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真正的春天
人们常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使中国人民得以解放，是春天到了。而从上一章我说的那些事，只可以说那时“春天快要到了”。就是在1978年3月邓小平、郭沫若在北京盛赞“科学的春天”来到之时，“文革”沙尘暴的余威仍然在侵袭着祖国大地。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表达和代表了中国的民意。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就有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力量。这力量使“文革”中沉渣泛起的所有腐朽和邪恶无处藏身，一败涂地，再无回天之力；这力量为祖国大地送来了春光明媚，万紫千红，生机盎然，美不胜收。所以1978年12月是更为重要的划时代的日子，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年份！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乾坤扭转，拨乱反正，全国开始迈向康庄大道。“包产到户”“联产承包”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毛主席的话不再“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四人帮”打倒的一大批革命干部，简直是咸鱼翻身，如沐春雨，一个个鲜活了起来；我们这些大学教师，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远远地“甩到大西洋去”，真正成为祖国的“人才”和“宝贵财富”。我们的精神从来没有这样振奋，我们的热情从来没有这样高昂，我们的笑脸从来没有这样灿烂，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这样甜蜜。我们的喜悦、开朗、激动和豪情汇成了蓬勃向前的动力，随着祖国山河的春雷滚动，投入了发展经济、建设祖国的革命洪流。
国家落实了鼓励知识分子的政策，在高等学校为教师晋升职称。1978年12月，我晋升为讲师，涨了工资，由每月63元涨到70元。现在看，升讲师很平常；工资涨得很少。但可贵的是这两样都是我大学毕业之后18年来的第一次，所以，在我个人历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79年冬天，我又涨了一次工资，每月78元；这一年10月，我还被任命为农学系的副主任。
我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教学、教学管理和科学研究上。在科学研究方面，经过1978、1979两年的准备，从1980年开始，在春小麦科研上采取了重大新举措，即在突破小麦千斤高产和总结出高产技术体系的基础上，走出试验田，走出学校，在宁夏引黄灌区的广阔天地和大面积生产上推广和提高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开发性研究，使理论性研究切实为农业生产实践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首先在宁夏引黄灌区大面积低中产地区获得突破，使整个引黄灌区的春小麦均衡增产，从而有效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们的想法得到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科委、农业厅等行政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自治区科委连续下达由宁夏农学院主持的“春小麦生长发育规律和栽培技术研究”“宁夏引黄灌区春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研究课题；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稻麦丰产方协作领导小组”，下设小麦组，由宁夏农学院主持小麦组的开发研究。各地、市、县也相应成立了稻麦丰产方协作领导小组，从而上下结合地加强了对研究课题的领导和技术成果的推广进度。
有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我们的开发性研究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至1981年春，开发性研究全面推开，综合示范试验田总面积达5.7万亩；平均亩产比上年提高27.4%。1982年推广示范面积扩大到11个县市的54.6万亩，占引黄灌区小麦总面积的35%；平均亩产又比1981年增长16.2%。到1984年已推广到全宁夏引黄灌区155万亩春小麦生产。四年累计增产小麦14.66亿斤，净增产值2.42亿元。
在开发性研究过程中，我们每年冬、春季都在农学院及各县市分别举办小麦高产技术培训班或高产技术讲座。为农民技术员和广大农民印发多种技术资料和小册子。每年生长季节里举办两次大规模现场观摩会议；还利用各地的集市宣讲小麦生产技术，进行技术咨询和举办展览等。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县市广播站举办了农业技术广播讲座，连续广播我编写的《春小麦生长发育规律和高产栽培技术》。我们的开发性研究逐渐形成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群众性行动，产生了提高广大农民科学技术水平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开发性研究成果，在1984年12月宁夏首届科学技术进步奖颁奖大会上荣获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我作为项目主持人之一和主要研究人员又一次荣获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联名授予的“突出贡献奖”。
从1970年开始的十余年来，我在教学与科研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教学与教学管理上取得了一些成绩；科研成果多次获奖，特别是在1977和1984年两次荣获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联名颁发的“突出贡献奖”，以及1983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和中国科协联合颁发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使我在社会上逐渐有了名。我未曾想过名利（那时我的多次获奖只有证书，没有奖金，宁夏在1984年12月的首届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上，才随着获奖证书伴有少量奖金），但在客观上，宁夏的科技界、农业界都由开始到习惯地称我为“小麦专家”“农学家”。我到各县市讲课，主持人和听讲者都为请到了“专家”而高兴；出席自治区各种专业会议时，也被安排在专家席上。后来，有了农业科技成果鉴定之类的事情，我常担任专家鉴定组的组长或副组长；还被推荐为全国农学会会员，担任全国作物生理学会理事、全国作物栽培生理学会理事等职。我对被称为“专家”很不习惯，也很不情愿。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种慰藉，因为现在已完全甩掉禁锢在头上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我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成了国家的主人，可以心情舒畅、无所顾忌、勇往直前的为祖国做些事情了。我一心只想把“文革”中失去的十几年的大好时光找回来。我感到时不我待，我要一天顶两天用，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有一件事曾令我十分惆怅。1984年12月我们的科研成果获重奖之后，自治区科委提出一个想法：上报国家科委，申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我按照自治区科委的布置，在教学工作之余，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了申请主报告，整理了必备的附件，郑重其事地报了上去。几个月后，被打了下来，理由是“面积太小”。国家科委审理这一项目的官员似乎并不了解宁夏引黄灌区有多大，能种多少小麦，问了句“难道宁夏引黄灌区只种这么多小麦？”我们不敢对国家科委的官员表示遗憾，怪只怪宁夏引黄灌区确实太小，每年只能种150万亩~160万亩小麦，这比起山东、河南省每年各种七八千万亩小麦来，只是人家的零头。我们无可奈何，宁夏引黄灌区是“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但她天狭地窄，限制了科技人员的用武之地。人们常说，要成就一件大事，需有“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的研究比闻名全国的河南省“小麦高稳低研究”起步早两年，水平也并不低，但与国家科技进步奖失之交臂乃是受到地域狭小的限制。
国家奖没有得上，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倒从中悟出了一点道理：宁夏是凤凰落坡的地方，因为“凤凰落坡”，才有了银川“凤城”神话般美丽的传说；因为“凤凰落坡”，才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初期从内地分配或“发配”来的人才济济。但宁夏不是凤凰飞出的地方，中国历史上哪位大科学家、哪位全国著名学者是由天狭地窄的穷乡僻壤成长出来的？
那时宁夏有一项“土政策”：支边人员的子女如考上了外省市的大学，毕业之后必须回宁夏工作，除非你在宁夏工作超过30年，或有需特殊照顾的理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那时我常以专家的身份出席自治区各种会议，不少支边的专家在会议上借机质疑这项政策。我也曾在会议上说：“我支援边疆是我的志愿，但不应该强迫性地让我的子子孙孙都支边。”
这项政策与邓小平1978年就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相违背。如果按这项政策，我的儿女大学毕业后只能回宁夏工作。但他们天资聪敏，身体健康，学习努力，品学兼优，如窝在这偏远落后的小地方，实难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是损失。
说起我的儿女，我夫妻二人常引以自豪。
他们在小学毕业后，考入宁夏最好的中学银川市一中。在中学六年里，他们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每学年颁奖时，常常是哥哥上台领奖之后，妹妹又上了台。他们成了全校老师和同学们称赞的好学生。在他们参加高考之前，我们全家人信心十足，认为考入全国重点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我儿子因为上学早（6岁），小学只念了五年，考大学时才17岁。但他信心十足，志在必得。他的敏锐聪慧似乎与其沉稳的性格不相协调，但他确实兼备这些品质。他考得很好，高考成绩在全宁夏排第47名；其中英语考了98分（100分卷子），全区最高。按当时规定，在高考分数下来之前就填报志愿，这有很大缺点，因为考生只能根据自己估计的各科考试成绩填报。我儿子对自己考分的估计偏于保守，低估了38分，这对他填报志愿有较大影响。他想报清华大学，但对清华计算机专业认识不足，因为中国的计算机起步较晚，大学里招这个专业只有几年的历史，他喜欢的清华的好专业又不在宁夏招生。选来选去，报了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结构专业。天津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原称北洋大学，建校早于清华几年，师资队伍的雄厚可与清华比肩，其土木工程专业全国闻名，仅次于清华。
土木工程专业是天津大学最著名又比较难学的专业之一，但他学来感到轻松，各科成绩及毕业设计均获优异成绩。在大学四年里，他有较多的时间学习英语课程，一年级考过了英语二、三、四级（国家要求本科毕业生英语水平达四级）。从二年级开始，与天大和南开大学英语成绩优异的同学一起自费跟外籍教师学习英语，他是这个学习班的班长。大学毕业前考了托福，并获天津考区第一名的成绩。
女儿比儿子小两岁。她与哥哥一样聪敏过人，只是有点调皮，上课常不专心听讲，做小动作、看课外书、补做昨天没做的作业，甚至是下棋等。任课老师对她又喜欢又拿她没有办法，常借提问来“惩罚”她，可老师提问的每个问题，她都能痛快地答出来。她的数理化课程尤为优秀。她问物理老师（是她的班主任）的问题常使这位老师一时答不出来，幸好这老师很谦虚，总说“让我想想再回答你吧”。其实他每次总是请教了学识深厚的教研组组长才给她解答。由此，这位教研组组长（后来她当了银川一中的校长）了解并喜欢上了我的女儿。
但是，她的这点调皮给班主任老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在他写的学年鉴定上，写上了诸如“经常迟到，不守纪律”“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等等词句。其实迟到和不守课堂纪律是有的，但“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却是言过其实了，因为我女儿在学校对同学谦和，特别愿意帮助同学；尊敬老师，与同学关系甚好。这样的鉴定让她痛哭流涕，一气之下，她决定：“我不在一中念了。”一心要转学到银川二中。
其实，转学到银川二中是一步错棋。当时二中的师资力量不如一中，但二中的校长善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学校办得生动活泼，学生的高考成绩常与一中不相上下。我也很不满一中老师对她的鉴定。以这样的鉴定考大学，录取时定然会大受影响。于是，我去找二中校长。我与这位校长素不相识，但他看了我女儿的成绩后非常高兴，满口答应，并说你可以在高三的三个理科班中任选一个班。
在二中，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常让任课老师惊诧。数学老师是国家特级教师，有一次，他为解一道难题，竟板书了两黑板推导算式。下课后，我女儿递给他一张纸片，并说：“老师，请您看看我这样推导是否简捷，是否对。”当天下午，老师高兴地找到她，说：“你推导得既简捷又正确。”
但是，她的班主任和二中的领导对这位新来的好学生认识不足，高三时向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推荐学生时，都没有她的份。她心里有数，暗暗叫板：你不推荐，我照样上得了重点大学！果然，她的高考成绩，名列宁夏榜首。这是继她母亲之后我家的第二个高考状元。我女儿实现了她的自身价值，为银川二中争了光，为我的家庭增添了荣誉，也使一中校长和老师们后悔把“高考状元”推给了二中。
有了这样值得自豪的一双儿女，我想让他们走出宁夏，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接受更多的雨露阳光，成长为祖国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在1990年我儿子大学毕业时，因为我在宁夏工作不满30年（只差一年），根据宁夏当时的“土政策”，我请学校开具了“需要特殊照顾”的证明（凭良心说，那是编的），我儿子才被分配到北京市建筑总公司工作。到我女儿大学毕业时，我在宁夏工作已超过30年，证明仍需要开，但只需证明超过30年就行了。她被留校在上海医科大学（今复旦大学）附属的中山医院工作。
让儿女返回我曾离开、但却一直魂牵梦绕的祖国东海岸一带，并能定居下来，是我一生中所做的一件大事。做了这件事，我感到心安而欣慰：我支边为祖国尽了心，也觉得对得起孩子们。至于将来他们会在哪里生活，他们已长大成人，由自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