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西南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智力内隐概念、智力发展状况以及智力发展的文化探源研究中，我们已清晰地看到文化是影响青少年智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文化的本质仍存在多方面的争论，但是文化针对具体的人而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个体产生影响却是研究者们的共识。一方面，文化构成了人类（当然包括特定个体）社会生活的主要环境，为个体的智力活动提供了活动条件与活动的对象；另一方面，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系列风俗、习惯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提供了一系列的角色行为，一系列的行为选择方式以及对外界刺激的获取、解释并反应的机制，文化起着控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事实上，人类先天生物遗传的能力几乎比所有的动物要少得多，人类的优势更多地在于他拥有超越遗传与生理的文化控制机制。基于这样的理解，在对西南民族地区青少年智力开发过程中，我们探讨了文化适应的积极作用。
一、文化适应的涵义
文化适应是现代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通用概念，也是一个缺乏明确定义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各自对文化及社会变迁的不同理解而对文化适应有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对文化适应的涵义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以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 1893～1953）为代表，认为文化适应又称为文化移入或文化涵化，主要指一种文化在同他种文化接触、交流和冲突而产生的变化过程。在文化适应研究中，林顿以本土主义运动为对象，分析了文化适应产生的原因与类型，他认为就本土主义运动而言，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相互接触的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优越与自卑的态度。人类学家雷德费尔德在对文化涵化研究中，首先提出了文化融合概念，认为文化融合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形式，是文化融合群体与主流群体接触，从而使其各自的文化思想、感情、行为方式互相交流；是他们的语言、价值观、道德、宗教和哲学等文化与政治经济上的差异相互矛盾冲突的过程与结果。因而他认为文化融合一般经历接触、冲突、适应三个阶段。在接触阶段，两个文化群体与个人浅层次接触与交往，由于没有涉及深层次内容，往往双方能保持各自的独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全方位开始比较产生了冲突，这时伴随一系列的社会动荡；最后，主流文化吸收了他种文化，实现了文化的融合。
另一种文化适应的研究则以跨文化心理学家贝利（J.W.Berry）等人为代表，贝利认为文化适应是与生物适应相对应的个体与群体适应生态力量的方式。具体说来，他认为“生态力量是文化与行为的原始推动力和模塑因素。”生态环境是某一社会群体得以存在和发展，包括群体生存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水力资源、森林资源、矿藏分布等一切自然条件的总和。特定的生态情境对社会群体的文化起模塑作用，它要求群体以特定的文化方式来适应，同时已产生的社会文化政治情景又作为一种超越群体与个体的因素，对个体的行为方式与人格产生影响。换句话来说，以生态情景和社会政治情境为基础，通过社会群体的生物适应和文化适应，最终使个体能生存下来，而且表现出特定的人格与行为方式。
两种文化适应的认识差别很大，但实质上两者并不矛盾。林顿等人对文化适应的认识，主要是从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入手，他们强调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变迁，将文化本身视为文化适应的主体；而贝利则将文化适应作为人类群体和个体与自然（生态力量）及已有的社会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手段，主要考察人的变化，将人作为文化适应的主体，因此两者考察的是不同的社会现象。事实上，文化适应本身就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人生来并没有什么“本能”，其各种“需要”的满足必须依靠他人，因而其行为、情感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定，也就是说要符合一定的文化要求，才能有效生存；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由于资源竞争，不可避免会发生接触与冲突，从而使不同文化之间产生适应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文化适应，本质上是社会群体及其个体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其它文化群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非遗传特征的社会整体水平和个体心理与行为上的变化。
二、文化适应的形式过程及制约因素
就林顿而言，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交往而产生的文化适应，其主要形式就是本土主义运动，所谓“本土主义”，林顿认为是“社会成员在复兴或永久保持其文化精华方面，所表现出的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通过个体的社会化与文化化，几乎所有社会都有意、无意地设法保持其自身文化的延续，而当其自身文化受到威胁时，便会出现“有意识、有组织的”活动，以保持其文化中最主要的，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林顿的这种认识在文化历史发展中屡见不鲜，当年西方殖民者进入美洲大陆后，土著印地安部落在与殖民者战斗的同时，逐渐让出了原来居住的地方而退居山林，这一现象的发生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印第安人固守其传统文化，要保持其文化的完整性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拿来主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当今改革开放后，围绕“全盘西化”而开展的多种争论，都可以说是文化适应过程中本土主义运动的具体表现。
本土主义运动，林顿区分了四种类型，即信仰复兴型本土主义、永久保持型本土主义、巫术型本土主义和理性型本土主义。信仰复兴型本土主义主要指复兴已灭绝或至少濒临灭绝的文化成分，这种类型在当代犹太人重建以色列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永久保持型本土主义是尽可能永久保持现有的文化成分，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美洲印第安人甘愿居住在保护圈内，不与外界发生接触是这种类型的典型；巫术型本土主义运动常常由某些充当“先知”的人领导，借助于一些神秘的仪式，非理性拒绝与其它文化交往而逃避性地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理性型本土主义则面对现实，积极有效地挑选自己文化中能适应现实条件的成分，从而既有效地适应了社会环境又能保持住本身文化的有效因素，如当今日本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当然，严格的四种形式是较少的，更多的是互相交叉，形成混合类型。
林顿之后，另一位研究文化与人格的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又提出了另一种文化适应类型，即文化融合。如果说林顿的文化本土主义运动是旨在保持群体本身文化的整合性，那么文化融合则偏重探讨两种文化相互作用后的文化变迁。文化融合是多种文化有区别的群体之间持续接触，所导致的文化适应形式，也是文化变迁的主要形式。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的道教、儒教以及西藏等地的地方宗教相互作用，经过长时间的演化，从而出现了多种表现形式，当然本质上还保有原佛教教义的一些内容，但其涉及的范围，其所拥有的对世人与世间的认识，在许多方面已超越了原来的内容，而成为了几种形似而神不似的形态。
文化融合从本质上说是多种文化相互作用后产生了新的文化成分，但由于相互接触的文化群体政治、经济及其它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各种文化所处的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有的处于优势或主导地位，有的处于劣势或被动地位，有的文化超前，有的滞后，因此文化融合更多的是处于被动地位或劣势地位或文化滞后的文化发生变化而融入处于主动地位或优胜地位、具有超前性的文化之中。因此根据文化融合时，各种文化主体的地位与文化融合的结果，文化融合又分为多种形式。
如根据群体文化在文化融合中的地位，可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文化融合。主动型文化融合将他种文化纳入自身文化之中，如殖民统治，统治者强制推行自身的文化而将殖民地文化纳入其文化之中的现象。被动型文化融合则是将自身的文化融入他种文化之中，通常被动型文化融合都是发生在社会文化交流中，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的文化群体之间，但在特定条件下，如果占主动地位的群体文化处在滞后状态，则被动型文化融化也可能发生在占主动地位的文化群体之间，如中国历史上的元朝蒙古族文化及后来的清朝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根据文化融合能否再分，还可将其分为不可再分融合与可再分融合。不可再分融合主要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群体，由于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两者之间在长时间，广泛的范围上相互作用，最后少数民族文化完全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另外，国际间移民往往也会导致不可再分的文化融合。可再分的文化融合事实上是一种假融合，是被动地位的文化群体对主动地位文化群体的妥协，是形式上的融合而非实质融合因此当两者的地位发生变化时，这种融合会分化，当今世界各种民族矛盾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文化融合没能真正实现的结果。因此区分文化融合的类型，了解可再分融合的特点，有积极意义。
贝利等人将文化适应视为是个体与群体适应生态力量的方式，其主要表现有两种形式即社会化与文化化。贝利认为社会化与文化化是个人和群体与特定社会文化与生态情境长期互动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使个人与群体成为受一定文化支配的社会中的合格者，从而实现个人与群体的生存并促进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实现文化的传递。个体社会化是个体获得社会角色成为社会一员的过程，用蔡尔德的说法“社会化是将个人生而具有的广泛的行为潜能，通过导向作用使其发展成为范围狭窄得多的实际行为，即按个人所在群体的标准感到习惯和可以接受的行为”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有时可以意识到，有时却是无意识进行的，因此社会化的结果有适应与不适应之分，社会化不适应是个体（有时群体也表现出来）文化适应不良，通常会受到社会的排斥。
文化化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某一民族（通常是自身民族）的价值观念、信念系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一切具有符号意义的对象，而进行的学习过程。文化化的过程通常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它通过个体的观察模仿，逐步内化而使个体接受了相应的影响，使文化获得传递，同时个体自身又成为新的文化传递者。通过文化化就真正成为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一员，因而社会化与文化化相互渗透，互相作用使个体（或群体）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具体说来，这一过程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贝利认为处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人类社会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社会系统主要由各种社会团体，社会生活条件构成，其对个体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个体在社会系统中处于何种位置，生活于何种社会阶层。这些条件成为个体社会化的前提。由于这些条件往往是个体通过其家庭而获得的，是个体早期生活的主要环境，因此常给个体后来的各种活动打上烙印。
其次，文化系统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个体所接触的团体与个人向其传授特定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个体通过其主动的学习与无意识模仿逐渐接受这些规范，并内化为个人的内在素质，而在外显行为中表现出来，从而成为某种文化的承受者。对个体如何通过社会化与文化化而获得特定文化，成为特定社会中的合格成员，也许鲁文·弗斯坦的中介学习理论对此颇有意义。
弗斯坦是以色列的心理学家，二战后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使在全世界到处游荡的犹太人有了归宿。大批在二战中没能接受教育的儿童以及父母被抓、被杀而根本就没能接受教育的儿童充数国内，传统的智力测验表明，这些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智力落后儿童。如何让这些人适应社会，成为合格成员是当时以色列新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弗斯坦受政府委托，承担了对这部分儿童的再社会化的任务。在对这些智力落后儿童的调查中，弗斯坦发现，这些儿童之所以在智力测验上操作不良和一般认知水平低下，主要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当时社会上广泛地排斥犹太人，甚至大范围屠杀犹太人，而使儿童的父母（成人）没有及时有效地把社会环境中的主要客体、事件和观念传递给他们造成的。换一种方式说，个体社会化和文化化的过程，本质上是环境所发出的刺激通过“中介者”，通常是父母、兄长或其他监护人改变和选择后再传授给儿童而实现的。儿童是通过中介者进行学习的。一种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若干方面，也是通过家庭作为代表而一代人向一代人进行传递的。在中介学习过程中，弗斯坦认为有几项关键特征：
1.中介作用的意图性和超越性
尽管中介学习的范围极为广泛，但是中介学习并不必然先于两代人的相互作用之中。弗斯坦认为提供终结学习的相互作用只有在中介者方面做超越被中介者（儿童）当时当地的意图时才能实现。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利用语言对儿童指导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请买两瓶矿泉水。”
“请买两瓶矿泉水，以便我们下午登山时用。”对第一种语言指导，儿童并不知其真实含义，只是盲目地按照要求去做事；而第二种语言指导，则加深了儿童的理解，因此他不仅能执行要求，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推知隐含的意义，甚至他还能根据自己的一些理解，再买些其它用品而丰富其应付环境的体验。第二种语言指导就是具有超越性的中介学习过程，而前者其中介学习效果就很差。
在中介学习过程中，中介者还应具有一定的意图，有某种目的性。例如当中介者向儿童提供某种行为模式时，中介者常常是从儿童现在与未来的发展角度而思考的，他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向儿童提供这样的学习，而儿童也是因为意识到这种目的，他才能有效地接受这种行为模式，并加以模仿、内化。因此，意图性是中介双方共享的，这种中介作用（中介学习）也是个体实现将来目的的手段。
2.中介学习并不依据于具体的学习内容与学习内容的表达方式
一般来说，中介学习的结果是使个体的认知结构发生改变，认识能力得到发展。从发展上看，认知能力是通过一定的学习内容而发展的，但真正的认识能力提高，必然要求超越内容的约束。学习内容只是认识能力发展的工具而不是认识能力本身。这一点，在传统的知识与能力之争中往往多有异议。事实上，我们应对知识做某些分类，毕竟认识能力也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它也是由某些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不管我们能不能认识到，能不能表达出来，但毕竟是存在的。因此，对中介学习不依赖具体的学习内容时，我们应把握这一点。
语言常常是学习内容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也认为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但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思维还可以借助动作、图形等多种符号进行。所以在儿童的中介学习中，方式应是多种多样的，除常见的语言学习外，在中介学习中还可以引进姿态、模仿、观察、行为等非言语中介学习。鉴于个体的高级中枢与机体的相应部位有联系，机体也能通过多种途径传递信息。因此，加强非言语中介学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某些言语存在障碍的儿童，作用更为明显。
3.中介学习经验是个体认知能力变化的决定因素
由于中介学习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学习内容及其表达形式，因此中介学习可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管文化背景、技术发展水平、信息编码与应用能力如何，个体通过中介学习而习得的认知能力在处理新异情景时都能发挥其作用，其处理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其认识能力的高低。这一点已在跨文化研究中得到证实。在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经常发现文化群体与新环境及其中的物体、语言的熟悉程度、分化和技术熟练水平并不必然与群体（个体）成功适应环境相联系。在验证研究中，弗斯坦发现，尽管也门的犹太儿童曾经生活的国度远离现代社会，而北非犹太儿童一直与当地法国殖民文化相接触，但也门犹太儿童在适应新的以色列现代社会时却比北非犹太儿童迅速与有效。究其原因，一个主要的方面是也门社会的文化一致性水平远高于北非的那些国家，也门犹太儿童，早就具有的中介学习远比北非犹太儿童高。这种情况在我国海外华人中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早期华人多半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远离家园的。他们由一个封闭的封建社会突然置身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在并不太长的时间内华人便适应了新的环境，并逐渐成为各个社会中最聪明的亚文化团体。
因此，中介学习一方面是下一代通过上一代（即中介者）如父母、其他监护人、教师等而进行的旨在提高个体认知能力，从而适应环境的过程；另一方面，中介学习也是上一代有意识地将文化和社会规范传递给下一代的过程。个体通过中介学习理解了社会化与文化化。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弗斯坦认为主要在于个体所处的环境因素的性质与个体发展过程中某个时候的特定状况。其中环境因素中文化传递的组织性与畅通性，中介者对儿童的教养态度，中介者与儿童的相互关系，以及中介者本身的状况与政治经济地位是最主要的因素。儿童本身的特殊因素属于中介学习中的机体因素，这些因素常常表现为儿童的人格与行为上的某种障碍，如儿童在接受外部刺激时外周感受器官方面的缺陷，或者儿童信息加工的中枢过程存在障碍。不利于中介学习的集体因素的产生有些是因为儿童生活的特定的环境长期作用而使儿童在人格与行为上体现出来的结果，有些是由于遗传上的原因，也就是说先天与后天都有可能使儿童产生不利于中介学习的变化。
儿童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能有效接受社会文化及教育的影响，表现出认知能力低下，社会化与文化化水平低下，这种现象许多研究者有更详细的探讨。柯克和葛拉格等人从心理学与神经生理学角度出发，从理论上曾将这些儿童划分为两大类：发展性学习障碍和学业性学习障碍。其中发展性学习障碍又可分为原始性缺陷和衍生性缺陷。原始性缺陷包括：注意力缺陷、记忆力缺陷、视——动协调缺陷、知觉能力缺陷等；衍生性缺陷包括：思考能力异常、语言能力异常。学业性学习障碍有阅读缺陷、算术缺陷、拼字缺陷、拼图缺陷四种。这四种类型之下还可以再分，如阅读缺陷有人将之分为听觉性阅读障碍、视觉性阅读障碍、言语性阅读障碍及感觉通道转换性阅读障碍。
我国学者曾从验证的角度分析了学习障碍儿童的特点，1993年刘少文等人对61名10岁～11岁的小学四年级学习困难的学生按智力进行了聚类分析，他们采用林传鼎主修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除迷津以外的11个测验成绩），得到三种主要学习困难类型，其中第一型为智力正常，伴有注意和记忆缺陷；第二型智力水平稍低于正常，常识测验成绩差；第三型智力水平为边缘状态，且各项能力较低：
另外，吴增强等人还用Q聚类分析法对上海市区353名初中学习困难学生进行分类研究，结果划分出四个主要类型：暂时性困难、能力型困难、动力型困难和整体型困难，其中后三类是稳定性学习困难，与暂时性困难相对应。
在这些研究结果中，有一类学习障碍值得特别注意，这种现象就是上述研究中谈及的第一型学习困难与暂时性困难。从研究中可以看出，这类学习能力与个性都属正常，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充分的学习潜能，但他们现实的学业成绩，只是由于外界环境中的因素而使其不能充分表现出潜能。他们这种学习困难，是一种假性学习困难，对这种儿童宜抓住恰当的时机使其克服障碍。
儿童存在学习障碍，其社会化与文化化固然难有较好的效果，他们的认知能力也难以得到较高水平的发展，因此文化适应也很难有效进行。
综合起来，文化适应从两个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言，包括文化本土主义运动与文化融合两种形式；从适应生态力量的手段看，可分为社会化与文化化两种形式。而对这些过程的影响，有各个文化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文化本身的整合性与文化的先进程度。另外，个体所处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政治环境以及个体本身机体方面的因素是影响文化适应的重要因素。
三、文化适应的作用
文化适应的作用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就种群而言，作为人类适应生态力量的重要工具，文化适应事实上为人类的适应行为提供了一套有意义的组织系统，从而对其行为产生指导作用；就个体与群体社会活动而言，文化适应促使他们出现心理融合，从而推动文化的变迁。下面我们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当我们将人类与动物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虽然都是自然界中的一员，但动物与生俱来的能力比人类要强大得多。许多动物的后代并不怎么需要上一代的养护就可以存活，而人类的后代，在生命的前几年内，没有上一代的养护根本就无法生存，甚至还需要20多年的接受文化的过程才能有效适应环境，然而人类的这种弱势却并不妨碍他成为万物之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是认为人类具有动物没有的高级抽象思维能力。然而这种能力是如何产生的呢？传统的生物进化观点认为：高级抽象思维能力是进化的最高层次，它是在生物进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产生的一种能力，因此作为进化等级较低的动物不能产生抽象思维能力。具体说来，人类的体质进化借助基因多样性和自然选择机制而使其体质结构达到了我们今天能观察到的状况，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一特殊阶段，某种边缘性的遗传变化使人类产生与承载文化成为可能，从此以后，文化适应使人成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物种。
近年来，人类考古发现，在从最近的前智人进化成现代智人的过程，肯定始于大约400万年前，然而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无论是南方古猿还是别的猿种，其最早出现也不过距今100万年左右，学术界普遍认为南方古猿能够制造简单的工具，具有了最初的原始文化。因此，在文化起源与现代人类祖先出现之间，至少存在超过一两百万年的重合，这个重合的期限正是地质时代的冰川期。这种重合其意义非常巨大，可以说，因为有这种重合，我们便不能认定文化是被附加在完善的动物身上的，而是动物本身的生产过程的构成要素。地质的巨大变迁，迫使人类的远祖必须不断地适应新的生态环境，不断完善工具，有组织地狩猎与聚集活动。火的发现以及其它一系列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如言语、仪式）等，不仅成为适应生态环境的工具，而且其本身也构成了一个新的环境，只有有效适应这一环境，才能进而对自然生态的适应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在文化模式与身体结构及大脑之间，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反馈系统，通过使自己服从以符号作为中介的程序控制，以便对生态环境产生作用，而适应生态环境的有效性与否又决定了其社会生活，最终使其成为人，因此，从种群意义上说，文化适应造就了人类本身。
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文化适应在个体与群体水平上又产生了什么作用呢？早期雷德菲尔德提出了文化融合。文化融合在前面我们曾作为文化适应的形式而讨论过，在此我们从文化适应的作用上看看文化融合的效果。文化融合是在群体水平层面表现文化适应作用的，通过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融合，使社会的结构、社会文化的差异、社会的价值体系以及社会个体的人格与行为都发生变化，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文化变迁。60年代后，心理学家格利文斯（Graves 1967）提出心理融合的概念。由于社会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水平上的文化融合归根结底要通过个体水平的心理融合表现出来，因此格利文斯心理融合概念提出之后，很快便成为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心理融合（Psychologic alculturation）是指不同文化个体之间的直接接触所导致的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例如，中国人移民加拿大，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交往中，逐步适应了当地文化，从而在个人的对外界人物与事件的态度甚至整个人生价值观上发生改变，形成与当地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在行为上也开始改变，饮食、居行、服饰的习惯等溶入所处社会。心理融合也发生在同一国家内不同文化个体的相互接触之间，如我国少数民族个体因为社会发展或生活需要而置身在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环境中，其心理与行为上均产生变化，最后融合为大群体中的一员。
文化适应通过文化融合与心理融合，对整个社会与个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尤其个体是生活于社会群体与社会环境之中的，文化适应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对西南少数民族青少年智力开发时，便尝试了文化适应的有效性实验（对此，下文将作详细介绍）。然而，人是有主动性的，外界对人的影响不可能是一种直接的作用，因此，在讨论文化适应的作用时，有两种情况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1.文化是个性的唯一决定因素
文化决定个性的观点最先是作为生物决定个性的反驳和替代而发展起来的。然而由于文化本质的复杂性与文化概念的模糊性，文化决定论，事实上从开始便引起多种争论。首先，如果认为文化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的个性特征与行为类型，那么说文化决定个性便是一种循环论证，不符合逻辑规律；反之，如果将个性排除在文化之外，个性与行为不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个性与行为也不是同一的，个体是行为的内在决定因素，行为只是个体的外部表现，那么作为两种复杂的现象——个性与文化，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则还需要更为有效的科学证明。其次，文化通常是作为一种超越个体的力量而起作用的，那么文化对个体的影响显然就会表现出两种相关的变化。其一，由于文化超越个体，对个体而言具有同一性，那么个性便不成其为独特的人的特征，而应是一种共同的个体特征，这样个性也就消失了；其二，由于文化总是相对的，不同生态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类型，那么相对的文化就产生相对的个性，然而人类的个性都是独特的、相对的，并不存在普遍一致的个性。
因此，文化是个性唯一的决定因素的文化决定论，无论是从逻辑还是本质上必然引申出一些两难的命题。事实上，人的本性具有生物性与社会文化的双重特征，个性从文化上说是相对的，但人的生物本性又决定了其有超越文化之外的普遍的一致性，正是由于这种生物性决定了人类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人性，这种人性构成了人的其它社会个性的基础。
2.个性是由文化的内在化构成的
个性是由文化的内在化而构成的观念秉承的仍然是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它是对文化决定论的作用过程的阐述。通常我们都认为行为是由个性决定的，而社会现实的个体行为又是符合文化规范要求的，否则个体便会被社会所淘汰，因此文化内化为个性，个性再体现于行为之中，成为一种解释社会行为的有效假设。但是外部文化作用于个体，个体对这种作用到底是如何反映的呢？对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这是一种能动反映论，也就是说，外界环境的影响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直接的，而是主体已有的知识经验（已掌握的文化）与现实（刺激）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不是单纯的符号处理系统，人是生命的有机体，具有生物的基础及生物演化的历史，诺曼认为，与人的认知系统相适应，人还具有一个调节系统，调节系统作为一种稳态系统，与认知系统相互作用，从而对外界、内部各种刺激作出稳定的反应。在认知系统与调节系统之间，诺曼认为前者服从后者，调节系统处于主导地位，认知系统是调节系统对外界刺激作出智力反应的结果。
这些研究当然并没有完全揭示出思维、意识的本质，但一般说来，这些研究表明，个体的人格与行为并不是简单的内外部（文化）刺激决定的，外部刺激不管具有什么特征，其对个体内部心理活动的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尽管社会文化超越个体，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但社会个体的心理与社会行为仍是有巨大差别的，个体社会行为符合文化规范，但是从外部行为无法推测出文化特征；反之从社会文化也难以推测其中个人的社会行为与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在对个性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中，弗洛伊德、荣格、卡特尔、奥苏伯尔等人对此已作出了许多理论假设，尽管他们的理论之间有较大的差别，但无不将个性看成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与功能的系统，与社会文化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同型性。总之，在文化与人性，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问题上，我们应看到文化作为个体适应生态力量的手段与个体生存的环境，其对个体个性与行为的影响是广泛的，可以说无论怎样强调文化的作用都不过分，但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唯一与直接的，个体本身的生物特性以及个体已有的心理水平也是影响个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