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匡》篇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这就是《管子》提出的改革社会行政组织的方案，即“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即使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聚居。
四民分业聚居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一，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生产和流通环境，促进士农工商四业的全面发展。
第二，有利于子弟形成良好职业观。
《小匡》篇认为从小对子弟进行有关学习与修养、操作方法、经营技巧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同时又教育他们热爱这些行业，“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如此的早期教育对子弟形成稳定的职业观就会产生积极作用。所以经过长期的环境熏陶和父兄的言传身教，再加上子弟的耳闻目睹，然后就能做到“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
这样看来，《管子》在教育观上基本上属于环境论者，偏重于环境对人生职业选择的积极熏陶和影响。
第三，“士农之乡十五”，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有利于强兵。
第四，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严格社会控制。
第五，四民分业聚居，还有利于权力机构有针对性地对各个“社区”分别实施不同的社会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具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士的教育
在《管子》中，“士”为四民之首，它含有两种成分：军士和文士。这二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对士的教育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士必须经过严格选拔，即经过《管子》所提出的“三选”法中的第一选才能实现。“三选”法指的是由乡长、官长、君主的三级人才选拔制度。一选，是由乡长将“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者”及“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举荐出来，使前者成为文士，使后者应征入伍，成为军士。这就是文士、军士的分流。如果被举荐的文士中有特别优异者，就再由各级行政长官用书面材料上报给君主，这是二选。三选是由君主作最后的选择，将下面举荐的人才召来面试，若可举用，就待时而聘。凡是有考问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国君就齐国名将，生卒年不详，后来到赵国作将相。派人下到乡里调查他的能力，没有大过的便提作上卿的助手。
《管子》的“三选”法是我国教育史上关于取士制度的比较可靠的最早记载，它对后世民主荐举制度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经过选拔分为“文士”和“军士”以后，这两类“士”要分别接受不同的教育。
首先，对文士的教育。《小匡》篇是这样说的：“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经常对“士”及其子弟实施义、孝、敬、弟等方面的教育，要求他们“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以此来提高他们的伦理道德水平，并使这部分士成为知情达理、有一定修行素养的文明阶层。
其次是对军士的教育。经过选拔而刚入伍的新兵，并不能马上参加战斗。在此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军事教育。内容包括“政教”与“服习”，即管理与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两方面内容。第一，管理与思想教育。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将帅对士兵进行爱国、爱家乡父老乡亲的教育，即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爱国教育，使官兵从内心里保持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奋勇杀敌的内在力量源泉。第二，军事训练。其具体内容如《幼官》篇所规定的：“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九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在军事教育方法上，《管子》提出“因便而教”、“教无常”的原则，就是要根据具体的客观条件而灵活施教，不可拘于成法，从而使军队养成一个灵活而且能适应各种形势的习惯。这一原则堪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原则相提并论，并有着相同的渊源。通过对士兵进行严格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就一定能大大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及战斗力。如此便可守则固，战则胜，无敌于天下。
（二）农本教育
《管子》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国之“本”，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管子》极力规劝吏民重视并大力发展农业，劝导农民应“务在四时”，精耕细作，辛勤劳动，并周到做好粮食的贮藏工作。为更有效地向百姓推行农事教育，发展农业生产，《管子》还主张设立“虞师”、“司空”、“司田”、“乡师”等官职，由他们分别负责向农民实施农事教育，视察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及时为农民解决困难。这对后世的“农本”思想的教育和农技指导政策的沿袭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工商业教育
《管子》的思想虽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并且有“饬末”、“禁末”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趋势，但并非反对一般的工商业，它所反对的只是对国家富强不利的工商业。《小匡》篇说：“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在对手工业者和工匠进行教育时，突出了产品的质量，要求工匠选造出种类齐全，工艺精致的手工业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对于商人的教育，也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和办法：“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从而促进商品交流和市场繁荣。同时，《管子》还教导工匠和商人要经常切磋生产与操作技艺，交流市场的行情。
《管子》一书的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教育思想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1．鲜明的政治性和生产性，它是为巩固齐国政治统治服务的。
2．注重环境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积极作用。至于教育过程、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没作具体规定，基本上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
3．子承父业，家业传世。这样，个体家庭不仅是物质及人身再生产的社会细胞，而且也成为精神再生产的社会基本单位。子承父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职业技术劳动力更新的一贯传统。
4．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符合职业教育的终身性要求。
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并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服务，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并具有自身的特色，所以应给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