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了西华门，坐上马车，便去金顶庙找康有为议事。恰好康有为出门拜客去了，只有梁启超一人在寓中译书。梁启超听了谭嗣同讲的情况，也很气愤和忧虑，愤愤地说：“我国之弊，全在于封建****制度绵延太久，积弊太深，宗法制度又根深蒂固，很难拔除。就说这忠孝二字，本来也是好的，却被那些伪善之人拿来，铸成枷锁，不知禁锢了多少英雄人物，造成了多少血泪悲剧！岳武穆金牌之召，风波亭之戮，英雄屈死，国家沦亡，就都是一个忠字造成的。如今皇上变法维新，发愤图强，天下共赞，复兴在望，却又受制于这样一个垂老守旧的妇人手中，此又是一个孝字造成的。真理太过，亦为谬误。局势如此，诚令人遗憾得很。”
谭嗣同道：“卓如此言，甚有道理。平时我对军人干政是极为反对的，今日反倒自恨手无兵权了。如能有三千健儿，听我调遣，入卫皇城，禁卫颐和园，拥戴皇上以令天下，何愁大事不成！看来军人干政固然不好，但要改变我国今日之状况，还非依仗一定兵力不可。”
梁启超听了，点点头道：“复生所言极是。环顾世界各国，历史发展不尽相同。英国有宪章运动，史称光荣革命，并未流血即推翻了****制度，建立了君主立宪的新型国家，国乃富强，称雄于世界，有日不落国之称，此乃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幸运。日本明治维新也较顺利，兵不血刃而维新成功，制定宪法，成立议院，国势日强，亦称霸于东方。美国自共和以来，除南北一战之外，百余年间，几无战事，军人从不干预政治，而国势亦蒸蒸日上，富强甲于天下。惟独我国，自有史以来，各朝兴替，都是以武力流血取天下，汤讨桀，武伐纣，秦灭六国，楚汉相争，三国交战，晋有八王之战，唐有诸藩之祸，无不都是以武力解决问题，兵强者王，自古皆然，已经成了传统之习惯。我国百姓亦深受此害不浅。军人干政，本是最坏之事。但今日之势，却又非以兵胜兵不可。这实在是我国政治之悲剧。可惜的是，我等醒悟得太迟了。今日手中竟无一兵一卒可用，不仅误了维新大业，亦且误了陛下。皆我等之罪也，悔亦晚矣！”
谭嗣同道：“我已奏明皇上，速召袁慰庭进京，擢升他入兵部。但不知此公品格究竟如何，紧急时是否可靠？未免令人有些焦虑。”
梁启超蹙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道：“此人很难看透。不过遍观满朝将领，眼前也只有他的思想还比较开明，也就只能请他来试一试了。待他来京后，我们还可以找他深谈一次的。”
接着，梁启超又向谭嗣同介绍了日本大使刚才来金顶庙谈话的内容。据日本使节通知，伊藤博文一行已经离开朝鲜，来中国访问，不日即将在塘沽登陆，然后经天津来北京，请谭嗣同转奏皇上，部署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准备迎接事宜。谭嗣同也都把伊藤来华的日期、随员等一一记下了，准备明日入宫面奏。
谭嗣同正准备起身告辞，梁启超忽然看见案头的那块菊花石砚，便不禁兴起了一缕念旧之情。他拿过那块石砚来，看看上面的题词，一面轻轻地摩娑着，一面感伤地说道：“睹物伤情，令人怀远。也不知长沙时务学堂和建霞、佛尘诸君，近来情况怎样。复生接到南方来信否？”
谭嗣同摇摇头道：“长沙情况，也很不妙。自我等走后，叶德辉等腐旧势力，十分猖獗。不久前，曾廉的奏摺，请诛康先生和你，就是他们捣出来的。现在，建霞在原籍丁忧。自从发生醉六之事后，他受刺激太深，如今深居简出，已很少露面了。佛尘的意向倒还是很高昂的。不过他孤掌难鸣，在长沙也很难存身。半月前接过他一封信，说要带着秦鼎彝、林圭、蔡锷等到上海去，又说要到北京来找我。我尚未回复他。近十日来，音讯全无，也不知道近况如何了？”
梁启超放下菊花石砚，慨然道：“佛尘也是热血男子。我们中国能多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就好了。听说他和长沙江淮一带的会党颇有来往，不知的确否？”
谭嗣同笑道：“这倒是的确的。为了这些事，他的岳丈、我们的师尊欧阳中鹄先生还颇有意见，经常责难于他。不过，我倒认为，这并非什么缺点。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读书人才能救国，各行各业也都是有爱国志士、俊杰之才的。草莽出英雄，历史上事例不鲜。南方各省会党，虽然成份芜杂，鱼龙混淆，渗入了一些流氓地痞，无赖之徒，那是有的，但也很难说其中就没有一些真正的俊杰。我这次进京从浏阳动身时，在敝乡仙人市就碰到了一股会党武装，硬要把我接了去入伙。我只身上岸，到他们那儿去呆了一个晚上，听他们中有些人的谈吐，倒也颇有为国为民之意。只不过经我多年考察思虑，总觉得国家进步仍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好；妄动刀兵，纷扰太甚，对社会黎民损害太大，弊多利少，所以拒绝了他们的挽留。现在看来，如维新无望，将来中国之事也许就只能靠流血来挽救了！”
他们正在谈讲，忽然监察御史杨深秀进来了。这杨深秀字漪村，山西闻喜县人氏，光绪十五年进士，颇有维新思想。今年正月，俄人胁割旅大时，他曾抗疏力争，极言地球大势，请联英日以拒俄，词语切直，又上疏请废八股，因而深受维新志士们的赞扬。他一进来，见了谭嗣同就大声嚷道：“哪里都找遍了，原来你在这里。适才接内廷通知，要你我今晚值宿斋宫，你还不快快回去准备准备。”
谭嗣同听说今夜要轮值，才急忙起身。梁启超又和杨深秀讲了几句话，见他们有事，不便强留，才亲自送他们出寓。谭、杨二人也各自登车坐轿回寓准备轮值去了。
64
却说谭嗣同从金顶庙三条胡同出来，坐着他那辆十三太保快车，向宣武门外驰去，半路上忽然记起了秦萍，想顺便去探望探望，便将车儿停在前门外大栅栏巷口，然后下了车，沿街漫步，寻找那广福靴鞋店。
原来清朝中叶以后，北京城内的隆福寺、护国寺、西单、东四和正阳门外的琉璃厂、大栅栏、天桥等处，都是京城最繁荣的所在。特别是大栅栏一带，更是商店林立，百货竞陈，清代盛行的各种珐琅、雕漆、玉器、玻璃、翡翠、珊瑚、玛瑙等各类特种工艺，以及锦绮、纨縠、绢绸、哆啰，麻葛等各种时兴匹头，还有满式饽饽，山楂酸糕，关东的鹿肉鳇鱼，新疆的黄油、哈密瓜，蒙古的奶乌它等各种南北特产，加上各种新建的钱庄票号、银楼戏院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每天从江南塞北，关东口外，全国各地来到京城的人士，也都要到这里来走走逛逛，吃点新鲜、看点热闹、买点东西。加上这里的店铺又多，街道又窄，因而更显得人如潮涌，拥挤不堪，热闹得很。
谭嗣同夹在人群中，挤挤攘攘，走了一会儿，又转了几个弯，终于找到了广福靴鞋店。他先到柜台上去，向那掌柜的打听。那掌柜的见谭嗣同朝珠补服，仪表不凡。他们这些老北京商户，都是常与京官打交道的，眼睛最灵，望一眼就知道谭嗣同是位新贵，四五品以上的大员，态度自然十分恭谨。他见谭嗣同打听秦萍这样一个普通穷工匠的消息，心中虽然怀疑，但也不敢动问，只是再三请谭嗣同进店去待茶。见谭嗣同不肯进店，他才躬身哈腰地回话道：“小店确有一个秦萍，乃是敝店一名小工，近日因患病卧床，在家休养。老爷既找他有事，待小的派个人去，叫他来见就是了，何劳老爷亲动玉趾。”
谭嗣同听说秦萍病了，心中挂念，忙摇手道：“他既有病，怎好又去叫他。不必麻烦贵店了，还是我去看他的好。”
那掌柜的也弄不清秦萍与这位大人是什么关系，又不敢违拗，只得叫了个伙计，带谭嗣同往秦萍住处去寻找。
谭嗣同跟着那店伙计转了几个弯，便到了一个僻静的小巷之中。但见那巷中地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污泥和垃圾，两边房屋也都歪歪倒倒，十分破旧。他们在一个低矮的小门楼前停下脚步，看了看门上的字号，那伙计便上前去叫门。他敲了敲门环，叫了几声：“里面有人么？”
停了一会儿，不见回声，那伙计便推开门，带谭嗣同进去。进了大门，迎面也有一个小小照壁，只是油漆脱落，早已破旧不堪了。
照壁后面，是一个小小的天井，里面沤着一滩泥水，浮着一片赤绿色的水锈，在阴暗中散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臭气。
从天井旁边绕过去，里面便是三间正屋。那房屋又矮小又阴暗，好像整天都见不到阳光似的，呈现出一种阴冷凄凉的景象。
靴店小伙计引着谭嗣同在左边那间小房的门窗前停下来，问了一声：“小秦哥在家吗？”
里面立即传出了一个病人的虚弱的声音，回答道：“谁呀？是小二兄弟么？我在这里，快请进来！”
谭嗣同听见是秦萍的声音，连忙掀起布帘，推门进去。只见这小屋内光线十分昏暗，靠墙一张破旧的条桌上，摆着一些碗筷和蔬菜，旁边是一座土灶，灶台后面，就是炕床。秦萍就躺卧在那炕床之上，身上裹着一床补了许多补疤的破棉被。
秦萍一看，是谭嗣同来了，简直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激动得两眼含泪，急忙挣扎着，想爬起床来迎接，却被谭嗣同快步走过去，把他按住了。
谭嗣同在炕边坐下，睁着眼睛望了好久，才逐渐适应了室内的光线，看清了秦萍的面容。他不禁心头一酸：只有十多天未见面，秦萍竟消瘦得多了。他先取出点散碎银子，赏给那店小二，感谢他引路，并让他先回店去，不必在此伺候。那店小二得了银钱，感谢不已，又安慰了秦萍几句，便告谢走了。谭嗣同伸手摸摸秦萍的额角和身子，竟冷如冰块一般，忙问：“这是怎么的了？为何几天不见，就病成了这个样子？”
秦萍含泪道：“也没有什么大病，不要紧的，大概是暑天未挂帐子，叫蚊虫叮了，得了秋疟，过两天就会好的。”他一边说话，却一边冷得浑身发抖。
谭嗣同见他冷得难受，忙到灶前去拨燃了火种，放些柴火，烧了一碗开水，又寻了些葱头姜片，放到里面，端过来给秦萍喝。他先将秦萍扶起来，倚在自己胸前，然后将姜汤送到秦萍口边。秦萍过意不去，再三不肯，终是劝止不住，只得让他去伺候。他含着眼泪，喝完了那碗滚热的姜汤，然后再躺下去歇息，果然就好过得多了，才断断续续地向谭嗣同讲述了他的身世和家庭的窘况。
原来秦萍的父亲，早先也是个靴鞋工人。光绪十七年七月，北京城内的木工们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聚众三百余人，在广丰、丰盛、广德、祥茂等四大木工厂门前游行示威。他父亲带了靴鞋业合美会的匠人弟兄们前去支持，却被木行的大老板们申报顺天府，勾结五城御史，出兵弹压，将木工首脑和他父亲一并抓去，坐了几个月班房，出狱后不久就病死了，丢下他兄弟三人。大哥已讨了亲，也在前门吉祥靴店当工匠；小弟才十六岁，名叫秦芹，今年才进厂甸一家书画店去当学徒。哥嫂一家住在中间和右首房内，他和小弟二人就挤在这间昏暗窄狭的小房中，既是厨房，又是卧房，整天烟薰火燎地过日子。加上嫂嫂又不贤惠，好吃懒做，整天走东家，聊西家，到处串门子，家务事都推给他兄弟一人来做。嫂子在外面玩够了，回家来还要呵责打骂，唠叨不已。这几天，秦萍病了，大哥小弟都要做工，无法兼顾，嫂子也不理睬，只好一个人躺在床上忍受，想喝一杯茶水都弄不上口。
谭嗣同看到、听到这些情景，想不到天子脚下，帝都之内，一名工匠，竟然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使他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满腔愤懑，差点落下泪来。秦萍的苍白的脸上却露出了十分乐观的笑容，抓住他的手道：“这算什么？像我们这样，有个事情做着，能有口饭吃的人，还算是好的哩！偌大的京城之内，还有多少无业之人，比我们更受罪啊！我的病没有什么，很快就会好的，您不要难过。但愿您的主张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变法维新能够成功，那些王公大臣花天酒地的生活能够受到抑制，工商业能够发展，我们百姓也就有希望了。”说完，他又催谭嗣同赶快离开，说道：“这里太脏了，您不能久呆，请您赶快离开吧，要是染上了什么病，就更不好了。如果英子有空，让他有时来看看我，我也就满足了。您千万不能再到这儿来，这不是您呆的地方。等我病好了，我一定来看您和英子。”说着，又咳嗽起来。
谭嗣同坐在炕沿上，含着眼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今晚有事，不能久留，只好掏出十两银子，交给秦萍，要他转交他的小弟秦芹，拿去请医捡药，好好医治，并买点瘦肉鲜蛋，补补身体。秦萍知道推让也是不行的，只得由谭嗣同去安排。他感动得匍匐在谭嗣同膝上，泪如泉涌，半天说不出话来。谭嗣同又安慰了他一番，才扶他睡好，帮他掖紧被子，带好房门，忍泪离去。
他回到寓所，向罗英、严柳讲了秦萍的情况。罗英虽同秦萍要好，但往日都在店中相见，还从未到秦萍家中去过。今日听说秦萍卧病，十分凄惨，他心中又急又痛，便吵着马上要去探望。谭嗣同见他友情真挚，也不拦阻，便拿出些银两，要他同严柳一道，多买点蜜饯果脯，前去探望探望也好；又要他们多带点糊墙纸、茜纱、鸡毛帚、抹布之类的东西，去帮助秦萍把房间收拾收拾，病情自然就会好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