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赞美千里马时，总会记起识马的伯乐。中国科学界在赞美华罗庚时，也不会忘记他的老师、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熊庆来。
熊庆来热爱教育事业，为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熊庆来深深体会到，要使我国数学科学整体水平尽快提升，关键是要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接班人。为此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想方设法把学生们扶上路，为他们创造机会成长起来。
熊庆来爱惜和培养人才的高尚品格，深受人们的赞扬和敬佩。早在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当教授时，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很有才华，经常指点他读书、研究。
后来又和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共同资助家境贫寒的刘光出国深造，并且按时给他寄生活费。
有一次，熊庆来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子，给刘光寄钱。刘光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后，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往事，他说：“教授为我卖皮袍子的事，十年之后才听到，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永生不能忘怀。他对我们这一代多么关心，付了多么巨大的热情和挚爱呀！”
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熊庆来和杨武之等对华罗庚的发现。初中学历的华罗庚通过自学，于1930年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这篇论文后，熊庆来慧眼识人才，便把当事务员的他从江苏金坛中学请到清华。
熊庆来重才华轻学历，在很讲究学历的清华力排众议，破例地留下华罗庚以“助理”名义安排工作，让他有时间、有条件坐在书海之中，自由吞吐。华罗庚得到熊庆来的直接指导，并可随意听教授们的课，又有条件潜心钻研，可谓如鱼得水，遂得以迅速成长。一年之后他被任为助教，再一年后升为讲师，又两年后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
1936年，经熊庆来和理学院长叶企荪的推荐，华罗庚登上北去的列车，横穿西伯利亚，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后来，华罗庚在数论及分析领域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成为驰名中外的大数学家。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赵九章、彭恒武都是熊庆来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法国《世界报》载文评述，谈起钱三强的贡献时，还特别指出他是熊庆来的学生。
1930年，熊庆来在代理清华理学院院长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算学系研究部，他是指导教师之一。蜚声当代数坛的美籍大数学家陈省身，就是当时该部的研究生。
熊庆来常常寄钱给在法国学习的严济慈。有一次，校方因故不发工资，他让妻子去典当皮袍子，寄钱给严济慈。严济慈在法勤奋学习，成绩优异。
此前，法国是不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效力的。从严济慈起，法国才开始承认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
这些都是得益于他在国内时受到熊庆来与何鲁的教育与培养。熊庆来还培养出赵忠尧、陈省身、钱三强、许宝騄、吴大任等著名学者。
熊庆来教授学生，十分认真，连批改作业也一丝不苟。用毛笔红字将作业中的错误仔细地逐本圈阅，改正。碰到好的作业，则大笔一挥，写个“善”字，一脸满意。
可以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是他自认为平生最幸运的事情。即使在任校长的最忙碌之时，他也要每周亲自为学生上几节课。而每到年节，他常把单身教员请到家里吃饭。即使到不能教学的时候，他也要想办法把教授和学生们叫到自己家里来，办起现场讨论班。
儿子熊秉明回忆，父亲熊庆来“平实诚笃”，他举止言谈缓慢而持重，不善辞令，生活恬淡，与一切娱乐和享受都无缘。
不过，恬淡也分场合。在一次讨论会上，他曾就学生要不要参加运动的问题，和闻一多意见发生碰撞。这个搞数学的人显然不懂政治。他坚持认为，要救中国的积弱，学校师生就应“每人守住他的学术岗任，兢兢业业地去做，而不应当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
碰到该坚持的事情，这位总是一脸和气的数学家，总是显示出他的刚硬来。有人评论，他的这个特性，正如他所爱的数学一样，一丝不苟。
比如学术独立，是熊庆来一贯的坚持。在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前，他和当地官员约法三章，即“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加干预；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不能凭条子介绍”。
再比如，主持校务多年，熊庆来十分重视清廉。每年新生考试前，不少人托人情，送礼，他都原物退还。有一年，熊庆来赴法国，向教育部申请了1万美金的款项，准备为云南大学添购数学书籍。不料后来因云南大学解散，他也就此留在美国，生活非常拮据，他却始终没有动用这笔款项一分钱。
直到几年后，一位在法进修的云大医学院毕业生回国，他才把这笔钱所购得的图书交给学生，转交云大。
校长工作繁忙，熊庆来经常顾不上回家吃饭，有时候需要打电话连叫三四次，然而他却不肯放下自己手头的学术工作。他的数学论文，常常修改三五遍以上。
有时候，熊庆来本已经上床躺下，却忽然想到文章中写错了一个字母，担心第二天会忘掉，便连忙穿好衣服，起来修改，这才放心入睡。
1957年，熊庆来由法国返回北京时已年迈体衰，然而依旧致力于青年人的培养工作。他招收研究生，指导他们与研究实习员、进修教师等组织讨论班，报告奈望林纳、瓦利隆等学者的经典著作，使得这些青年能较快地成长起来。
在70多岁高龄时，他虽已半身不遂，还抱病指导两个研究生，这就是青年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熊庆来晚年曾这样谦虚地说。这寥寥数语，道出的是一位为我国近现代数学发展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老科学家的伟大胸襟和人生境界。
但此时，熊庆来的右手已经不能写字。为了工作，他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就用这只半残的左手，他整整写了20年的研究论文。碰到撰写外文稿，他只能缓慢地用左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字，有一半以上的论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他一定没有想到，辛苦练成的这一手左手字，到后来却派上了另一种用场。
上世纪50年代，不善言辞的他外出视察时，也学会了写下“前景无限好，处处见光明”这样歌颂建设的诗句。然而，这没能使他避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命运。因为当年推荐华罗庚任教清华时，面对校委会说出“不聘华罗庚，我就走”的话，他背上了“熊华黑线”的罪名。
这时候，他虽然仍慈祥而威严，整齐的头发却早已花白。白天，他拖着残病的身体，被拉去开批斗会。到晚上，他便在灯下，用辛苦练成的左手字，逐字写“交代材料”，经常到凌晨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