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是民族智力发展的外部环境，民族智力是在民族文化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就西南地区而言，在其特殊的民族文化中，有哪些是影响西南各民族青少年智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呢？
一、民族的生态文化环境
民族的生态文化环境是该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存空间。民族的生态文化环境不同于民族的客观生态环境，两者相比较而言，客观的生态环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而生态文化环境却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生态文化环境中，民族群体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获食方式（或者说生产方式）是生态文化环境中的主要成分。许多研究表明，民族的获食方式是影响该民族智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获食方式对民族智力的影响，我国学者郑雷等人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们根据生存方式等从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中选取了8组被试，即①粗耕组，选自海南省农村黎族；②精耕组，选自海南省农村汉族；③捕鱼组，选自海南省汉族渔村；④游牧组，选自内蒙古蒙古族；⑤狩猎组，选自东北大兴安岭狩猎的鄂温克族；⑥林业组，选自东北大兴安岭林区的汉族林业工人；⑦工业组，选自广州市的城市工厂企业的汉族；⑧商业组，选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经商为生的回族。每组被试60名，分为18岁～34岁、35岁～49岁及50岁以上年龄组，每年龄组20人，男女各半。最后由于狩猎组老年被试不够，总样本为460人。在测试中，他们选择了认知操作和认知方式为因变量，通过选择与编制确定了图画补缺、图形整合、镶嵌图形和图形排列四种测验。结果表明，就认知操作方式的许多具体形式而言，不同生存策略之间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都达到极显著水平。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地形气候复杂，各民族分布于不同的地区。就贵州而言，生活于云贵高原的10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在乌蒙山、云雾山、月亮山、大麻山、小麻山、武陵山及乌江、都柳江、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阳河等所谓的“六山六水”区域。就这些民族而言，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区域和分布特点。一般说，布依族、侗族多是“依山靠水”，有较好的河谷、田坎、丘林平地，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土家族多居于武陵山区；水族则居于东南部的三水自治县；苗族居住在地势较高的乌蒙山脉和云雾山区，生产条件较差；仡佬族主要居住在遵义地区的岩石地区等。形象地说来，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正所谓“东山苗、水布衣、大田大坝汉侗居、仡佬住在石林区”的景象。生活于高原的这些民族，多年来辛勤的劳动，适应了自然，也改造了自然，形成了区别于平原、江河、沿海文化的高原文化，其民族的智力水平，认知风格都有独自的特征，这些特征，充分表现在建筑形式上，如鼓楼、风雨楼、石房；饮食结构，如酸目鱼、腌鱼；民族服饰，如蜡染……还有文学艺术与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等方面。
二、民族语言
在影响民族智力发展的众多文化因素中，民族语言是比较重要的，也是较早引起人们注意的因素。
在较早探讨语言对民族心理发展的作用的人类学家中，博阿斯、萨皮尔、沃尔夫最为出名。佛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1858～1942）是文化人类学界中继古典进化论学派和文化传播学派之后，新起的历史特殊论学派的创始人。历史特殊学派认为任何一个文化集体（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只有通过研究这一集体的独特的、具体的发展过程与具体事物，才能揭示其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而那些企图从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中得出普遍、抽象的理论或发展规律的进化论观点，是不可靠的。博阿斯强调民族文化的历史特殊性，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成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在这种各民族文化独一无二思想指导下，博阿斯研究了包括语言在内的各民族众多的文化现象。爱德华·萨皮尔（Edwad Sapir1884～1934）是博阿斯学生中最出色的语言研究专家，后来他开创了文化语言学。在博阿斯的引导下，萨皮尔专注于印第安人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在其代表作《语言论》中，萨皮尔强调语言是思想的符号表达，语言对思维存在强烈的影响，甚至他认为“语言与人们的思维习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它们是一回事”。萨皮尔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的学生沃尔夫，最终他们两人提出了语言学界与人类学界很有影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设”。这一假设的主要思想就是“语言结构制约着思维模式，因而也决定着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事实上，语言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的工具，其对思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常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观察同一事物时，不同的语言会使人成为不同的观察者，从而得出不同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在对西南地区民族语言研究时也得到验证。例如，凉山彝族，在改革开放前，多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然而他们的词汇中，表示具体事物的专用词汇多达几十种，非常具体，但却没有“颜色”这一抽象的概念；同样，他们有许多具体的动物的称谓与描述词汇及具体植物的概念，但却没有“动物”、“植物”等抽象的概念。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字，在西南众多民族中，大多数民族没有发展出具体的文字，多用结绳、刻木符号记事。西南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字的这种具体性，一方面限制了他们思维的抽象水平，使思维不能克服具体形象的限制；另一方面，没有文字，没有高度的抽象与概括，那么本民族长期实践中获得的经验难以保存，难以传递，也难以由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水平。
西南各民族使用语言的情况，总体说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民族融合地，以汉族为主的地区，各少数民族使用汉语，青少年汉语的掌握程度不亚于汉族青少年，甚至已经不会本民族语言；第二类地区也是民族融合地，但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兼说汉语，但以民族语言为主，汉语熟练程度较低；第三类地区，多为边远山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基本使用本民族语言，大多数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基本不懂汉语。民族的语言水平及个体的能力，对智力发展的影响，国内许多学者对此都进行过实验研究。在西南地区，有些研究者对贵州的水族小学进行了调查研究。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地区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90%以上，其中水族又占60%以上。水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通行的文字，相对汉语而言，水族语言最显著的特征有：①水语倒装句较多。例如水语中通常将谓语放在宾语之后，将定语放在中心词后面，如：汉语说“我给他一本书”，水语会表示成“我他一本书给”等。②水语中词汇量较少，尤其是抽象词汇较少。水语只涉及日常经验的事物，对没有阅历过的事物一般没有对应的词汇。因此在对许多数学概念理解时，水族儿童常会茫然。王心一、凌鸿基对水族地区小学低年级学生数学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将三都、荔波、贵定县级小学和贵阳市的一般小学二年级学生数学测试（自编的测试题），成绩进行比较发现：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贵阳市小学生的各种能力测验成绩都显著地高于三都地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与地区差异、教师素质、家庭影响等各种因素有关，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语言能力的低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例如研究者在三都的某民族小学测试时发现，大多数学生对于给出的平面图形说不出正确的名称，称正方形为“方的”，圆形叫“圆圈圈”或“圆圈”；三角形叫做“有三个角的东西”；长方形叫做“扁的”等等。
当然，尽管我们强调语言对民族智力（思维）发展的影响，我们并不孤立地认为语言就是一种单独的决定因素，语言本身只是一种符号，是具体事物的表征，自然语言也对民族群体与个体的思维过程进行表征，因此高度客观，高度发展的语言必然促使思维的发展，因为思维的工具改善了，思维的结果也会相应地变化。
三、民族社会物质文化
民族的物质文化是与民族的精神文化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指民族群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和发展的成果的物质承载。物质文化一方面包括社会总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如社会的发展水平、社会总体经济财富等；另一方面，社会物质文化还包括社会个体的衣、食、居、行等，两者之间，社会总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是社会物质文化的主要方面，它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社会的物质文化中对民族群体智力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文化总体的发展水平。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尤其是那些尚待认定群体，如白马人、苦族人、纳日人、西番人以及某些已认定的民族，如基诺族、摩梭族、藏族等与汉族相比，在民主改革前，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相差巨大，有些尚处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的方式；有些则仍有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有的则还处在奴隶社会。巨大的社会发展差距与社会发展的落后水平，导致了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生产方式的低下，社会物质生活匮乏。简单的生产方式，使社会基本没有剩余的物质，也不可能创造出较多的物质财富用于促使社会的发展，因而整个社会生活简单朴素。我们知道，复杂的社会往往迫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提高适应能力，促进自身的发展，因而他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升自己；而简单的社会生活往往对人并不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人们凭借传统的习俗与观念就可以应付，自身缺乏发展的动力。因此民族地区这种简单、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没有为民族地区的青少年提供充分的发展条件，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第二，社会教育条件及相宜的教育体制。教育是促进个体发展的外部决定因素，教育条件与教育体制是决定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教育条件的改善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西南民族地区教育的落后和教育条件的不足是客观存在的。总的说来，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从渊源上说，主要包括两种体制：世俗教育制度与宗教教育制度。其中世俗教育又可以分为官办教育与非官办教育。官办教育中有依中央王朝之命仿汉族制度举办的官学及民族地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办的民族地区特殊的官学。官学制度，历史悠久，但据考证，大规模的出现始于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在全国范围建立起空前团结统一的帝国，为了进一步巩固明王朝的地位，从朱元璋开始，明中央政权开始对各边远地区采取一系列教化措施：①以特恩、岁贡、选贡三种途径，接收部分民族地区人员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②在土司辖区设立汉学；③颁发（法）令，强制世袭官家子弟入学；④奖励少数民族青少年入学。明之后，清代基本沿用旧制，而且由于清朝统治者本身系东北少数民族，他们对西南地区的官学在许多方面规定得更具体。然而，官学在西南地区毕竟只有少数统治阶级才能享有，而且其目的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并不是致力于促使少数民族总体水平的发展，因而官学的影响是有限的。
西南民族地区非官办的教育大致可分为启蒙与技艺两种。启蒙通过私塾进行，其中有有钱人开办的教馆，负责教授这些有钱人子弟及亲朋子弟；也有义馆，多为他人捐资兴办，负责教育家贫无力上学者。讲授技艺的教育主要通过私人接徒与作坊师徒制两种方式进行。在传授技艺过程中，为了技艺能有效地被学习者掌握，以及技艺不流失，因此，在传授技艺的时候择徒极严，要求很高，而且还规定了一系列的考核制度。这样一来，非官办的教育其涉及的人数是有限的，对全民族的教育而言作用甚微。传统的宗教教育在西南民族地区较为流行的有西藏地区的喇嘛教育制度与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一带的小乘佛教教育制度。西藏地区的喇嘛教育制度森严，入寺当喇嘛，其目的是想谋出身，进入上流社会，因此这种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是人才成长之路。相比之下，傣族地区的小乘佛教教育制度则不同，小乘佛教的教义“一切皆空”，“一切皆因缘而生”。然而，如何知道人世中的各种“因缘”，如何修行，以获来世至善，只有通过进佛寺接受教育才行，因此，在傣族地区凡男子年满8岁～9岁均需入寺当和尚，否则便形同野人，没有人格，也没有社会地位。因此对傣族而言，这种佛寺教育在一定的意义上充当了启蒙教育的角色。不过，由于其教育内容的局限性，因而对民族智力的开发作用有限。
从西南地区民族教育的渊源中，我们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教育，基本上没有专门的科学技术教育与全社会范围的广泛教育。这种现状，直接导致了西南地区各民族对数字、符号等抽象科学概念的缺乏，教育内容的片面性及教育效果的低水平。同时由于教育涉及面不广泛，幼儿教育及成人教育在这些地方发展很晚。然而，对一个民族的智力开发而言，从智力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早期教育及成人期教育对促进智力发展与智力提高与保持有重要意义。
西南地区教育的落后，在正规的基础教育阶段也很突出。例如，在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80年代初期，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40%～50%，而且巩固率、合格率低。另外，中小学教师的合格率尚有待提高，在80年代初期，据凉山地区、甘孜地区对小学教师调查结果表明：凉山地区有25%，甘孜地区有40%的教师考试不合格。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教学效果低下，学生能力得不到发展与教材建设有关。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地区，民族学生对汉语的认识水平很低，如果没有适合他们的教材，而单纯利用汉语教材，那么对民族学生而言，首先语言关就难过，更不用说过了语言关再理解教学的内容了。即使是将汉语教材简单翻译成民族语言，也存在许多不足。许多少数民族本身有语言，但却没有文字；有文字的，也仅是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简单文字，而缺乏可以表示教材中涉及的科学概念的文字，这样以母语教学必然难以让学生科学地理解这些概念。因此，如何加强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对民族地区学生的发展意义很大。这一点通过对藏族、汉族、回族9岁～15岁儿童思维能力的比较研究发现，藏族儿童由于学前基本不接触文字、数目等抽象符号以及知识，入学后，接触的教材是全国统编的翻译本，教材不符合藏族学生的实际，缺乏趣味性、可读性，因而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影响了其学习的积极性与学习能力的发展。
左梦兰等人对云南永宁区汉族与摩梭儿童一年级与五年级语文和数学测验成绩进行比较时发现，摩梭族一年级学生在拼写、听写、造句、量词等方面都低于汉族儿童，差异显著；但到了五年级与汉族儿童差异明显缩小。数学能力测试在一年级摩梭族儿童低于汉族儿童，但到五年级时，摩梭族儿童反而高于汉族学生。从这种研究结果看，对教材也不能过分强调所谓的民族适宜性，因为毕竟是一个日益联系紧密，全方位接触的时代，民族地区儿童有必要适应主流的文化要求，尽可能早日完成对汉语的适应，而将自己的应有能力表现出来。
四、民族的基本意识形态与观念
总的来说，一个民族智力的发展与智力水平的提高，是在这个民族探索自然，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解决自然与社会问题的复杂程度与水平的高低，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本民族整体的认识能力，最终影响了民族个体的智力发展水平。因此，一个民族智力的发展与水平的提高，与其对待所面临的客观实际的态度密切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民族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意识形态与观念，常常是民族认识活动的直接推动力，而此，也成为影响民族智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的基本意识形态与观念内容极为广泛，下面仅就几个重要的方面谈谈其对民族智力发展的影响。
（一）民族的宗教意识与宗教信仰
西南地区的各民族，基本上都有宗教信仰与宗教崇拜，或拜虎，或拜蛇，或拜日月星辰，山川，水，火等，充溢整个社会的宗教，对民族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诸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作用，就民族的智力发展而言，宗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对民族智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整合，为智力发展提供的文化环境而实现的
西南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与气候极为复杂，因而形成了众多生态环境，也孕育了众多的文化类型，有人称之是“五里不同路，十里不同俗。”如此复杂多样的文化通过什么方式统一起来，又得以长期流传呢？通过对各民族发展史的多种途径的考察发现，民族的宗教意识与宗教信仰起了关键的作用。一般说来，无论是体系严谨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是简单朴素的原始崇拜，它们都是民族的精神生活的基础，成为民族聚居、民族文化存续的有效手段。在民族文化涉及的各个方面，通过宗教的整合，诸多方面得以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从而得以系统化，而且通过宗教的传递得以传播，成为影响民族智力活动的人文环境；另外，民族的宗教信仰，在民族文化与他种文化进行交流时，往往规范了民族文化的作用与作用结果，使民族文化的变异总是沿一定的方向进行，最终使本民族既可以适应环境改变，又不至于使自己的传统迷失。事实上，从广义的角度看，宗教信仰本身就是文化的内容，而且是文化整体中起整合与调节作用的核心成分。它在民族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但反过来，通过整合民族的各种创造之物而为民族的整体发展，当然包括民族的智力发展提供了人文的环境。
2.宗教仪式，宗教活动以及宗教教育对民族智力发展起直接推动作用
在西南民族地区，宗教活动与宗教仪式，往往是民族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民主改革前，任何一次大的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都要安排一定的宗教仪式，如打猎开山之前的祭祀，往往是全民族的头等大事，在宗教活动中人们态度虔诚，全身心投入，其所受的影响是极深刻的。同时，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宗教活动事实上已深入各个方面，显得异常普遍。如贵州的布依族，其宗教活动是很普遍的，贯穿全年始终，正月份，布依族有“腾龙节”，届时，大家聚集在一起，对山歌，吹唢呐，给龙添灵气，乞求风调雨顺。到三月份，“三月三，祭神山”大家以村寨为单位，以男性为主，献祭，乞求祖先与神灵驱逐病患，保护人畜平安。六月份时，“六月六，保丰收”，各家各户祭土地神、五谷神，乞求丰收。
在每一次的宗教活动中，都有家族的族长或全族的巫师等，讲授民族的传统，同时在生产等祭祀中，还要传授生产技能，因此，这种宗教活动不仅强化了民族的整体意识，也直接导致了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传递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对那些全族信仰宗教的藏族与傣族人而言，宗教对其智力发展的影响还有更直接的作用。以云南西双版纳州为例，据州教育局1986年的统计，西双版纳州傣族中学生1 963人，占全民族人口的0.7%；反之汉族中学生占人口总数的9.1%。州政府1985年就渤海县的调查表明：小学一年级有小学生680人，读完五年级（五年制小学）剩80人，小学毕业率11.8%；某小学一年级学生594人，毕业时仅剩12人，结业率2.3%。学龄儿童入学的情况，有人形象地说：“一二年级满堂坐，三四年级剩几个，五六年级跑空了。”然而相比之下，傣族的传统习惯是，相当于小学生的适龄儿童，人人都必须进佛寺当一段时间的小和尚。他们共同认识是当小和尚能识字、能学会道理，懂做人。在寺庙里，有专门的佛爷指导儿童学习傣族的古老文字以及其它与文化传统有关的知识。这种普及全族的教育，显然对民族智力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3.朴素的宗教活动与守孝仪式往往为民族成员提供了直接认识事物的方法，促进了民族智力的发展
一般说来，在西南民族地区，任何学、教活动都是由族长或巫师来领导的，而能够成为族长与巫师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民族群体中知识渊博，能力出众的人。他们通过宗教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认识事物的方法与手段，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民族群体，对民族智力的发展起巨大的示范作用。
以云南的独龙族为例，在集体狩猎之前，大家要集中起来，祭祀山神。他们用野百合粉、薯根粉等料以蜂蜜，捏成各种动物的模型，放于山林巨树前，齐颂猎歌。在祭祀完成后，大家便隔开一定的距离，进行驽箭比赛，射中最多的人，便认为是山神中意的人，成为狩猎的权威，大家要按他的方式进行狩猎，他便要负责教授一些狩猎的知识。同时指导整个季节的狩猎活动。因此，他的知识与能力成为影响全民族智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民族的风俗习惯
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民族长期以来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积淀，它反映了民族的基本心理活动，并在民族的衣、食、住、行与民族的生产劳动、婚姻、庆典等活动中表现出来，民俗的形成受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民族群体智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事实上，民族风俗的最终形成，都是通过民族的杰出代表的智力活动才得以产生与发展的；然而，民族习俗一经形成，必然对民族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群体的智力活动产生巨大的作用。
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都喜欢唱歌，红白喜事总要贴联，尤其是最好唱歌这种风俗，对民族智力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正如早期，曾经在各民族流行风、雅、颂等类型的民歌而传递当时的文化一样，西南地区的民歌及在日常生活中的歌声，是西南地区众多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并普遍缺乏文字的特殊状态下，各民族用以传播知识，训练族人的有效方式。各种风俗歌曲，不仅将各种风俗本身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一一道来，让后人易于记忆与理解，而且歌曲内容往往也成为在特定情况下应如何作为的指导，这对民族青年的影响是显然的。如有关婚嫁的《哭嫁歌》、《闹房歌》；丧葬时的《丧堂孝歌》、《跳丧歌》、《莆花歌》；建房时的《上梁歌》、《踩坎歌》、《华堂歌》；耕种的《做驽歌》、《四季生产调》、《清工调》、《挖空心思土歌》、《帮人歌》等等。这些歌曲不单是在特定时期唱，而且在民族聚会时，通常都会找些出来大家唱，每唱一次，无疑就是一次良好的社会教育。
盛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唱歌风俗，在很多时候本身就是一种智力比拼，这一点在少数民族对歌时最为突出。通常参加对歌是民族青少年必须加入的社会活动。如布依族一般是男女都在17岁就开始参加所谓的“浪浪哨”的男女社交活动，这种活动事实上就是对歌选择恋人，不过因为要到二十二三岁才确定对象订婚。因此，其参与这种活动的时间有七八年，其间男女双方通常要对许多次歌，以加深理解，同时也可以与他人对歌，寻找更多的对歌对象，扩大自己的选择范围。当一旦确立了对象，男女双方通常还要经过各自长辈的考核，这种考核往往也是通过对歌进行的。少数民族的对歌内容涉及面广，而且很多是临时凑集的，因此想要在对歌中技压群雄，不但需要见识广，而且需要反应快。恋爱是人生大事，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是人们行为的巨大动力，因此恋爱对歌对民族青少年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极为广泛的。那些没到年龄的弟妹，那些已成家的兄嫂，有的跟着学，有些出谋划策，教授新歌，这教与学的相互作用代代相传，意义深远。
除了恋歌、对歌，在侗寨，农闲时节，人们还有集体出游做客的习俗，此时，全村老小盛装到他村去做客，然而这一路上，其它村寨的人往往会设下一些路障，唱起“拦路歌”，这时，客人就针对拦路物（当时是些生产用具）或设障人的唱歌内容，唱“开路歌”。唱不对，客人要向主人表示敬意和歉意；唱得对，便撤除一层路障，直到全部路障撤完，主人便高高兴兴请客人进寨。在这一唱一对之间，双方歌手斗智斗勇，不下于为众人当场上了一堂教育课，而且为了取胜，各寨子通常要对本寨的子弟在闲暇时进行一些特殊的训练。在民族地区普遍缺乏正规学校教育的条件下，这些种类繁多的对歌，无疑在传授知识，开发民族智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少数民族的《盘歌》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盘歌》流行于西南许多民族之中，它采用问与答的方式，问天、问地、问物、问人，涉及广泛，没有平时的准备是难以回答圆满的。如《盘物》时唱道：
问：什么圆圆天啊天上挂？什么圆圆在啊在水中？什么圆圆头啊头上戴？什么圆圆在啊在枝头？
答：月亮圆圆天啊天上挂，石头圆圆在啊在水中，斗笠圆圆头啊头上戴，花儿圆圆在啊在枝头。
问：什么上坡点点头？什么下坡如水流？什么走路吹笛子？什么洗脸不梳头？
答：野鸡上坡点点头，恶蛇下坡如水流，蚊子走路吹笛子，猫儿洗脸不梳头。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是对民族群体与个体行为起规范化的重要力量，它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一般说来，在西南地区民族传统中，风俗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通过民族群体的社会心理，通过社会舆论及种种禁忌，民族风俗对社会行为有强大的约束能力，因此在西南民族智力开发与教育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风俗的作用。
（三）民族性格特征
性格是表示个体独特性与差异性的重要心理特征。它是个体在一定的遗传基础上，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而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体对环境的特定反应的定型化的结果。民族性格作为民族集体的一般特征，是本民族在共同的生态文化环境中，经过长期社会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对客观现实的典型的心理特征。民族性格从心理与行为上将不同的民族区分开来，在一定的定义上是民族最基本的特征。
对民族性格的研究由来已久，早期有大批哲学家对此颇有兴趣，对心理学而言，冯特开始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可以说是最早的，当时冯特写了10卷《民族心理学》，在书中冯特主张通过对民族语言、神话、风俗等的研究，揭示人类群体中一般发展的精神产物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心理过程。冯特之后，麦独孤、勒温及弗洛伊德、荣格等人也对民族性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对民族性格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民族性格是民族在共同文化和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性格不仅表现了民族文化，而且也显示了民族文化的积累与演化。例如在西南各民族中，彝族人普遍争强好胜，勤奋刻苦；傣族人却重和睦，轻纷争，求团结。这样的性格形成显然与彝族一直生活于充满竞争、充满争斗的奴隶社会有关。在彝族社会，民主改革前黑彝、白彝等级森严，各个民族以家族统治为基础，而家族之族长常常是通过残酷的竞斗而产生，这必然造就了他们的性格。反之傣族人信佛，讲究忍让和吃苦渡人，因此在性格上显得讲求团结合作，与人为善。
毫无疑问，民族智力作为民族心理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必然与民族性格存在多方的联系。一方面，民族性格是民族文化的积淀，民族性格又制约民族的行为，从而影响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是民族智力发展的客观条件，制约智力的总体水平和智力发展的特点，因此民族性格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影响民族智力；另一方面，民族智力又是创造民族文化的基础，决定民族文化的发展水平，最终影响民族性格。当然，这一切的影响都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发生的。
在民族性格的众多方面，与智力发展紧密相关的成分还涉及到民族群体对自然万物、社会生活的基本认识与态度，如民族的“宇宙观”、民族的基本社会生活态度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民族性格成为民族认识活动、民族智力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