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俄罗斯社区简介
社区在俄文中称之为“地区性社团”。俄罗斯社区建设起步比我国还迟，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但他们1996年就搞了一个“莫斯科社区自治法”。
一、《社区自治法》对社区权利限制很严
《社区自治法》带有传统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的浓厚色彩。
《社区自治法》对社区权利有14条规定，一半以上是辅佐政府机构完成行政管理任务，上传下达，相当于我国区政府及其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色彩，是政府的“腿”和“脚”。《社区自治法规定》：市政府、区政府支持社区的建立和活动，支持符合城市法的社区机构；社区机构在市政府、区政府协助下开展活动，协作方式采用签合同或协议的办法进行；区政府有权检查社区委员会工作，包括法律赋予社区的权利；社区新的建议必须上报区政府，当产生意见与分歧时，由区政府作定论。对于社区自治，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据调查询问莫斯科市民对社区自治知多少时，竟有41％的人回答“根本不了解”、“不晓得”，同我们抽样凋查的社区情况相近似。
俄罗斯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打破了陈旧、僵化的官僚管理体制后一对于已经习惯于计划：弪济体制下生活的俄罗斯人来说，社区的产生、建立、管理有了要：多的“民主性”、“公开性”和“透明性”，代表了城市管理一科新方式，即不是“自上而下”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自下而上”解决社会问题。看来俄国社区还处在发育的初始阶段，第一，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大肆宣传社区；第二，俄罗斯老百姓也没有完全接受社区理念；第三，社区制度的优越性或实惠，政府和老百姓双方都没有深刻感受和认可。社区在“双方心目中”，尚无地位可言；第四，建立社区手续繁杂、条条框框较多，挫伤了一批热衷于社区事业的居民骨干分子的积极性。许多俄国人把社区自治机构视为政府分支机构或下属职能部门，用中国话说是“政府的腿和脚”。原因是社区相当一部分资金由政府财政支出，社区还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不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产物，人们习惯将社区机构与政府机构混为一谈，居民对社区机构评价也很低，说明“自治”机构还没有完全“入轨”，需要扩大宣传，改革、完善；需要与政府勾通；需要以维护居民利益为出发点；需要居民的信任和积极参与来提升威信，扩大影响。莫斯科社区自治权虽然受到诸多限制，管：哩模式还很灵活，需要一个磨合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无论怎样，莫斯科社区有了《社区自治法》，社区有了关键性：机构——社区委员会和社区检查机构，居民有了民主选举的方式，政府给予了财政支持，这一切又意味着“俄罗斯社区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二、“列宁山社区”兴起
“列宁山社区”正式注册的名称叫“麻雀山社区”，位于莫斯科行政区，直属加加林区管辖。1998年，列宁山社区居民对居住地供电、下水道、垃圾处理十分不满，又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无奈之中，大学生路9号楼居民与科瑟金纳大街7号、11号楼联合起来，率先成立社区，目的是捍卫社区居民的共同的合法利益。
社区成立后，“列宁山社区”居民把社区中一切视为社区财产，大到一座楼院，小到一粒石子。社区内有一个“国家公园”，被居民视为“掌上明珠”。为了防止“国家公园”被市场化，“列宁山”居民联合起来，反对商家在园内“大兴土木”，要求保留公园原始面貌。社区居民认为，假如按照商家市场化意图改造公园，公园肯定会变得庸俗化，不仅违背一贯的环保方针，还会殃及文物古迹。在社区倡议下，居民四处奔走，向上级领导机关莫斯科和俄罗斯政府反映（用中国话说是集访）。居民上访理由：在麻雀山搞任何建设，必然“侵犯”古迹。这些国家级古迹是俄罗斯“国宝”，触犯它等于触犯“俄罗斯的尊严”。允许“商业行为”，拟建商品房开发“得逞”，社区为之骄傲的自然景观会从“脱俗”
变成“入俗”。列宁山社区“集访”被俄罗斯中央政府和莫斯科政府采纳。这是一种大的事件成功。在小的方面，列宁山社区还完成了一系列工作：一是对大学生路1单元至13单元的所有老化电梯，进行了部分更换；二是对社区多年失修的电线进行了维修；三是整理社区小花园，加修了棚栏；四是为社区锅炉安装了防震设施；五是将社区门面进行装修，社区面貌为之一新。初步连续战果，被居民和政府双方认可肯定，社区又继续改造停车场，恢复建立了儿童广场、体育场，在社区门口设立隔离桩，居民自己出资安装防盗门对讲机。经过一年的努力，“列宁山社区”中的两个门面，在全区分别获得1999年度第一、第二名，告别脏、乱、差的不文明习惯。2000年又推出“社区理想设计”，设计社区内的绿化、停车场位置。通过规划，把儿童、成人、宠物三者“分而治之”。在这些活动中，市、区政府积极参与了社区活动，帮助解决问题，诸如资金投入、同利害关系人协调、民主审核规划；用循环水取代了原来供水系统，节约了水资源；帮助社区委建章立制，推进民主自治，居民如对重大决策有异议，经民主协商后，修正方案，或停工修复原状。
2003年5月，莫斯科市杜马（议会）召开了一次“加加林区所属社区广场改造设想”听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杜马的代表、莫斯科市杜马代表、奠斯科建筑委员会主席、城市规划设汁师、行政区副区长、加加林区区长、媒体代表、居民代表等等各方代表人。听证会讨论了3年前由社区居民提出的列宁大街上的白桦树林没了，麻雀山著名的林荫道消失了的老问题。社区居民认为，现行的建设政策根本没有考虑到居民利益和环保，只从政绩工程需要出发。虽然区域内有的是空地，但绿色植物仍被毁掉。为什么不在空地上搞建设？政府难道不知道，建一个楼只需二三年时间，长一棵树却要30年时间？听证会上，议员与居民讨论“建设过热”的问题，他们认为，莫斯科像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样，建筑商业化行为日益严重，形式主义的“政绩工程”，破坏了城市生态平衡和市容美观。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加加林地区居民代表指出：建筑商业化行为实际上与贩卖毒品、走私武器一样，属于犯罪行为，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一位议员说：西南行政区已经有了城市总体规划和西南区建设规划，为什么还要另搞一个城市建设规划。市政府已经规定了城市总体规划，那么一切应按规划，不应该再有“弦外之音”。
加加林区确实存在许多的问题。地处市中心，居民没有感到生活的便利，附近没有医疗机构、没有体育场、没有必要娱乐设施和休闲场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居民联合起来，成立社区，选举了社区委员会。现在加加林区下属8个社区已成为反映民意，维护居民利益，为争取居民权益而斗争的组织。在加加林区代表会议中，90％的议员由社区自治委员会产生。听证会在居民和政府中间多了一个沟通渠道，一些意见和建议被搜集、采纳后形成法律。目前，这种政府与居民沟通方式正式在莫斯科市普及，说明俄罗斯中央政府也注意改善基层执政方式，推行民主政治。
莫斯科市城市十分伤脑筋的“7大顽症”（乱张贴牛皮癣、占道经营、违法建设、乱倒垃圾、车辆乱放、骑路市场、户外广告）同我国一样屡禁不止。莫斯科市政府作了一次社会调查，那些能“保住牌子”的大院，往往是居民群众参与管理率最高的大院。社区居民是社区主人，整治见成效，居民作用最重要。谁了解街道大院，当然是社区居民自己。整治过程中，充分调动居民当家作主积极性，城市整治工作由被动变主动，由主观变客观，从低效到高效。如有的社区，针对环境中人、畜不分的情况，居民提出了“区域划分”原则。退休者闲聊、晒太阳需要安静，那么绿色角落应该让给他们；居民不希望自己窗下有汽车停放，那么应该将汽车转移稍远处停放；体育爱好者喜欢运动，有噪音，为不影响别人休息，把体育设施安排在社区居民偏远一点处；宠物虽好，不是人人都喜爱，让它拥有自己的天地，宠物主人上街，须带宠物保洁器具。这种“区域划分”将不同年龄、不同爱好、不同类别的人和动物“分而治之”，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环境整治，深得人心，但“不和谐之音”客观存在，正所谓“众口准凋”。莫斯科“老年社区”，老年人口占80％。为了照顾他们，社区专门把老人休息区安排在大院门口，但是老年人又有意见，凳椅放在楼门口可以，但不能放到我家窗下。照顾老人，小孩得受委曲，社区就把“儿童乐园”迁远一点，这样，孩子家长又有意见了。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社区领导“周旋”于居民之间，调解、妥协、让步达成共识，在他们的周旋下，化解了很多矛盾纠纷。但也不是一切矛盾纠纷都可以化解的。在化解不了的情况下，还得另想办法。在社区环境建设中最忌犯主观主义“毛病”，犯“改革急躁病”。必须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民意，学会与居民妥协的艺术。这些做法开会作报告容易，实践中运作起来，其中酸甜苦辣，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所感受。
莫斯科市住宅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没有住宅委员会，相当于我国物业管理委员会。自成立时起，政府授予其住宅区的管理权。40年后，由于政治制度的改变、运作机制落后，住宅委员会官僚主义作风对建设遗留问题，束手无策。例如，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居民一次到住宅委员会反映问题，住宅委接待人员显得十分不耐烦，待亚历山大讲完事情后，接待人员就问：“你物业管理费用付了吗，你反映的事我知道了，我们去解决”。亚历山大回去后等消息。结果“泥牛入海无回音”。其实这些住宅委员会管理人员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管理者”，经常“信口开河，不守信用”。
遇到矛盾，推三阻四，处理问题，遥遥无期，住宅委员会和业主矛盾越来越大。
1997年，莫斯科市成立了住宅所有者协会。相当于我国的业主委员会。协会取代了官方的“住宅委员会”。两者相比，有许多不同点，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居民自治性组织，莫斯科市政府授予其管理住宅的权利。“住宅所有者协会”是居民自治管理的一个组织机构。政府的用意是让居民实行住宅区的自我监督管理。
莫斯科市共有659个“住宅所有者协会”。它们利用市、区政府拨的住房基金，从事所辖地房屋修缮、管理和服务。从社区理论和实践上论证，居民参与住宅区管理顺应社区发展潮流，在实际运作中调动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自治管理热情，是成功的关键。如莫斯科河南一个社区，68％的住房建于1911年前后，将近一个世纪，破旧不堪，既影响市容，也是居民安全、生活的重大隐患。1997年，居民自发建立“住宅所有者协会”，装修住房。平时很少联系的居民们，这次统一了思想，开始了统一行为，为修房献计献策，设计方案，热情极其高涨，装修、清扫，整修绿化地带栅栏，一切费用由小区居民自己掏腰包。维修后的社区面貌为之一新，政府十分高兴，奖励该社区100万卢布。这种环境的改善，自治的政治，影响了其他住宅区仿效，要求加入“住宅所有者协会”的居民逐渐多起来。实践表明，俄罗斯居民在改变生活方式时，同时也改变了对政府的依赖，打破了一切依靠国家的传统等和靠的思想观念，把幸福建立在自己身上。如国际歌唱的一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创造幸福，还得靠自己。1994年，莫斯科米基诺区创办了“玫瑰之风住宅所有者协会”，入会居民决定，建立自己的公司，聘请有经验的人士，包括退休人员、在职人员，实施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招聘了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仅用3天时间，就解决了社区电梯问题，垃圾问题，居民自治管理成效之速可见一斑。“玫瑰之风”特点在于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社区，运用政府有限的财政帮助，节约支出，积累资金，从居民每月水电费支出中适当扩大增收比例，减出实际支出后的金额，建立起2．7万卢布／月的“小金库”，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以改善社区居住环境。这种自治方式很有代表性，一方面反映了居民自治组织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自治机构权利有限，成为抑制发展的“绊脚石”。在莫斯科市，不论是社区，还是“住宅所有者协会”，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由于政府“放权”有限，进一步发展也就受到限制。莫斯科市政府正在严肃地思考，如何“抓大放小”，进一步搞活社区，推进自治。
这是问题好的方面，但也有令人担忧的方面。俄罗斯社区自治组织从1990年创建，比我们国家起步迟了5年，在自治旗帜下聚集的居民还是有限的。据《莫斯科晚报》报道全市有700多个住宅所有者协会，80个社区30万人口左右。也许权利有限、也许资金筹措难，运作不规范，有的社区和住宅所有者协会，有时为维修电梯上访莫斯科市长，请求支持解决问题。“上访”接待中，市长一方面批评“住宅所有者协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又问“为什么它没有发展起来呢？”上访者说：“有人抵制。”居民们说：“因为成立了住宅所有者协会自治组织以后，费用提高，对居民不利，为什么要自治。居民抵制自治，唯一原因就是加入“住宅所有者协会”自治组织收取的管理费用比不加入“住宅所有者协会”要高出许多，居民心理不平衡。居民要求政府改善环境，要求政府增加投入。莫斯科市政府官员说，“要想得到良好的住房服务，整洁的环境，舒适的居住条件，必须以付出更高昂的价格为代价，条件的改造，是用卢布换来的。况且，自治章程、价格都经过全体居民大会讨论通过，不执行是没有道理的。”
从中我们看出一个道理：良好的社会服务、优美整洁的环境舒适的居住条件，在获得改善前，莫斯科市居民看到的只是高费用的增长，：觉得自治组织工作不理想，方法不对头，高收费没有给居民带来任何现实的实惠。于是乎，居民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自治就是搞形式，别的没有任何改变”，“如其自治，还不如不治”，出现这种状态，一方面政府有责任，组织、引导、宣传不够；另一方面居民也有责任，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今天投资10卢布，明天就取得明显成效的认识未免太局限。政府方面，要敢于放权，将一部分国有财产交给居民用自治方法去管理。要像乌克兰政府那样，下定决心，转变观念，迈出大步，敢于把飞机场这样的国有资产管理权交给社区，噌强社区经济实力和活力，自治组织才能拥有生存空间。如果国家管不了，权力又不放，自治管理理论再好，也只能“束之高阁，纸上谈兵”。俄罗斯居民自治起步迟，莫斯科市自治也不理想，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有一部“社区自治法”，还是值得称赞的。我国社区进行将近20年，还没有一个社区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