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约翰·加纳德描绘小说写作艺术的时候，他在真正地描述如何去实践一如何去开发写小说的天赋。创作情景也是一样，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去实践，去反复地创作和理解情景。因此，最有益的训练就是回顾一年前的情景。“我错过了实际上将要发生的东西，”你可能会说，“我漏掉了什么呢？”或者与之相反，“是什么引导我预测到了其他人都没有想到的奇怪事情呢？”你是如何判断一个情景是否有效呢？检验的标准不是看你是否正确地预测到了未来。如果你考虑了多个情景，准确预测未来是相当容易的事情。真正的检验标准是当有人预测到不同的未来的时候，他是否会改变其行为。另外，他是否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改变其行为？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吗？
例如，当判断我们在壳牌公司的情景规划的工作时，我们的确为预测到了前苏联的改革活动而感到高兴。但是，检验我们情景的标准是壳牌公司由于那些改革活动而兴旺起来的事实。壳牌的决策者们削减了用于巨人气田的成本，当油价达到30美元的时候，他们没有购买油田，尽管别的公司都在购买。当油价降到15美元的时候，他们购买了油田。情景规划使壳牌获得了巨大的长期优势，并且能够考虑长期战略。壳牌具有谚语中描述的那种自信：“我知道世界将如何变化，我了解如何去确认世界什么时候会产生变化，世界变化的时候我也知道怎么应对。”一个有效的情景几乎总能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说，有关美国种族关系的情景就与我息息相关。我刚刚成为了一名父亲，如果种族冲突情景出现在我所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的多种族社区，公立学校就可能变成战场。另一方面，种族差异导致合作和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我的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在那种差异下顺利成长(我希望如此，但是不希望以我的孩子卷入暴力冲突为代价)。对我来说，快克婴儿(在怀孕期间使用快克古柯碱的母亲所生的婴儿)是一种预警信号，我知道不久之后学校的小学教室里将出现快克婴儿。如果学校能够有效应对吸毒者的孩子，那么我会对他们应付种族冲突的能力更有信心。如果学校的快克婴儿与其他孩子发生冲突——为了学校资源和教师的注意力——那么我对我的孩子在那里就读就感到不那么乐观了。
美国的许多人很关心教育，因此现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校上：我们应该为教师支付更高的工资吗？我们应该增加电脑的数量吗？但是教育问题主要不在于学校，更多在于社会、家庭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会把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错误的领域。情景过程将关注那些处于严重问题背景下的学生。为什么现在的学生表现得比以前的学生更糟糕呢？我们必须改变哪些地方才能让今天的学生进步呢？有人会研究成绩上的差异，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会发现
社会因素是其中一部分原因：邻里关系、家庭以及其他激励人的因素。这是一种过时的认识，但是幸运的是美国政治不会侵犯到家庭领域。因此，如果那些能够被改变的政治被改变了，那么情景可以考虑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福利政策、税收政策、住房政策都可能被重写，以使社会更有凝聚力，并能获得更多支持。
但是，那些政策所起的杠杆作用非常少，重塑社会需要时间。因此，决策者可能在具有更现实的时间范围的情景过程中出现。美国的教育不是五年的问题，我们需要25年的时间去摧毁它，也需要25年的时间来进行重建。我已经就这个问题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进行了讨论，这个问题是他们不想看到的。华盛顿政府的教育部是负责学校事务而不是社会事务的，而且，从政治上来说，宣布一个为期25年的解决方案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它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情景能开启你的智慧去考虑你没有想到的政策。“禁毒战争”在美国是如此令人信服，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只看到两个可能的过程：一是打击供货渠道，但是代价昂贵，常常造成个体家庭悲剧，实际上提高了毒品的供货量(如前所述)；另一个就是合法化，这就发出一个社会虚伪和无能为力的信号：“我们不信任毒品社会，但是我们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将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即从此以后毒品是可以接受的了。”但是1989年的《经济学家》杂志还建议了另外一个情景，即如果美国通过法律创立一个新的叫做“不可接受的惯例”的法律范畴，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可接受的惯例指的是那些社会或国家的大多数人要禁止，要阻止，但是不能通过合法方式或者至少不能通过任何有效执法活动来实施的那些东西。在当今的美国，这些东西可能包括酒、烟、大麻、可卡因及色情等。这些东西只能与谋杀和抢劫区别对待，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可以被看做是谋一己之私利的人。社会问题要产生社会影响，如酒后驾驶、工作表现差及给别人带来危害等，社会既不会正式宽恕这些东西，也不会正式宣布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就是罪犯。相反，政府会制定最大程度地限制这些东西的策略。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如果卷入到不可接受的惯例中(例如火车工程师因为服用可卡因而导致其机车撞上汽车，他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则对此类犯罪要采取更严厉的惩罚。
美国已经制定了这种策略，并用于对酒的控制，包括对严重醉酒后驾驶的惩罚、限制未成年人买酒(酒只能在固定的时间段销售或在固定店铺销售)等，人们都接受了那些限制。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对酒的征税额从而减少酒的销售量。我们也有一套日益有效的针对烟草的限制策略，就是让公众逐渐讨厌吸烟，让社会不接受吸烟(对酒的改变比较慢，可能是由于更多的社会虚伪性方面的原因)。
什么样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呢？在不同的情况下，答案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创造了一套20年的情景之后，我相信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都考虑了更为宽广的未来。我们都有责任来维护全球的环境质量，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提高教育质量。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人
们好不容易才把握了这些联系，因为对于大多数人类文明来说，这种联系并非同样重要。一个社会可能偶尔受到战争或入侵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时问其生活是孤立的，并保持了自身的完整性。目前，国际经济关系、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全球范围的技术已经使那种态度发生了切实的转变。从最普通的层次上说，一个很小的企业(如史密斯一霍肯公司)的命运都是与泰铢、日元以及英镑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从最高层次上来说，我们的满足实际上取决于使各地区的个体得到满足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以前从未有过。情景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些相互联系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