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宋夏战争中，历史名巨范仲淹临危受命，先后就任延州知州、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在任上，他一反过去统治者的做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善待羌人，达到了保境安民的目的，受到汉羌的敬爱，称他为“龙图老子”。他善待羌人，是他儒家“仁人爱物”思想的具体体现，也为后人提供了光辉典范。
关键词：范仲淹宋夏战争善待羌人思想根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历代统治者面临的一大课题。早在九百年以前，宋代名臣范仲淹就为后人做出了光辉典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宋仁宗庆历初年，范仲淹身处宋夏边关，成功地防御西夏的入侵，有效地保卫了宋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宁。范仲淹保境安民的策略之一，就是正确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善待羌人。
羌人，自古居住于我国的西北部，古时泛称西戎。在东汉末年，由于汉朝廷对羌人的歧视与苛待，造成羌人多次起义，在今庆阳以北与宁夏交界的丁奚城曾建立过短暂的羌人政权，迫使北地郡、安定郡两次南迁。汉朝廷派兵反复征剿，终将羌人的起义镇压了下去。但时隔不久，在东晋时期，汉族政权衰落，北方五胡争霸，烧富羌乘机崛起，建立了后秦政权，不久破灭。隋唐与后五代时，羌人仍散居于我国西北地区，时起时伏。在唐朝末年，逐步强盛起来的羌人拓拔氏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被赐李姓。炎宋建立以来，居住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甘肃省西部地区的党项羌逐渐强大，建立了西夏国，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为了羁縻党项羌，被赐赵姓。赵元昊继位，改王称帝，并派兵多次入侵北宋，搞得宋王朝不得安宁。在范仲淹调来西北边疆任职的前后，宋夏进行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战役，都以宋王朝惨败而告终。一个泱泱大国，战胜不了初立的西夏蕞尔小邦，不但很失颜面，而且说明宋朝廷对付羌人的策略是错误的。
党项羌是羌人的一个种类，西夏国是羌人的政权，宋王朝与西夏国的战争，实际是汉人的中央政权与边疆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
发生这场战争，范仲淹认为，对于羌汉之民都无好处。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说：“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弊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狼，竟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士为之扼腕”。所以他私下通书赵元昊，奉劝赵元昊取消帝号，罢兵言和。但由于赵元昊连续取得对宋朝的军事胜利，意得志满，无意谈和，在回信中多有谩辱之语。范仲淹又私焚来书，受到朝臣的攻讦，有人主张杀范仲淹以谢国人。在众大臣的救护下，范仲淹仅被贬知耀州。现在我们看来，范仲淹在言和的问题上，没有把握好时机，有操之过急、急于求成的弊端，因此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后来他调整了策略，转向巩固边防，加强防御力量，使西夏无隙可乘，才迫使赵元昊求和。实践证明他以后采用的这个策略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羌人不仅集中居住在西夏国内，也散住于宋王朝西部边境内，即今延安、庆阳、固原地区的北部。为了区分，将居住于宋王朝边境内的羌人称之为属羌。属羌，又称为熟户、熟羌。属羌与西夏国内的羌人既是同类又有区别，如何对待他们，是成功防御西夏入侵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衡量将帅能力的重要指标。
范仲淹在耀州任上仅有月余，又被朝廷启用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庆州知州。鉴于多半年的战争实践和庆州北部尽为羌人的实际，他认为如何处理属羌向背问题，是防御西夏入侵的当务之急。他了解到：“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作为向导。”有这些人作为内应，使宋军的攻防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这是一个心腹大患，必须立即予以解决，否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因此，他一上任，就把如何处理属羌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给予充分重视。他在处理属羌的问题上，主要采取了以下重大措施：
一、到庆州后的第一件事，立即奏请巡边，检阅属羌的人马，调查了解他们的虚实，并以朝廷的名义，进行犒赏，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为宋朝所用。《名臣传》云：“公出巡边，至环州，点检环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与酒食管设，作圣恩等第支与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袄、黄花袄、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袄子等物，重立约束四件，对众告谕。寻令蕃部望阙谢恩，率皆喜跃。”可以说，范仲淹是采用了物质收买的政策。这种政策，他以后多次使用过，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他还奏请朝廷准许枢密院及宣徼院给宣头空名者各百道，根据战事的急缓分填，以劝赏战功及招降蕃部。
二、订立条约，用制度管束属羌。给羌酋以好处，其乐为宋用，仲淹抓住这一良好开端，与羌酋协商，订立条约，用制度管理羌众。《宋史·范仲淹传》载，他与羌酋订立的条约的基本内容是：“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以上条约内容，可分两部分：一是针对属羌之问的矛盾订立的。在环庆之间，属羌部落众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矛盾重重，经常发生争斗。为了使自己部落能在争斗中占据上风，就在外寻找靠山。西夏赵元昊瞅准了这一点，采用两面讨好的办法，引诱属羌投靠自己，然后利用他们来对付宋王朝。因此，范仲淹先从解决属羌之间的矛盾着手，消除他们投靠西夏的事由，再采取措施，团结他们，争取他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条约里明确规定：如果两个部落的争斗已经和解，但还有人私下里搞报复伤了人的，就罚交羊一百只、马两匹；如果因私人搞报复杀了对方的人，此人就得被斩首。因为债务问题引起的争执，必须到宋朝官府中去申告，由政府官员判决，如果不经官随便私自绑缚对方人员作为人质，就会被罚交羊五十只、马一匹；二是针对西夏入侵后属羌的背向订立的。条约规定：西夏军队部分入侵，有人私自追随其中而不回到本部落去，这一部落每户罚交羊二只，并将本部落的首领送交宋军作为人质；西夏军队大规模入侵，各部落的男女老幼全部入保本寨，官府可以供给食物，如果一人不入保本寨，这一家人罚交羊二只，如果全部落人不入保本寨，要将这一部落的首领扣押起来作为人质。这些条约具有针对性，而且内容简明有理，羌民听后都同意执行。从此以后，环庆路内的六百多个部落的羌民大部分忠于宋王朝，为宋朝所用，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军事势力。用制度管理羌民，面宽人众，效果良好。
三、奏徙素得羌民之心的种世衡知环州，以其信义和威望镇抚属羌。种世衡在修建和管理青涧城时，宽待羌人，甚得羌民之心。范仲淹就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多次上奏，调种世衡知环州，最后朝廷答应了范仲淹的奏请。种世衡不负众望，“乃周行境内，入属羌聚落，抚以恩意如青涧焉。”他信守诺言，冒大雪走访了牛家族首领奴讹，使固来倔强的奴讹与族众感动而拜伏，諠呼曰：“今而后惟父所使。”又派羌人将领慕恩出兵诛灭了招之不来、受夏人所委的兀二族，使“其僭受伪署如兀二族者百余帐，咸股傈请命，纳其所得文卷、袍带。”种世衡恩威兼施，“由是属羌无敢贰”。种世衡又劝属羌诸族各置烽火，“夏戎时来抄掠，则举烽火相告。众必介马而待之，破贼者数四。”他还教属羌练习骑射以佐官军。“繇是，缘边诸城独环不求增兵，不烦益粮，而武力自振，夏戎闻属羌不可诱，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无日不备，乃不复以环为意。”（以上见范仲淹《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
四、妥善安置降羌，并给以牛、种、农具，使其安居乐业。范仲淹修筑的城寨除具有屯兵防守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属羌和愿意归附的降羌。《西夏本末》载：“延州东路青涧城、承平寨并保安军北巡检刘化基手下熟户、蕃部，遭西贼打虏，惊移伤残户数并投来蕃部，并在逐寨及本军侧近住坐，未曾归业。公（指范仲淹，下同）虑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种世衡等勘会惊移熟户、蕃部，有未敢归业，即便相度邻近官司空闲地土，权拨与耕种。如无牛犋者，官与量借粮收买。又勘会惊移人户并投来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粮食，存济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户口数目，每十口以上量支借贷禄粟各一石，十口以下支借五斗。常切照管安抚，无令失所。又金明寨蕃户三百二十八户，虽给与田土，缘经讨虏，后无力耕耘，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将蕃部每家十口以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支三石，并令于本处寨仓支给。”任福破白豹寨，捉羌人首领李家妹，充庆州某官员家奴。仲淹“恐蕃界首领闻及，转生怨毒，别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应州取同延州通判马端及本路都监朱青问得所说事文状一纸，及称于庆州淮安镇有投来军是亲叔，公即差石斌押送庆州，分付与亲叔岁奴收管，令嫁事人为妻。后石斌回称，到彼岁奴骨肉并来，觑当号哭”。范仲淹来庆州后，由于采取了妥当的措施，内附的羌人增多。据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载，仅范仲淹修复的青涧城、承平、永平废寨，先后收纳流离失所的属羌和归附羌人达万户。又据《庆阳县志》载：范仲淹令官军在庆州之北七十里处、桥川与柔远川交汇之地，筑城一座，收纳内附的羌人，并助其牛、种、农具，使其安居乐业，故名城为“业乐”，后传讹音，成为“悦楼”、“悦乐”，即今华池县悦乐镇。
五、招募有勇力的羌人充守边的弓箭手，选拔他们中的优秀人才担任将领，并施之以教，放手使用。在范仲淹手下的将领中，范全、赵明、慕恩等人就是羌民。修筑大顺城，是范仲淹在环庆路任上所进行的一项重大而有机密的行动，蕃将赵明参与了这一行动，可见范仲淹对蕃将信任之深。范仲淹在《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上，不但将狄青、王信、种世衡列为第一，而且将蕃将范全也列入第一，请求朝廷予以褒奖。他在《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中说：“臣窃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则未曾习学兵书，不知为将之体，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挥陕西路、河东逐路经略司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挑选识文字的有机智武勇、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马，讨论胜策。”范仲淹所说的“臣窃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一语，并未区分汉人与羌人，而实际羌人要多于汉人，可见，范仲淹对羌人与汉人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