宫苑副使，柔远寨主、内殿承制谭加震为供备库副使，权庆州都监、西头供奉官张继勋为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赏大顺城却敌之功也。按范仲淹奏议，仲淹欲城大顺，以三月十三月往柔远寨驻扎，遣将密行占得寨地。又仲淹集有三月二十七日自大顺回见桃花诗，四月三日奏乞以寨为城，名曰大顺，今因行赏，乃着其事。（《长编》）
二十四日，奏举焦遂卿、李显、张忠、张信等，乞与转官。（《补遗》）
二十九日，体量得环州界肃远、马岭、定边、安和、安塞等寨，军马、粮草、人户不少，并各城墙低下，壕堑浅狭，未得牢固，遂牒环州，立便刷那厢军兵士修筑开淘。（《补遗》）
此月，环庆路部署司言，西界伪团练使闹罗来降，乞补班行，诏除右班殿直。此据朔历九月癸卯马都来降，实录有之，朔历乃无，疑即此事。（《长编》）
六月六日，石昌镇申，梁家族蕃官屈都等并小遇族蕃官薛娘等为仇，其梁家族点集一千余人骑，待报仇相杀。公又差指挥使郭庆宗赍银碗、彩绢，走马往本镇体量，各且和断之。（《补遗》）
有《上吕相公》三书：头书写于延州任上，二书写于庆历元年后季庆州任上，三书写于此月。（《范仲淹全集》）
七月，原州属羌明珠、灭臧二族兵数万，与元昊隔绝邻道。公闻泾原欲袭讨之，公奏言：“二族道险不可攻。前日高继嵩尝已丧师，平时犹怀反侧。今讨之，必与贼为表里，南人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别路大人之际，即并兵北取细腰、葫芦泉为保障，以断贼路，则二族自安，而环州、镇戎等处径道通彻，可无忧矣！”《长编》记为十月份。
本月前后，公小女出生。公有四子三女，三子二女为李夫人所生。在公去世时，家中尚有一子一女俱幼在家。一子为纯粹，是续弦张夫人在邓州所生；一女若为李夫人所生，此时距李夫人去世已十六年，不能称幼，只能是张夫人之女了。
南郊赦书：“应因公事受到诸处行军司马、副使、司士、文学、参军，仰逐处并具到任月日，负犯因依分析闻奏。候到，令刑部子细勘会元犯因依申奏，委中书门下别取进止者。”公因奏言：“怀才抱艺之人，一落散地，终身不齿。兽穷则变，人穷则诈，古人之所慎也。况今边事未宁，尤宜使过。欲乞朝廷催促逐处，依赦文分析闻奏。乞差近上臣僚就中书定夺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长吏密切体量上件人，或有材质，或有节行，亦具申奏，所贵负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怀幽愤。唐张说荐负犯之人充将帅之用，其表云：活人于死者，必舍生而报恩；荣人于辱者，必尽节而雪耻。古犹今也，乞朝廷留意。”（《范仲淹全集》）
戊午，以右仆射、平章事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枢密事，加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即宣制，黄雾四塞，风霾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改兼枢密使。（《续资治通鉴》）
八月，公言：“沿边逐寨虽有险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为？又城池中多无井水，若不量事势，但令坚守，徒陷一城军民性命，自挫军威，无益边事。其在环庆路，相度二十三寨内，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小寨，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贼马大段入寇，便令归侧近大城寨内一处防守，所贵不致枉陷军民，人心遂安。”又戒约诸寨：“若是贼马大段入来，更不得出兵迎贼斗敌，但且坚守，一面供报。部署司并策应官员候逐处军马到来，方得设谋掩杀。如轻易出兵，致有输折，其本处官员并行军法。”既而，准枢密院札子：“若贼寇深入，应外城寨除留定防守城池外，并须领兵先据险要，觅便攻击。如敢以防守为名，端坐不出，具状申奏乞行军法。”奉圣旨依奏。公言：“自古用兵本无常势，非可画（划）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诸寨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尚虑不足，若有蕃贼入寇，其寨主、监押等纵有勇敢，往往见小利便出兵，与之争逐。如西贼以赢兵诱致，离寨稍远，别出精兵断其归路，寨中无兵，即见危陷。假有一将在外，去州或远，应援未至，如遇贼众大至，多选精锐并攻一处，谓之夺险，非有骁将血战，势不能支。若外兵先败，则州城之兵望风挫气，必难为用。臣谓应变之机，拘以条贯，非其利也。其所降指挥不敢行下。”（《续资治通鉴》）
任福破白豹寨，捉掳到伪首领李家妹，在庆州官员充奴婢。公恐蕃界首领闻及，转生怨毒，别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应州取同延州通判马端及本路都监朱青问得所说事文状一纸，及称于庆州淮安镇有投来军是亲叔。公即差石斌押送庆州，分付与亲叔岁奴收管，令嫁事人为妻。后石斌回，称到彼岁奴骨肉并来，觑当号哭。（《范仲淹全集·下》）
九月，庆州镇朔楼成。楼在州城北城门之上，为七楹，其崇五十尺，深四十尺。（《庆阳县志》）
公在庆州日，有人以碑铭托公者，公为撰述，夤缘及一贵人阴事。一夜，梦贵人告曰：“某此事实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愿公易之。”公梦中谢曰：“隐公此事，则某人当受恶名。公实有此，我非诬人者，不可改也。”贵人即以语公曰：“公若不改，当夺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几，次子纯仁病。既而，又梦贵人曰：“公子，我岂能夺？今告公，为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刚正，是可见也。（《范仲淹全集》）
时，正值庆州种麦收秋之时，公观田野一片繁忙，吟到：“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诵豳风。”豳风，就是倡农之风。庆州为豳地，周先祖不窑率族由邰徙豳，教民稼穑，大兴农耕之风，奠定了周族的根基。周族后传至周文王、周武王，才伐纣代商，有了八百年的江山。（《庆阳县志》）
闰九月初九日，庆州北路都巡检司状申，探得吴贼亲领八万人骑，奔往镇戎军去。遂牒宁州通判张去惑着作暂往邠州，计会点检城上防城战具家事，安排整齐。如闻西贼大入汉界，即起遣乡村人户入州。其人户多是少得柴草，不愿入城，即官中擘画，拣损秆草支借。十九日，诸处申探到西贼到西界点集蕃贼马，大段紧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点集蕃兵防托，所有老小、牛羊，并发遣人寨城回避。其候看族帐、田苗蕃部，即令于高险上空处，权时就藏避。其人寨城人口，并依先降条贯，支与口食并鞍马草料。牛羊即令于侧放牧。如遇闭围，三五日间，亦借与秆草。准泾原路经略招讨司牒，今月十日夜一更时，准副使葛怀敏公文及镇戎军号纸申，蕃贼不知数目，奔充围绕三川、定川寨。公牒张建侯策应。探事军人张遇分析状称，今月二十二日早辰（晨），到镇戎军西南莲花堡、德胜堡，见自家军马与蕃贼相杀。又见向太保、刘太保手下军马被蕃贼杀散，所有自家军马总在定川寨与蕃贼相杀。公令钤辖李丕谅领军马于二十日起发，计会张建侯，同往原州会合策应。（《补遗》）
元昊寇边，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为帅，率军与元昊战，殁于定川寨，损军士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元昊军长驱直人，南抵渭州，大掠潘原，关中震恐，公自将兵由邠泾援之，知贼已出塞，乃还。上始闻定川事，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虑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极加职进官。公以西师久无功，密疏乞赐贬降，以谢边陲，辞不受命。不听。（《年谱》）
二十八日，入内侍省西头供奉官王怀德赍降御前札子问：“当欲称卿往泾原路，为本路近经贼马钞掠，藉招辑，与文彦博对换。”公乞依旧领环庆路职任，同泾原路经略并于泾州驻扎，与韩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间，可期平定。（《补遗》）
十月辛亥，以公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有让表。（《年谱》）
时渭州、镇戎军寨主职田，有每岁获千余贯，延州、庆州诸寨多无职田。十月二十八日，奏乞均定诸寨官员职田。（《补遗》）
十一月初二日，庆州地震。（《宋史》）
初六日，公上言，泾原士兵有在庆州者，庆州士兵有在泾原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谙练，又是边上士兵，请受微薄，抛离本营，裹缠不易。公欲朝廷指挥，逐处士兵，各令拨归本路使唤，公私俱便。（《补遗》）据《范公庆州祠堂碑阴记》云：“前此戍守，多关辅之卒，往往三数岁不能得其归，公谓人久劳则怨且惰，将何以固众心而取完力也。自尔更相戍役，止一岁为限。”（《庆阳县志》）
是月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韩公与公及庞公分领之。公与韩公开府泾州，而徙文彦博帅秦，滕宗谅帅庆，皆从公请也。公还提出：自兼顾环庆，琦兼顾秦凤。有《举滕宗谅状》。（《年谱》）
初，葛怀敏败于定川，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贼远近形势，报旁郡使为备。会仲淹引环庆兵来援，时天阴晦者十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战殁者，哭于佛祠，祭酹之，因厚抚其孥，使各得其欲。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故公荐以自代。（《续资治通鉴》）
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从公与富弼之荐也。（《补遗》）
十二月，西贼人山外打并，原州打虏。公牒知原州景泰与当路钤辖李丕谅等六人，部领军马，计会节次向前，于镇戎军以来会合，出奇伏截山外回来贼马，收救人民。公又到邠州示以兵势，出榜永兴军诸州，以安众心。又与都监张肇部领诸兵马，于初三日发离邠州，取长武路往泾州策应。（《补遗》）
诏韩琦、范仲淹、庞籍已带四路都招讨使，其诸路招讨使、副并罢，从知庆州滕宗谅请也。（《年谱》）
庆历三年癸未（1042年）年，公五十五岁。
正月辛卯，诏陕西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凡军期申复不及，皆便宜从事。用安抚使王尧臣议也。（《年谱》）王尧臣又言：“至陕西，见鄢延、环庆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惟泾原则不然。自汉、唐以来，为戎马之冲。汉武时匈奴入寇，烧回中宫，唐则吐蕃、回纥再至渭水便桥，皆由此路。盖自镇戎军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以来，略无险阻。虽有城寨，多居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扞防，如郭子仪、浑城，常宿重兵守之。今贼昊尽有匈奴、吐蕃故地，自叛命数年，凡由此三入寇。今朝廷置帅府于泾州，为控扼关、陕之会，诚合事机。然频经败复，边地空虚，士气不振。虽兵马新集，未全训练，将佐又多懦，观其事形固未可攻取，至于守御之具，益不及前。愿复视往迹，深监近弊，选三路曾经战斗将佐三五员。及以见戍新兵换旧人五七指挥，于本路相兼训习。倘一路事力完实，则贼虽欲长驱人寇，必生顾虑之心。（《长编》）
上亲擢公与富、韩诸贤而黜夏竦，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以美之，指夏竦为大奸。公闻之不乐，盖恐其招祸于后日也。（《年谱》）
延州言，元昊遣伪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勉（《长编》作勖）来纳款。（《续资治通鉴》）
二月丙午上赐陕西招讨韩琦、范仲淹、庞籍钱各百万。（《长编》）
乙卯，公与韩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过望，为不改僭号之请，则有不可许者三；如卑辞厚礼，从兀卒之称，亦有大可防者三。”公有《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将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赍，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诸蕃质子，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者，召之卧内，屏人彻（撤）卫，与语不疑。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乃决策谋取横山，复灵武，而元昊数遣使称臣请和，上亦召公归矣。”按《名臣传》曰：“公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大惧，遂称臣。”（《年谱》）
三月戊子，罢吕夷简相位。（《续资治通鉴》）
甲午，上令内侍宣谕韩琦、范仲淹等：“候边上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处边任者。琦等言：“元昊虽约和，诚伪未可知，愿尽力塞下，不敢拟他人为代。”（《年谱》）
四月甲辰，公与韩琦并除枢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宁，凡五辞，不许，而后就道。有《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五表》。有《与朱校理书》云：“十六日被旨赴阙，至二十五日，与韩公同上五章；为边事未宁，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则功远而未济，后有边患，咎归何人？军民亿万，生死一战，得为小事耶？”谏官欧阳修言：“公与韩琦久在陕西，备谙边事，才识不类常人，宜时御便殿访问，使其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措置。”（《年谱》）
己未，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兵部员外郎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人钱帛粮草；陕西人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河北人二千一十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后：陕西人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河北入二千七百四十五万，出二千五百五十二万；河东入一千一百七十六万，出一千三百三万。又计京畿出入金帛；宝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郊祀，故出入之数视常数为多。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而奇数皆不与焉。以此推之，军兴之费广矣。（《长编》）
谏官蔡襄疏言：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嗟怨嗷嗷，闻于道路。不幸有水旱之灾，其变不可量也。盖由不选材贤，充三司使副，发运、转运，使非其人，但务收取人情，用为资历，才至数月，即又迁移，循环奔走，日求升进，欲以兴财利、宽民力，其可得乎？（《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