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罗家伦执掌清华功过
罗家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国内似乎对他研究不多，评价不高，对他执掌清华期间的作为，研究就更少，评价也更低。
1998年有一书一文论及罗家伦执掌清华的是非功过。一书是《清华大学演义》（向祚铁、侍卫华著，黄山书社4月版。以下简称《演义》），其中有《罗家伦党化清华记》一节，说罗家伦的“党化”引起师生不满，所以中原大战蒋介石失利时“清华师生就趁机掀起了‘驱罗’运动”。一文是《罗家伦与清华大学》（吕文浩作，载10月21日《中华读书报》。以下简称“吕文”），其中肯定罗“来校任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对清华做了不少重大的贡献”，但又说“他带来的清华大学组织条例，大大地削弱了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损害了在本校教授中业已形成并运作的教授治校传统”。根据所接触的清华校史资料，《演义》一书所说确是一种“演义”，离事实较远，吕文所说则大致可信，但关于罗家伦“损害了……教授治校传统”的说法与事实也有出入。
罗家伦在就职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中，既提出了“学术独立”的总目标，又提出了发展清华的具体措施，即先成立文、理、法学院，以文理带动其他；以学术为标准，从国内外罗致良好教师；以研究为大学的灵魂，先后成立各科研究院；减少行政费用，积极添置图书仪器设备；招收女生，严格考试，使学生严进严出等。就任后，罗家伦首先争取清华独立，即取消董事会，清华隶属教育部，为达此目的，他曾提出辞职，以个人去就相抗争。这一斗争胜利后，罗家伦便立即在清华进行各项改革，成立各学院，公布《清华大学规程》，增设校务会议，使之主持日常事务，扩大评议会权力，使之成为立法机构。罗家伦执掌清华虽不到两年，上述目标和措施却都实现了，做到了，这就为清华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就此而言，无疑应承认罗家伦为中国学术的独立与清华大学的发展立了大功。而《演义》却将罗家伦在清华的所作所为统统归结为“高压政策，独裁统治”，说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学术化、平民化、廉洁化、纪律化等“所谓四大化……结果一化不化，言不顾行”，不知此类说法有何依据？
关于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陈岱孙《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一文（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清华旧影》）认为在1928年罗家伦掌校前后有很大不同。在这之前，虽已有教授会、评议会，但它们只不过是校长的咨询机构，权限很少，作用很小；在这之后，“教授会的地位提高了，评议会的作用加强了，校务会议则执行着虚设的、受了一定限制的校长的职能”。所以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在1928年前只存在其“胚芽”，它是在罗家伦掌校时初步形成，在“校务会议暂行校务”期间迅速发展，最后由梅贻琦加以扶植、巩固、定型的。陈文还提及清华院长产生办法问题，说清华第一任院长产生于罗家伦任校长的1929年，根据当时教育部大学组织法，院长应由校长直接任命，教授会则认为院长应于教授会选举后方由校长任命，后经协商，双方作了让步，改为每一院长先由教授会选出两名候选人，再由校长从中择一任命，择任时充分考虑教授会选票的差别，这一办法后来成为清华的传统，直至1948年底。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的记述与陈文大致相同。罗家伦掌校时期的清华校务会、评议会、教授会会议纪录也表明罗家伦与清华教授们的关系大致融洽，教授治校体制得以正常运作，教授治校原则始终得到贯彻。这就可见，罗家伦不是削弱、损害了教授治理校体制，而是尊重、发展了这一体制。
说到罗家伦的被驱，《演义》认为主要原因是罗家伦的教育方针和“独断专行”的态度激起清华全体师生的反对，吕文认为原因既在罗家伦之损害教授治校传统及军训不得人心，也在中原大战蒋介石失利，罗家伦失去靠山。当年清华学生代表大会主席李景清所写《清华校潮的前后》（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以下简称“李文”）一文也对罗家伦之被驱有所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李文透露，积极驱罗者不是清华全体师生，也不是清华全体学生，而是校外的“清华同学会”（即部分校友）和校内少数学生组成的所谓“护校团”，此“同学会”和“护校团”不仅驱罗，而且拥乔（万选），甚至与阎锡山有勾结。所以李文中有这样的话：“他们既然不满意罗家伦，就应该找一个至少和罗家伦高一等的人才对，为什么偏要捧一个还不如罗家伦的乔万选呢？在清华同学会一方面，也不过是想借乔氏的力量，他们可以爬进清华园的大门；本校诸位驱罗的健将，也不过是想让近水解渴的乔氏进来堵住罗家伦的回路，他们诸位就可以高枕而卧，免得再做罗家伦回校整顿校风的恶梦。……他们不过抱一种‘谋地盘’、‘报私仇’的心思来驱罗拥乔。……我们可并没有想到护校团诸君不但驱罗而且拥乔，不但去私见乔万选而且擅电当局请予维持。我们也并没有想到清华同学会诸公，不但主张拥乔而且擅电当局保荐乔长校。他们的计划，以为由清华护校团去电表示学生的意思，清华同学会去电表示毕业同学的意思，如此阎锡山就不会不信而不加以任命了。”
这就不能不联系“同学会”、“护校团”在此前后的作为。在此之前，即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后，南京、上海清华同学会部分会员曾表示反对，且断言“外（交）部以前管理清华成绩甚佳，……有外交关系，罗氏总不适宜”，“罗氏学识肤浅，……人格卑鄙”，“即令罗来清华，三月内罗必不安于位而去”。有必要指出，清华学生会曾发表宣言反对此种做法，驳斥此类言论，他们明确表示，“清华同学会系清华毕业同学之团体，自不能代表在校之清华学生。现在代表清华全体学生之机关为清华大学学生会。根据学生会之议决案，不但对罗先生毫无反对之意，且对罗先生之来执掌清华，深抱革除积弊及建设学术化的清华之希望。……故对于清华同学会所云‘为校长者必须与该校夙有关系深知其历史者’之主张，未敢苟同。至以‘外交关系’为藉口，反对罗先生，是何异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教育主权。当今革命思潮澎湃之秋，断不宜有此落伍思想”。（转引自萧仁树、傅任敢、钟一帆《南下代表报告书》，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在此之后，即在1930年罗家伦辞职离校、阎锡山派乔万选任清华校长被清华师生拒绝之后，在根据校务会议决定由冯友兰主持清华校务期间，护校团不断在校内张贴匿名标语，制造各种谣言，攻击冯友兰，攻击学生会，又致电阎锡山，并在报上发表，说清华“行同解散，百务益废”，竭力为乔万选卷土重来制造舆论。
上述资料表明，罗家伦还未到清华上任，驱罗运动便已开始；罗家伦已辞职离开清华，驱罗者的活动仍未停息。这就可见，驱罗只是现象，拥乔才是目的，罗家伦的被驱虽与他的某些处置失宜、某些言论不当不无关系，根本原因则不在此，而在政局变迁，阎锡山势力作祟。吕文问，罗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过出色表现，又为清华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何在清华受到这般不相称的‘冷遇’”？罗家伦后来任中央大学校长十年，好评如潮，“为什么偏偏在清华就不能成功”？我以为问题的答案也就在这里：同是这个罗家伦，遇恶势力作祟故“受到‘冷遇’”，无恶势力作祟便“好评如潮”。
吕文还提及一个现象，即“这么多年来，清华校友似乎没有人写过谈罗家伦在清华时期的纪念性文章”。应该说，这是实际情况，但并非没有例外。如，冯友兰曾在其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以10页的篇幅记载罗家伦在清华所作的贡献。冯的《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则是正面肯定与纪念罗家伦执掌清华的专文（见《三松堂全集》13卷）。冯还曾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收入《三松堂全集》13卷）中说，“清华国学研究所的学生与清华旧制的学生，大部分是格格不相入底。我们若沿用所谓‘中西’‘新旧’的分别，我们可以说，研究所的学生是研究‘中国底’‘旧’文化，旧制的学生是学习‘西洋底’‘新’文化，他们中间有一条沟。到清华大学时代，国学研究所取消了，旧制学生也都毕业出国了。可是上面所说底那两种精神仍然存留，并且更加发扬，他们中间底那一条沟也没有了，两种精神成为一种精神了，这是清华大学时的特色。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这更是对罗家伦为清华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高度评价。
《清华的回顾与前瞻》写于1948年，其中还有这样的一席话：清华的“这个学术传统对于中国的新文化，一定是有大贡献。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学术传统，向前迈进。对于中国前途有了解的人，不管他的政治见解如何，对于这个传统是都应该重视爱护”。如果说此话在当时就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它在今天更具有重要意义。罗家伦为中国学术的独立和清华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建立清华的学术传统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该爱护清华的学术传统，也就应该尊重罗家伦其人，如实评估他执掌清华的是非功过，肯定他为清华所作的贡献。而《演义》却置事实于不顾，而以当年的驱罗言论否定罗家伦，说他在清华“恶迹大彰，丑态百出，钳制言论，束缚同学，滥用私人，离间分化，无所不用其极，……虚伪毒诈，直一政客官僚”。时至今日还出现此类现象，怎不令人莫名惊诧，深感遗憾。（蔡仲德）
喟叹一声罗家伦
五四运动使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三人一时间蜚声海内，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活跃在民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均有一番作为和表现。
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年方三十一岁，以现今的标准而言，几乎还是一个青年。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这个年龄显然有些稚嫩，质言之，不大容易服众。他出身于北大，由于蔡元培先生设法而获得上海实业界巨子穆藕初资助，得以远赴美欧，在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及柏林、巴黎和伦敦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留学旁听，却不曾读得正式的学位，在这一点上，他与好友傅斯年颇为相似。
罗家伦考入北大之前，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在此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后来又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这层渊源关系在他于五四前后展露才华后似乎得到某种“升华”。1926年他留学归来曾短时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的同事方东美明显感觉到罗“对政治有某种抱负”。不久，北伐军起，罗随即进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文告及文章，不少是由罗氏执笔，其后他又担任了权力极大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教育处处长，“济南事件”中曾经受命作为“军使”与日军严正交涉。显然，罗家伦已经成为新政权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北伐军进入北平，重要的教育机构清华的校长人选必定是个“非常人物”，据说各方推荐的人选一时竟有三十余位之众，清华教授赵元任亦在其中。罗身居权力核心，又得到大学院长蔡元培提名推荐，于是拔得头筹。正因如此，有的清华学生认为“罗家伦是假政治势力来长校”。
即令如此，清华师生在经历了最初的内心疑惑之后，对这位“新兴势力”委派的校长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欢迎姿态。久经内战和动荡的北方学府瞩望积极的变化和安定，知识界对南方的北伐也大多抱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然，罗家伦本人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声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代理校务的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及全体学生迭电南京，催促新校长到校视事。鉴于由清华校友组成的“清华同学会”部分人提出“清华人治清华”以阻隔罗任校长的言论，清华大学（在校）学生会特别发表宣言：“不但对罗先生毫无反对之意，且对罗先生之来长清华，深抱革除积弊及建设学术化的清华之希望”，以示其立场与前者有别。学生会代表傅任敢等还专程南下晤罗，商议“清华基金绝对独立”、“完全收归大学院管辖”、“裁撤冗员”、“免除学费”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希望罗以全副精力办理清华”。罗答复：“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同时表示，要多聘好教授来校，拟聘胡适、钱端升、吴正之等，还要在“本学期恢复军操，同学应受严格军事训练”。对此，学生代表并无异议。罗家伦到校就职的演说题目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显示出以学术为本、将学校带入新发展阶段的终极意愿。
他上任伊始，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现有教师四十余人中得到续任聘书的只有十八人，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教师被解聘。另行增聘的近三十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者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学科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罗家伦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周炳琳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虽然此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罗家伦却不为所动，声言“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他为清华求良师的典型事例，莫过于亲赴天津说服任教南开大学的蒋廷黻来清华一事，其执拗与强行突破的作风，令世人印象深刻而感慨再三。这个时期进入清华的教师还有周培源、朱自清、华罗庚、吴有训、张子高、翁文灏、萨本栋、杨武之、张奚若、邓以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