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校园东门的影壁上，书写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这是北师大校训，亦是书写者启功对“师范”的解释，同时也是启功一生的追求。
启功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任辅仁大学附中国文教员，辅仁大学助教、教员、讲师、副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启功的恩师就是北师大原校长——陈垣。1938年秋季开学后，陈垣聘他教“大一国文”。严酷的现实，使启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大学的学历，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待下去，并做出一些成绩来，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各方面的承认。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启功从1933年教授附中一年级国文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辅仁大学的讲台上，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先后教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究教法，深入浅出，无论教什么课，都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颇受学生欢迎。
启功到北师大以来，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不料，1957年以后，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一场劫难降临了，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接踵而来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造反派不得不放启功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满足感。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在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10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乱世。
1976年（丙辰），也就是启功64岁，粉碎“四人帮”之后，北师大恢复招生，启功重登讲台。
在治学之道上，启功体味诸老前辈的言行，有两条铭心不忘的心得：一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二是明白了学问不是死的。后来启功每逢和人谈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个比喻说：“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以当小车轮子用。”
启功讲课、写文章极注意做到深入浅出，化繁复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从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虚地吓唬学生，所以总让人感到读书求学乃是一项愉快的活动，而不是那么枯燥乏味，艰深困难。如诗歌格律问题讲不好就很使人厌烦，但启功却绘成图表教学生掌握其变化规律，使学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规律可循，还有其灵活性。
可能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启功的文章总是有首有尾，脉络分明。开宗明义交代写作目的，然后逻辑严密地铺展开去，而且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却总不偏离文章的核心。如《〈兰亭帖〉考》首先说明什么是《兰亭序》和《兰亭帖》，再梳理世传的五类《兰亭帖》摹本刻本的情况及真伪问题，最后论断说：倘有荆溪吴氏所藏唐摹本存世，得与神龙本“汇合而比较，则《兰亭帖》的问题或者可以没有余蕴了”。文章既专业又很通俗，所以一般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
耄耋之年的启功呕心沥血伏案三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诞生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是因为老校长陈垣生前曾吟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陈垣久居此屋，励耘书屋由此得名。启功圆了报答师恩的夙愿。赵朴初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
此日逾知师道尊。
万翼垂天鸾凤起，
千秋不倦诲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