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开灯？”爸爸推门进屋，把皮包往沙发上一扔，又脱风衣。我迷糊睁开眼，天已经黑了，阴暗的房间晃动着他的庞大黑影。
日光灯蓦地亮了。雪白灯光刺得我目眩眼花，我揉一揉眼皮。爸爸浑身疲惫地跌坐沙发上，“你妈呢？唉——又去街道啦？”他点燃一支香烟，“你快去找她，说我晚上有事儿，得早点儿吃饭。”
我站起伸个懒腰。
他喷出一口浓烟，几乎要往我身上发泄怒气了，“听见没有？快去！快去！”
胡同柏油路面上几片枯黄树叶打着转儿，被秋风吹得刷刷响，苍茫夜色淹没了那些低矮平房。从后墙望去，几家窗户露出昏黄灯光。胡同口那盏晃晃荡荡的路灯下，五六个老头儿老太太正值班，坐个小板凳蜷缩到墙角，捂了厚厚棉袄，怀里掖着手电筒，闲言碎语地聊天。
我停住脚问：“刘大爷，您瞧见我妈了吗？”
“你妈？多半在居委会。”他粗声闷气答一句，转脸冲个老太太唠叨，“唉，这身子骨不行啦，喝四两白干还不顶事儿！操，这阶级敌人，也真是的！大冷天，捣什么乱呀，害得咱们三更半夜还得值班！”
我走进居委会那间屋子，妈妈在灯下抄写材料，田主任捧着保温杯坐一旁，见我就笑了，“哈，小野呀，是你爸爸回家了，着急等你妈做饭吧？我一猜就中！小林呀，你先回去吧，晚上再抄也成……”
妈妈头也不抬，手不停抄写，“这儿还有两行，马上抄完。我晚上不过来啦，家里还有点儿事。”
“不行呀！晚上还开会呐，你得作记录！”田主任凑妈妈耳旁，神秘地说，“就是研究五号院谢文娜的事儿……”
我知道谢文娜是王伯母的名字，心里一紧，再看妈妈，她也惊讶地抬头问：“怎么，要给她立专案呀？”
田主任矜持一点头，“唔，她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有历史问题。她丈夫单位还派人来调查这事儿哩。”
“那也是一般历史问题呀，干吗还要搞呢？”妈妈松一口气，“再说，她这人我挺了解的，解放以后一直当家庭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挺老实巴交的！”
谁知，田主任霍地变脸了，“小林，你也算参加专案组了，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得站稳立场呀。你家跟王家关系好，大家都知道，可不能专讲私人交情，忘记了阶级斗争啊！”
“咳！田主任，你想到哪儿去了！”妈妈站立起来，脸上有些不悦。
“这是给你打预防针哩。”她瞟了妈妈一眼，“别忘了，晚上开会呀！”
妈妈没吱声，收拾一下桌面的稿子，和我匆匆走出居委会院子。跨出大门，她从胸内吁出一口闷气，“唉——唉，唉！”
秋风紧了，胡同口路牌吹得咣咣直响。
饭桌旁，爸爸闷头喝啤酒，举筷子拈起一颗花生米嚼着。我们进屋，他也不抬头。妈妈问，“秉仁，今天没有开会呀？”爸爸只是嗯一声，屋里气氛尴尬。他俩都很不高兴。冷寂片刻，爸爸才说：“你怎么还不回来呀？等你半天，我准备自个儿下挂面啦——”
“唉，又是老田拉住我……晚上还得开会呢，说是要准备搞王太太的专案……”
“啊——王太太，她怎么啦？”
“说她在中学参加过三青团！王先生单位派人调查这事，说她有特务嫌疑，可能要把她关进派出所办的****学习班呢！”妈妈愁眉苦脸吁一口气，“唉——唉，老田还一劲儿警告我，说了那些什么站稳立场啦的一堆话。”
“可笑！什么特务嫌疑？依我看，纯粹是老王单位那一伙子人不甘心，借着整他太太，最后再来整他！”爸爸忿忿一摔酒杯，“这群混蛋！老王这人忠厚老实，招谁惹谁啦？”
“秉仁呀，如今是乱世！你不去招人家，人家也要来惹你哩。”妈妈感慨丛生，一脸无奈，“你也知道，以前民警老文好几次动员我当居委会主任，我说什么也不干！我现在干吗总往居委会跑哇，咱这一家子想在这个混乱的世道生活下去，再像以前闭门锁户可不行啦！”
“唔，唔，”爸爸频频点头，“是这样啊。”
“王太太就是吃这个亏。以前，她一关大门，深居简出，只跟几家人来往。没想到，反而引起人家嫉妒。我挺纳闷，王太太没得罪过老田，干吗非要整她呢？现在看来，老田对她一直有成见，就是嫉妒呗！”
“一个居委会主任，懂什么政策！可不就是嫉妒。”爸爸连喝两杯啤酒，脸上红扑扑的。他凝神考虑一下说，“我想起个办法。你悄悄找民警老文，把老将军写条子下令释放老王的事情，跟老文说一说，唔——他是有头脑的人，就会明白的……”
“这个主意好！”妈妈眉开眼笑，“老文这人聪明，一点就透的！他会保护王太太的。”
“哦，最好是给王家也报个信儿吧？”
妈妈脸皮一下子绷紧了，叹了一口气，“恐怕——唉，唉！”又犹豫一会儿，才说：“事情还没决定下来呢，算了吧，又何必让他们一家人担惊受怕呢。”
“不，不！老王这人很天真，其实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王太太更是如此。他们已经挨一回抄家啦！这一回，倘若没什么思想准备，我怕他们心理太脆弱……”
“嗯，还是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好！”妈妈也赞同了，想一想说，“可是——你去，我去，都不太好，容易引人注目，让小野去一趟吧。”
“好吧，我写一张条子，叫小野送去。”
他俩的视线又投向我。我的身体蜷缩在沙发里，又冒出一股激动的亢奋情绪，手指尖也麻酥酥的。仿佛自己要去闯龙潭虎穴。爸爸伏在写字桌上写纸条，字斟句酌很艰难，想简约一些，又想安慰他们，撕去一张又一张草稿。费一些时候，才写好纸条。
“小野，你快去快回，”妈妈把纸条粗针大线缝到我衣角里，“千万别让人家瞅见你。万一被人发现了问你，就说到王伯伯家借，借……”
“借书。”我抢着说。
“不要说借书，”爸爸摇头，“就说借铁钳子。”
一辆清洁车从胡同口轰隆隆驶出，车前灯雪亮光柱射来，光柱里飘舞无数细小的尘埃。我蹭着墙边倚到电线杆下，隐约瞧见七号院门口，建设他爸与几个戴红袖章的人说话。让他瞅见我走进五号院可不好。我只好假作在胡同里来回溜达，等他们进去后，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五号院前，又急又响拍着大门。
好一会儿，院里传来疑惑的问声：“谁——呀？”我含糊答一声。王伯母慢腾腾打开门，又唠叨地问个不住。我火急火燎说一句：“我……找王伯伯！”哧溜一下子从她胳膊下钻过去，又回头瞧一眼，生怕后面有人看到我。王伯母关上门，在黑暗门洞又连声问我。我顾不上回答，急匆匆闯入闪耀日光灯的北屋。
王伯伯一家人自从被抄家，只住两间屋，其余房间都被贴上封条了。他们现在住的北屋，原是客厅，如今放几件残缺不全的家具，穿衣镜被砸破半边，沙发也戳破了露出棉花。这时，一家人刚吃过晚饭，榕榕大姐和欣欣姐姐正向王伯伯学说某大学校园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身后的半导体播送着《智取威虎山》。王伯伯刚喝过白酒，满脸通红，抬头朝我笑嘻嘻眯缝起双眼，“哈，小野来啦！是你爸爸叫你来的吧？有什么事情？先别急，坐下讲！”
“我，我爸爸，让——让——”我直结巴，又慌张地捏起衣角，那模样肯定非常滑稽。榕榕大姐和欣欣姐忍不住咯咯笑了，王伯伯和王伯母也哈哈大笑。笑声中我又掀起衣角，用牙齿咬着缝上的线头。他们笑声才止住，又诧异地瞧着我。我总算拆开缝上的衣角，掏出那个纸条递给王伯伯：“这是爸爸让——让我给您的……”我终于如释重负了。半导体里杨子荣豪壮地唱：“……任凭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能胜天！立下愚公移山志……”
王伯伯看着纸条子，圆脸的笑纹仿佛僵住了。他看一遍又一遍，手腕子簌簌颤抖了。簇拥在他身后的榕榕大姐和欣欣姐大概也瞧见纸条子，她俩面面相觑，慌乱的目光又投向王伯母。王伯母也敏感地意识到什么，追问：“怎么啦？到底什么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吗？”
“一颗红心似火焰——”杨子荣越唱越激昂，王伯伯一皱眉头，嗒一声响，关住了半导体。王伯母已经从他手中抢过纸条，溜了两眼，哆哆嗦嗦带哭音问：“这——这怎么办呢……哎哟……”
王伯伯倒背手，在屋里心慌意乱踱几步。欣欣姐说一句：“爸爸，我觉得——”王伯伯做个手势制止她，“待会儿再说！一会儿，我们一起商量……”他抬起眼皮，视线又落回刚看的纸条上，立即划一根火柴，把它点燃了。烟灰缸里，小小火焰跳动一下，又熄灭了。纸条变成了一道黑灰。
旁边的王伯母嘤嘤哭泣，榕榕大姐和欣欣姐扶持她坐沙发上，温言细语抚慰她。王伯伯方寸已乱，在房间来回兜圈子，拍着脑门，叹息连声。我尴尬立一旁，低声说：“王伯伯，我回去啦……”
欣欣姐立刻说：“我送你回家！”
王伯伯一摆手道：“不！你不要送他。让别人瞧见不好。”又拍一下我肩膀，拉住我的手说，“小野呀，谢谢你爸爸妈妈呀！不多说了……唉，你也告诉他们，我们把条子烧了，一定保密。”他的瞳仁闪烁着泪花，捏得我的手很疼。
全家人一块儿送我。我到院里，又突然想起，转身对王伯伯说：“对啦，爸爸说，问您借个铁钳子呢！”
“借铁钳子？”王伯伯一怔，顿时又醒悟了，进屋去找铁钳子。我们站在院里等他。王伯母仍然不住抹泪，榕榕大姐和欣欣姐默立一旁。一阵凄凉的秋风吹来，那棵大柳树枯黄的枝条舞来荡去。很快，王伯伯拿来铁钳子，我手里握着那把沉甸甸的铁钳子又溜出了五号院大门。
梁伯母抖动了一块豆包布，帮助妈妈做豆沙。她俩煮了一大锅红豆，又拿纱布做的豆包布将稀稀的红豆汤过滤，豆皮留到了纱布里。这么做的豆沙很细腻，再把大量的白糖、猪油与豆沙掺和，糅合了富强粉，就制成了猪油豆沙馅的包子。她俩捏好了一个一个包子，还在上面染个红点儿。
“小林，问你个事儿……”
“什么呀？”
“这一次‘十一’国庆节，胡同里值班，怎么没叫我呀？”
“这，我也搞不清楚，”妈妈不自然地瞥一眼梁伯母，“不知老田是怎么安排的？可能，她忘了吧……”
“唉，她忘不了的。”梁伯母眼角淌下细细泪水，“她故意的。你不知道，我从前当居委会副主任时，我俩就有矛盾，她总想法儿排挤我。而今，她又到处散布，说我娘家是地主出身……”
“嗨，就是地主出身，算到您头上也不能随娘家啦！”
“可不是，我十五岁出嫁到梁家了……”
“梁先生也算是国家干部呀。”
“唉，人家说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梁伯母舀起一点儿晶亮的豆沙尝一口，嫌不够甜，又加几勺白糖，“不管怎么着，我也不是黑帮家属，该是团结对象吧？”
“那当然，咱们一样的。”
“那——我当不了居委会副主任，做个街道积极分子还不行吗？”
“唉，梁伯母，说句不中听的话，您在家吃一碗安生饭多舒服，干吗非跑街道呀！”妈妈叹一口气，“我识一些字，被他们拽出来写材料，那是没法子！像您这样万事不操心，有多好呀。”
“我这人，在家坐不住，就是……事事要强……”梁伯母嗓音哽噎，泪水哗哗流下。
垂下眼皮，我瞥见她那双粽子似的小脚，心里酸酸的，是啊，梁伯母怎么不难受呢？梁伯伯在家对她不理不睬的，时不时还大发雷霆，两人没一点儿感情。梁伯母跑街道也算作精神寄托吧，还要受人排挤！
妈妈安慰她，“梁太太，嗨，不必为这种事儿伤心！老田那儿，我劝劝她，她也会理解你的……”
“好哇——”梁伯母的乞求目光投向妈妈，“要说起来，我俩也没有多大矛盾。唉，这事怪我，我以前当副主任，应该多服从她……其实，我也没心没肺的。反正——你替我多说一些好话吧！”
这天晚上，田主任来我家。爸爸照例客气地点点头，敬她一支烟，随便扯两句，又进书房了。
田主任深吸一口烟，嘴里鼻孔里喷出大片乳白烟雾，迫不及待说：“谢文娜的事儿，我跟老文商量定了……”
“是吗？怎么商量的？”妈妈装作感兴趣地问。我忍不住想笑。其实，她早知道了，是民警文叔叔悄悄告诉的。她还让我跑到王伯伯家通风报信了呢。
“我想，咱们得掌握好政策。谢文娜这样的人，也还要审查的。可是，也不必送她去****学习班……小林，你说呢？”她定睛望着妈妈。
“那还说什么呢！”妈妈拍一下沙发扶手，恭维道，“您的政策水平高呀！”
“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嗨——小林呐，这片地区几十条胡同的居委会，像我这么搞几十年街道工作，真找不出几个！咱们胡同，处处走在前头。查卫生，治安保卫，年年有一面红旗……”
“可不是，您还有一个特点，能团结人，能容人，和您一块儿工作，心气总是顺的……”妈妈又端来一盘豆沙包，“来，您尝尝，怎么样？”
田主任也不客气，拿起包子咬一口，连声赞道：“呵，味道真不错呐！好吃，真好吃！”
“好吃都带走吧！拿回家，给你的爱人和孩子也尝尝。”妈妈把这盘包子装进一个饭盒。
“那——那，怎么成！”田主任眉开眼笑说。她津津有味吃着那个包子，也顾不上吸烟了。搁烟灰缸上那根香烟，任它冒着袅袅青烟燃尽。“嘿，小林呀，这包子是从哪个饭馆买的呀？”
“现在从哪个饭馆能买到这样的豆沙包？这么细的豆沙！这么精制的馅！”
“我说也是。你自己做的。”
“我可做不出来。”
“是谁呀？”
“这人呀……你们很熟呢！”妈妈故意闪烁其词。
“到底是谁呀？”
“易淑珍。”妈妈说出梁伯母名字，专注地瞧一眼田主任，补充一句，“她原来是小寒的干妈。”
“她——呀！”田主任拉长了音调，又拉长脸，酸溜溜说：“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一层关系！她常到你家来么？”
“她常来呀。今天上午还来过哩，也向我讲起过您……”
“讲我什么？是不是又骂我了？”田主任点燃一支烟，哼哼冷笑一声。
“没骂您！倒是她自个儿做了反省，承认她过去不对，说是她当副主任的时候，没能好好服从您……”
“咳！算了吧！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干吗……”她跷起二郎腿，得意地笑了，体现出一个胜利者的满足。“能认识错误就好嘛。对了，她还说一些什么呢？”
“她说，希望您原谅她。她也愿意再出来做一些事。”
“还想做工作呀——”田主任仰起脸孔拿腔拿调说，“这是好事嘛！小林，你知道，我这人肚量大，最能容人，我不计较她以前的那些事儿。可她出来工作却不方便吧……还当副主任？”她嘲讽一笑。
“不，不！哪儿还想当副主任呀，也当个街道积极分子就成了。”妈妈连忙解释。
“积极分子也不好办哇。你知道，她的出身不好，娘家是地主成分呢！”
“可是，她十五岁就嫁到梁家啦！应该说，她的成分还是算婆家的，也算知识分子——职员成分吧？”
“这个成分也不是红五类呀。”
“老田呀，”妈妈恳切地说，“易淑珍是真心实意向您道歉呀，希望您能谅解她。她在家呆腻了，想做一些事情。您不计较她，她会更感激您的！团结一个人，就是一份力量。也能使大家看到您的气度，增长您的威信呀！易淑珍挺能干的，给她找点儿事干就行……”
田主任沉思半晌，才说：“好吧，胡同里正要成立******思想文艺宣传队，叫她去管吧，你说怎么样？”
“文艺宣传队？”妈妈没闹明白。
“组织一群老头儿老太太，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唱样板戏，演节目……”
“她来搞这个，行吗？”
“我说行！”田主任极自信一点头，“明天，我找她谈一次话吧。这事你别管了。”
那一年已经开始全民学唱样板戏了。
男的，唱少剑波，唱杨子荣，唱李玉和，唱郭建光，也唱胡传奎、刁得一，就连七岁孩子也会唱：“这个——女人——不寻常……”
女的呢，唱阿庆嫂，唱沙奶奶，唱李铁梅，都是正面人物。因为，样板戏里的女主角没有反面人物。
有时候，十几个小脚老太太站成一排，嗓音沙哑又参差不齐合唱：“闹工潮你亲爹娘惨死在魔掌，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
刘大爷坐旁边拉二胡伴奏，兼业务指导。他放下弓子，拼命摆手说：“不对，不对！这是‘二黄原板’，得这么唱……闹工潮——你亲——爹娘——惨死在魔掌……”他的手又在半空打着节拍。
他也唱得五音不全。可大伙仍然挺佩服他，承认他是权威，其他人连五音都不分呢！刘大爷摇头晃脑，吱啦吱啦拉起了二胡，颇为自得其乐。有时，又禁不住自拉自唱一段：“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唱得过瘾，他不免增长怀旧之情，忍不住对革命样板戏评说：“嗨——这几个戏呀，也就是《智取威虎山》还有点儿京剧味儿！其他的，哪叫京戏呀！”
不知是谁把他的这句话汇报给田主任了，她叫刘大爷去办公室，把他狠狠训斥一顿，说他这是攻击样板戏，“要不是你出身好，我就拿你当现行反革命分子办了！”吓唬得刘大爷连连作揖：“这，这咋说的！咱哪儿敢呀！”往后，刘大爷再也不敢唱旧戏了。他还在街道文艺宣传队拉二胡，却是蔫头耷脑，不如以前活跃了。
梁伯母最活跃。她当上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又好好整顿了宣传队一番。挑选了十余个能说会道的老太太，组成老太婆秧歌队，还大唱样板戏，跳忠字舞。她们统一着装，一身黑平绒中式衫裤，胸前戴个小碟子大的毛主席像章，腰系一条红彩绸，粽子似的小脚穿一双绿军鞋。凑成这么一套服装真不容易，居委会自然掏不出钱的。梁伯母领一群老太太到街上捡大字报纸，积攒足了大部分钱，还差三十多块钱，她就拿家里的钱垫补上了。
田主任大为感动，一次街道积极分子的会上表扬梁伯母，她说：“这叫什么？这就叫大公无私；这就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叫咱们街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丰硕成果……”那个年代人们爱使用排比句，也算是“****体”的文风吧。
梁伯母泪水纵横，她得到最大心理补偿！田主任又信任她了！她又成了名副其实的街道积极分子，干事情更起劲儿了。她的口头禅是：“咱要对得起田主任！”
她率领老太婆秧歌队练起了忠字舞。那些小脚老太婆跳忠字舞时，下面的脚也动，上面的手也动，动作总也不协调，仿佛一个人发疟疾，浑身上下哆嗦。小脚老太婆们却并不怯阵，她们摇摇晃晃跳着，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久而久之，三寸金莲玉步缓移，确乎也有些轻歌曼舞的味道了。
后来，梁伯母领导的文艺宣传队到区里演出，在汇演比赛中得了第一名。
梁伯伯进屋，气喘吁吁往沙发一靠，捂住胸口，又一连串咳嗽，“吭！吭——吭！小林呀，你做的好事儿！”他脸色铁青，怒容满面。妈妈正收拾晚饭桌，手拿一块抹布直发怔，一会儿才问：“梁先生，怎么啦？”
“怎么啦——吭，吭！”梁伯伯伸出食指戳点着妈妈，“我才安生几天，你干吗又为淑珍到街道上找这么个事？吭，吭！这——这简直是给我家拆台！现在，她领一群老太婆，大街上蹦蹦跳跳，也不嫌害臊！吭，吭！哼，你们不嫌害臊，我还害臊呐！”
他说得妈妈满脸通红，垂下脑袋，眼里泪花打转。爸爸向妈妈使个眼色，又尴尬地望一望梁伯伯。冷寂片刻，梁伯伯捂住胸口剧烈咳嗽着。爸爸试图缓和气氛，温和地说：“梁先生呀，小林在这事上没有先和您打招呼，有欠考虑……”
“我的态度，你们也应该知道嘛！”梁伯伯的脸色也和蔼了，“我从来……吭，吭！就反对，吭，吭！反对淑珍跑街道的……”
爸爸也说，“我也反对小林跑街道啊……”
“是啊，有什么好处？一群家庭妇女，张家长，李家短，惹是生非的……吭吭！”
“可如今，我又赞成小林去街道帮忙了……”
“噢——为什么？”梁伯伯很注意盯住爸爸。
“因为形势变化了。跑街道也成为保护自身的一种手段。甚至——还能保护别人。”爸爸神情抑郁，又压低嗓音说，“梁先生，咱们家住在这条胡同里，只要不想搬家，在这种形势下，必须与居委会搞好关系呀。不能像王先生那样，光是采取闭门锁户政策……唉！再结实的大门关起，也挡不住这场运动啊。”
梁伯伯这一程常来我家闲聊，也听说王伯伯家的事，他默不作声，干瘦脖子裸露出的青筋如蓝色蚯蚓蠕动。一会儿，他点点头又费力说：“吭，吭！你说得有道理……吭，吭！可是……淑珍跟那些老太婆们大街上扭秧歌，擦了一脸红胭脂，太荒唐啦……吭，吭！这是耍猴戏，太不像话啦！”
妈妈笑嘻嘻说：“嘿，梁伯母干得蛮好的！她率领宣传队在区里演出，还得一张奖状哩。”
梁伯伯又冒火了，一巴掌拍茶几上，茶杯也一跳，他大发雷霆道：“什么——奖状！我把它撕了！荒谬——胡闹！太胡闹了！”
我真怕他和爸妈也大吵一通，不由自主后退两步，爸爸妈妈却面面相觑，并不做声。我躲到自己的房间看小说，也竖起耳朵聆听外面客厅的动静。爸爸似乎又说一些什么话，梁伯伯再没有大喊大嚷了。过一会儿，我回客厅时，他们已经很轻松地有说有笑了。
妈妈劝他说：“梁先生啊，你应该体谅梁太太哩，她心里很痛苦哇……”
“唉，我难道就——就好受吗？”
“梁太太很要强的，内心挺复杂的……她跑街道，也为了排遣自己的苦闷，不甘心只做一个家庭妇女呀！”
“好了，好了！吭，吭，吭！”梁伯伯捂住胸口使劲咳嗽一阵，苍白脸庞也涨红了，张嘴喘息说，“好了！噢——我以后……再也不管她啦！只求……她能给我做好三顿饭，就行啦。这最起码的，总该可以吧？吭！”
又闲聊几句，梁伯伯起身告辞，爸妈送他出大门。
进屋时，爸爸朝妈妈投去微妙一瞥，又说：“唉，梁太太也真是的！为跑街道，怎么连饭也不做了……”
妈妈沉着脸没吭声。
大门外有人敲门，轻微的响声又淹没到寒风呼号中，若有若无。爸爸侧耳倾听，怀疑地问：“会不会是风吹门响？”
“不会的！肯定有人敲门，可能梁伯母回来啦。我去开门。”妈妈随即起身到过道开大门。我也跟过去，我们搬开顶门杠，打开大门，见外面站一位穿破旧蓝棉大衣的年轻人，戴一副粘着橡皮膏的眼镜，声音低沉问：“方太太，方先生在家吧？”
“在，在。”妈妈惊慌瞥他一眼，“是戴清呀，快到屋里坐吧。”
我也认出，他是戴先生的儿子，曾经到过我家一趟。自从那次抄家戴先生被人打伤，他时常过来照料。平时，他总是闷声不响，低头匆匆走进三号院。
“喔，进屋说吧。我讲两句话就走。”他跟妈妈后面走进屋子。
爸爸躺沙发上看书，一见戴清，也很惊讶，立即站起，“是你呀！你坐。你爸爸的身体怎么样？”
“哦，方先生，”戴清脸上肌肉一牵，浮出一个僵硬的笑容，“我爸爸身体很不好，最近接连吐了好几回血，恐怕……唉，也快了！”
爸爸和妈妈相视一眼。爸爸镇定一下神色，又指着沙发说，“你坐，坐下来讲。”
“不坐了，我要立刻回去。”他挪一挪眼镜，语调冷漠地说：“喔，有个事儿，爸爸叮嘱我来找您一趟，有几句话要对您讲……”
沉默片刻，爸爸神情略有些不自然地问：“哦，这么回事儿。哦，这个，你知道戴先生要和我讲什么吗？”
“不知道。”
“哦——”爸爸抬眼盯住天花板，沉吟一下，对他说，“好吧，我一会儿就去。”
“那我先回去了。”他又转身对妈妈说，“你们不要送了，千万别送。”妈妈仍然送他到大门口，望着他那破旧蓝棉大衣的背影隐入了幽暗夜色。
妈妈进屋埋怨爸爸：“唉，你怎么立刻答应他呢？”
爸爸颓丧地歪倒小沙发上，“你想想，是戴先生呀，是戴先生呀……”
“你也太感情了，现在谁不是明哲保身？”妈妈无限忧虑，“再说，你一人去三号院，谁知道戴先生跟你讲的什么话？若有人追问起，你怎么解释？”
“旁边有他的儿子呀！”
“他儿子也难以解释！”
“唉，有这个问题……”爸爸倒背起手，屋里焦躁地来回踱步，喃喃自语，“那时候，我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楚呀！怎么办？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你别去！”
“不行的，这是戴先生的事情……他要是死了，我一辈子会良心不安的！”
“你就去吧，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柄，也把你揪出来，一家子都别过了！”妈妈赌气说。
“别这么说！汝茵，让我想一个两全之策，好不好？”
妈妈咬住下唇，凝望爸爸。爸爸的模样挺痛苦，又坐回小沙发上，朝前半俯身子，双手捧起额头，下巴肌肉直抽动。妈妈轻轻叹息一声，心软了，很快想出个主意：“秉仁，这么行不行？请梁先生陪你去。梁先生为人义气，一定会答应的。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也好出面作证呀……”
爸爸连声赞同：“好，好，你请梁先生来吧。”
妈妈立刻去梁伯伯家。片刻时光，梁伯伯就站在当屋了。他一挥手说，“吭，吭！老方，咱们现在就去吧！”瞧他脸上表情，显然妈妈已将事情详细经过告诉他了。爸爸匆忙穿上大衣，感激地冲梁伯伯一笑，“梁先生，又麻烦你了。”
“吭，吭！没什么。”梁伯伯深沉地瞧一眼爸爸，“咱们快走吧。”
“我也去！”突然，我拽住了爸爸衣襟，投过去祈求的目光。我猜，他们不会让我去的。但是，我内心却萌发了强烈冲动，极其想看望一回被打得遍体鳞伤，又奇异活下来的戴先生！
妈妈变了脸，果然要阻止我。爸爸温和地笑了，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好吧，跟我去吧。”我也匆匆穿上小棉猴，跟到他们后面。
已近初冬，连刮几天大风，特别冷。冷峭的寒风，吹得乌云遮掩了月亮，吹得星星也摇晃了。高压电线呜呜作响，纸片与树叶像惊鸟飞起。胡同空荡荡的。常在电线杆下值班的那拨老头儿老太太们，也没影儿了。
我们很快到三号院门口，身背后响起一串急促的自行车铃响，爸爸惊恐往后瞧一眼，一个工人飞车驶过。爸爸一怔，随即举手敲响了三号院的门。很快，就开门了。戴清瞧见梁伯伯却一愣，望一望爸爸。
“哦，这位是梁先生，也是你爸爸的朋友。”爸爸忙向他介绍。戴清谦恭地向梁伯伯一点头，请我们进来。
院里景象一片破败萧瑟，花坛剩下荒乱杂草，几件砸坏的桌椅扔到院中，另一些家具什物堆到屋檐下。大多数房间贴上了封条。听说，田主任也曾经动员几家“红五类”居民住里面去，可谁家也不敢来。戴太太上吊自杀死在这个院子里，怪人的。
戴先生住在原来佣人那间小屋里，没有桌椅，地上放了盆盆罐罐。昏暗灯光下，戴先生躺倒小木板床上，白色长发蓬乱，一绺披散额前，脑袋稍微仰起，浮肿的眼皮耷拉下。他双颊下陷，面皮黑瘦，更像是裹一层黑皮的骷髅头。
戴清到床前轻声说：“爸，爸，方先生来了。”
戴先生喉咙咕噜咕噜响，发出几声呻吟，终于睁开眼皮，抬一下子瘦骨嶙峋的胳膊。那只手光剩下皮和骨头，还有裸露的青筋。
爸爸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上前拉住戴先生的手，哽噎着说：“戴先生，我来了……还有梁先生也来看您。”梁伯伯也上前，手绢捂住嘴巴，抑制自己的咳嗽。他也黯然神伤拉一下戴先生的手，“戴——戴先生……”
戴先生下巴颏扭动一下，微合眼皮，表示向梁伯伯致意。他惨然微笑一下。
爸爸又问：“戴先生，您让戴清找我，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吗？”
“有……”随着呻吟吐出微弱一声。
“您尽管讲吧。”
“我……要死了。一桩事……”他的声音极微弱，又被喉咙一阵呼噜呼噜痰响代替，几声呻吟后，继续说，“我……我还有……二十根大条……金条……埋在厕所的东墙根下，这些金子……我想交给政府吧……”
大家非常惊愕，视线又立即集中到戴清脸上。戴清神色很镇定，向我们解释一句：“刚才，爸爸跟我说过了。”他伏到戴先生耳旁，“爸，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去做的……”
“交……交政府吧……给国家……”戴先生又将混浊的瞳仁转向爸爸，“方……方先生……”
“噢！噢！”爸爸两行泪水淌下。
“你……你……也要帮助……”
“好的，好。”爸爸哽咽着说不下去，又望一眼身旁的戴清，他也是满脸泪水纵横，又喃喃说：“爸爸，我发誓，一定会执行您的遗嘱……”
“就……这事。”
门外风声呜呜作响，仿佛奏出凄凉的曲调。戴先生又合上眼睛，嘴唇微张开，许多皱纹也舒展了。他了却一桩心事，呼吸均匀，头也倾斜到一边。
大家沉默片刻，戴清又俯下身，轻声问：“爸，您将事情交代过了，可以让方先生和梁先生回去吧？”
戴先生合一下眼皮，细微的吐字混合入呻吟里。
爸爸擦一把眼泪，过去又拉一下戴先生的手，轻声说：“戴先生，您……放心吧。”
我们走出屋，一直走到大门，谁也没说一句话。走进门洞时，爸爸停住脚步，眼睛探询着戴清的目光，模糊问一句：“你——意思是？”
戴清立刻就明白了，答道：“当然，照老爷子话办。”
街上冷冷清清的。风还在刮着。胡同里那一条柏油路像冰冻的小河，蜿蜒向前。梁伯伯出门后，倒不咳嗽了。我们默不作声走着。到我家门口，爸爸喑哑地问梁伯伯：“进去坐坐吗？”
“不啦，我回去了。”梁伯伯咳嗽起来，“吭，吭吭！唉——戴先生其实是个……很爱国的人。”
“可惜——”爸爸长叹一口气，“唉，是这样的下场。”
过了四天，戴先生死了，由戴清料理后事。
戴先生叫爸爸去的当天晚上，戴清立即写了一份材料，记述了戴先生谈话的经过，也写明了戴家决定将这笔黄金捐献给国家的决定，下面签上他的名字。第二天早晨，他还找了爸爸与梁伯伯也作为证人签字，这份材料就让妈妈转递给了民警文叔叔。
不知为何耽搁了十余天，三号院才来了三个警察，还有五六个房管所工人，刨了那厕所的东墙根一通，很快找到二十根金条。那天上午，消息飞快传播，三号院门外人山人海，围拢很多人瞧热闹，还胡乱传谣言：有人说，院里埋藏了枪支；又有人说，院里掩埋了一具女尸。人们越聚越多，整条胡同都被堵塞了。几个警察和那群工人不敢出来，只好由民警文叔叔找田主任，派一批街道积极分子维持秩序，还调来一辆警车，才算是安全护送那批金条回到派出所。
倏忽十余年过去。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开始平反各类冤案，发还动荡时期没收以及强迫上缴的私人财产。我家已经搬离小雅宝胡同，那儿的派出所却辗转托人找到爸爸，说是戴先生有一笔大宗财产，其中有抄家没收的珍宝、古玩、金银首饰，一大笔定息，也包括二十根金条，准备发还戴家，询问可否知道戴家后人的地址？爸爸慨然答应他们帮助寻找戴清。
曲折托人打听一番，才得知，上世纪70年代中戴清带领全家迁居美国了。随后又费一些周折，总算找到戴清在美国的住址。爸爸给他写一封信，告诉他，戴先生的那笔遗产可以发还，希望戴清与戴先生其他子女商议，此事如何处理。不久，收到戴清的回信，先是感谢爸爸一通，又谈及戴先生遗产处理问题，说是戴先生临终遗言把财产捐献国家，他与其他兄弟姐妹商量，仍然按照戴先生遗训去做。还附一封给公家的信，说明戴家子女决定将戴先生所有财产捐献国家，内容简约明了，信下面有戴清及其兄弟姐妹的签名。
爸爸看过戴清的那封信，心中怃然，良久无言。
听说，戴清一家人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很富裕，过着较为窘迫的日子。
如今，这样的故事就好像阿拉伯神话一样。
但是，经历那些岁月的人们，却都会相信，生活里确实有这么傻的资本家，也有这么傻的资本家子女。
我记起一首儿歌，也是胡同里孩子们时常唱的。
“翻饼，烙饼，油炸馅饼！翻过来——瞧瞧！倒过来——看看！”
一群孩子手拉手，唱着。时不时，将一个孩子套住，又放开；再将另一个孩子套住。
历史好似烙饼，油炸馅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