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7年到1978年的事情，我常住在学校，夜以继日地从事小麦科学研究，半月或一月才回家一次。家中老人、孩子全凭她一人照顾。那时还没有走出生活“低标准“的阴影，粮、油、肉、奶、蛋等样样都凭票供应，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有营养的食品星星点点也到不了她的口。艰辛的生活，营养的匮乏，天天月月挨批斗的巨大精神压力，她的身心都被压垮了。
她因此患上了血小板减少症。咬一口馒头，牙龈渗出的殷红的血能把馒头染红；一块块紫红色的大血斑经常出现在脊背、胳膊和腿部；如果干活不小心，手上划破了个口，得老半天才能把血止住。医院说这病一是需要营养，再是需要休息。医生多次开给她全休证明逼她休息，她却只能把这证明放在家里，天天精神疲惫、四肢绵软地接受批斗。她实在受不住这无休无止的折磨，却坚强地支撑着。心想：“我绝不能倒下来，我没有错，更没有罪。要死我也得站着死，要让父母看着他们的女儿不肯含冤屈死；要让自己的儿女知道他们有一位钢筋铁骨的母亲！”
早春的寒流和沙尘暴再肆虐人间也抵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文革”淫威仍可摧残人心，却无力扭转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势。她所经受的批斗终于结束。但是，正像恶魔的垂死挣扎、伺机反扑一样，“文革”的淫威仍不肯放过她。她被下放到宁夏南部山区西吉县（该县与固原、海原、泾原等县当时一起被称为世界上最贫瘠的地区）马莲公社，美其名曰“搞路线教育”。“犯了路线错误”之人，哪有资格对农民搞“路线教育”？这不过是下放劳动，以示惩罚罢了。
在被下放劳动的十个多月里，她所吃住的房东男主人是生产队队长，在村里颇具代表性：家徒四壁，没有一样家具，土炕上只有一条供全家人盖的被子；从房梁上吊下的两根细绳各系着一条竹竿的一头，竹竿上搭了几件衣服。这一切，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农民一年四季一日两餐，主食是土豆。在煮熟的土豆块上，出锅前撒些面粉，略加搅拌，做成所谓的“一窝猴”，这是招待客人的饭。也有干粮可吃，这干粮是用带壳的糜子磨成粗粉，和水发酵后烙成的薄饼。吃的时候尽管仔细咀嚼，下咽时咽喉处却还是如针扎般的疼痛。可也得吃啊，因为饥饿！下午饭后，经一夜的消化，次日早晨空腹下地干活，日上三竿，饥肠辘辘，四肢无力，好容易等到这一天的早饭。原本是可以饥不择食地狼吞虎咽，可这数量有限的饭实在难以下咽。晚饭时，偶尔能吃上酸汤面算是令人喜出望外的奢侈生活了。
我去过宁夏南部山区多次，酸汤面、“一窝猴”都享受过，只是没尝过这带糠的糜子饼。何况，我那三天两日的苦，很快就能熬过去，但她那轮月经年的苦，真让人有度日如年之感。我知道她难以忍受，却毫无办法，只做了力所能及的一件事：那时山东老家的哥哥们每年都寄些花生米来，下乡前我给她带了约两斤，嘱咐她藏在衣物里，每日下地前口袋里装上七八个，干活时趁无人看见嚼几个，一是解点饿，再是对血小板减少症可能有治疗作用。这两斤花生米金银般的贵重，前后吃了几个月，除了给人以安慰外，对于饥饿和病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这惩罚性的下放劳动，却让她深刻地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业，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下放结束时，左邻右舍，以至村旮旯儿的住户，家家都端来刚收获的土豆、蚕豆、豌豆等等，土豆就积了好几麻包，蚕豆整整一麻包。她哪能带得了这么多？队里的会计说：不要紧，剩下的我找供销社拉货的车带到你家。临回家前的好几天，请吃饭的人家络绎不绝，这下子，“一窝猴”、酸汤面可吃了个够。当为她送行的农民们拉成长队、逐渐留在后头，但队长仍跟在身边时，她悄悄对他说：“农村要好，农民要过好日子，只有走包产到户的路。”不想这句话把队长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说：“老段，这话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你是工作组的人，人家要是批判你，吃不了兜着走！”
她说这话的时候，“包产到户”或许悄悄地在安徽、四川等地孕育着，但在祖国的辽阔农村里，谈到“包产到户”还是让人谈虎色变。而她有这个想法也并不奇怪，因为她是真正地了解了农民、农村和当时的农业，能设身处地地为农民着想，为农民谋出路。她这念头，当然不敢对一同下放的任何人讲。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在全国各地开始风起云涌，已是1980年的秋冬时节。因为1980年3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肯定了这一“新生事物”。她曾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中深有感触地说：“只要我们党的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是不难制定出发展农业、让农民富起来的政策的。”
她被下放劳动的另一巨大收获是坚定了知识分子归队的路。下放时她带了很多书。劳动一天的腰酸背疼，并不能阻挡她坐下来或躺下来看书。那时农村里不用说电视，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吃罢晚饭，面对长夜，正好看书。她天天熬到深夜。凭她在大学读书的深厚功底，凭她的天资聪敏，凭她的坚强毅力，当她把大学里所学的主要课程复习完一遍、有的还做了习题之后，便豁然开朗，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我还行！我要归队，我要去当大学教师！
从乡下回来后，正赶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潮流，她义无反顾，顺利归队，成为宁夏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师。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由自己决定，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人生的走向。她的本意是要远离那让人不经意就会被卷进去的政治旋涡。其实，她忽视了“文革”的阴影尚未过去、在这阴影之下没有世外桃源的事实。果然，两年之后，1982年，学校报呈区党委组织部提拔她当人事处处长。这报告石沉大海，原因是，她曾是某大人物专案组的成员。这让人怎么能理解？因为这是中国官方界定的“文革”结束年之后的第六年所发生的事情！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高领导机关最核心部门的思想和作为！
爱因斯坦曾说“天才+勤奋”乃成才之路。这说的是在优良社会环境下的成才之路。其实，“天才+勤奋”只是成才的“种子”。这“种子”只有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才能发芽成长。正像小麦种子只有在水分、空气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发芽，在阳光、空气、水分、营养条件适宜时才能成长、开花、结子一样。
后来，人们把成才之路的“种子”之前加上“机遇”“贵人相助”等。这些固然重要，但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机遇”和“贵人相助”等往往落空。
宁夏理科高考状元从智力上应属出类拔萃，而她又勤奋好学，谦虚谨慎，锐意进取，事事卓有见地，这些品质远在一个“勤奋”之上，她作为成才的“种子”可谓饱满而富有生机。但她从高中没毕业开始，考大学、上大学、干校劳动、专案组工作、下放农村、学校任职等，步步遭到打压，没有抬头的机会，没有贵人相助；一抬头就有恶人的棒喝。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多次想到了死，哪有什么成才的希望！
社会环境可以造就人才，社会环境也可以埋没人才、残害人才！
说明“文革”余威作恶的第三个例证仍发生在我家，而且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1971年开始搞科学研究，有了成果，1978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节节提升了我的人气，成为全校颇有影响的人。在大家推选永宁县人大代表时，我成了众望所归的被推选人。那时的人大代表，是先将推选人报到上级主管部门，待上级批准之后才能正式选举。我的名字被报上之后，迟迟不批。后来我得知，上级要求再补报一人，以便从“二人中挑选一人”。而在学校补报之后，上级立即批准了被补报者。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我一向自诩的“清白”和“清楚”，不料却因为妻子的事受到连累。我很坦然，当人大代表我未曾想过，我的心全在事业上，这件事就像往废纸笼里扔一张废纸一样轻松地过去了。但不久之后，我的那位好友、校党委的领导人之一说及清理个人档案时，发现我曾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中右一事，我又把这前前后后的事联系在一起，十分惆怅地反复沉思：为什么我这不招谁、不惹谁，总是老老实实、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人，却总被一只无形的手推来搡去、甚至几乎被推到那井底！
自从我飘落到西北黄土高原以来，20年的坎坎坷坷，酸甜苦辣，让我真正体味到什么叫生活。谁不愿意享受顺境下事业成功的喜悦和自豪？但在逆境下不屈的抗争中才能刻骨铭心地体味到生活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