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经济是在汉族的影响下，在渔猎畜牧业的基础上，通过农业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渔猎畜牧的发展。辽的社会经济仍以渔猎尤其是畜牧业占首位。辽代渔业生产有其独特之处。契丹族原居于潢河、土河之间，一年四季都以捕鱼作为一项主要的生产活动。冬春季节，河水结冰，契丹族就创立一套凿冰钓鱼的方法，以后一直沿用。冰冻时期钓鱼，是先让人在河上下十里之间用毛网截鱼，不让鱼跑掉。在河面上凿四个冰洞，叫做冰眼。三个冰眼凿薄但不凿透，从这里观察鱼的动静。一个冰眼凿透准备钓鱼。鱼在冰底下时间久了，遇到有出水的地方，一定要伸出头来吐气。等鱼到冰眼，就用绳钩投去，没有钓不中的。还有一种夜间罩鱼法，即在河冰上凿冰眼，举火一照，鱼就会凑集过来，垂下钓竿，鱼很少能跑掉。
辽朝历代皇帝也经常在达鲁河（长春河）或鸭子河（混同江）的春捺钵钓鱼。捕获头条鱼后要设宴庆祝，称头鱼宴。辽代捕鱼也是讲求生态的平衡和保护，不是随便乱钓乱捕的。有一种鱼有三四尺长，在春夏秋都不能捕得，只有到冬天才能凿冰捕获。凿冰钓鱼法对北方其他民族的渔业生产都有影响，直到现在，我国北方地区仍然沿用此法钓鱼。
契丹建国后，狩猎业也仍然是一项长久的生产活动。契丹｀妇女自后妃以下，也都擅长于骑马射箭，与男子一样出外畋猎。按照季节不同，春季捕鹅、鸭、雁，四5月打麋鹿，八9月打虎豹。此外也捕射熊、野猪、野马、狐狸、兔子等。狩猎以骑射为主，辅之以其他的方法。契丹人射鹿最有办法，在鹿群必经的地方洒上盐粒或盐水，夜半时鹿饮盐水，猎人用号角吹出像鹿鸣的声音，这样把鹿引到一起，聚而射之，叫做舐碱鹿，又叫做呼鹿。契丹人在捕天鹅、雁、野鸭等飞禽时，大多都利用饲养的鹰鹘，特别是产于东北的海东青鹰。辽朝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族捕捉或强索海东青饲养。皇帝去春捺钵捕天鹅时，先由猎人找到有鹅的地方，举旗为号，周围的人敲起扁鼓，把鹅惊起，然后放鹰捕捉，鹅坠下后，用刺鹅锥刺死举行“头鹅宴”祝贺。另外契丹人还驯养豹来捕捉野兽。契丹人狩猎的场景壮观热闹，已成为人们绘画的素材，也是契丹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四时捺钵制是辽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又一特殊制度。契丹族世代生活在我国长城以北的大漠之间，冬天气候寒冷，长年多风。他们以渔猎为主，其生活习俗是随水草，逐寒暑，以车马为家，往来不定。辽建国后，皇帝也时常出行游猎，出行时要设立行帐，称为捺钵。捺钵是契丹语行营的意思，宋朝人解释为“行在”，意思是封建帝王所在的地方。圣宗时期，四时捺钵才有较为固定的地点，并加以制度化。终辽一世也一直沿袭未改。辽朝皇帝每年的春夏秋冬都要外出狩猎，所以设“四时捺钵”。春捺钵主要在鸭子河泺（吉林大安月亮泡），每年正月皇帝都要来此，在冰上搭起营帐，凿冰钓鱼，大摆头鱼宴，以相庆贺；夏捺钵，无定所，一般多在庆州（内蒙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东北的吐儿山。在那里纳凉避暑，张鹰射猎。秋捺钵主要在永州（内蒙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西北五十里的伏虎林，主要是入山射鹿猎虎。冬捺钵在永州东南三十里的广平淀，此地平坦，多沙，有榆树和柳树，冬季时稍暖，皇帝多来此地“坐冬”“避寒”。皇帝去捺钵时，契丹大小内外臣僚都要随从出行，汉人枢密院、中书省也有少数官员扈从。捺钵活动以冬夏两次为最重要。这种制度表面看来是为了狩猎或避寒暑，实际上却有深刻的政治内容。辽朝统治者往往利用夏、冬两季捺钵的机会召集北、南臣僚，商议国事。同时也借助捺钵射猎之机炫耀和夸示最高统治者的武功，树立最高统治者的武力权威，以其对臣下起到威慑和震动作用，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通过捺钵活动，还可以使皇帝直接了解和掌握各地方的情况，从而加强对各部族的统治。
辽圣宗时期，汉族的封建文化对契丹社会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在契丹国的政治制度中，虽然保留着大量的本民族特点，保持着雄健尚武的精神，但已有了更深刻的汉文化的因素，圣宗喜欢读唐代的《贞观政要》，又善于吟诗作曲。后妃中也有不少人擅长词曲，后族萧合卓善诗能文，与圣宗结为诗友，被任为南面林牙（翰林）官。汉族的文人士大夫也多被朝廷擢用为官。因此，辽朝的政治制度更加封建化、完备化。辽朝社会由此步入了全盛的时期。
契丹族本身是游牧民族，畜牧业生产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契丹族的发展最初的各部落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区域范围，除了对外征战所需战马由部落联盟统一牧养外，其余都分地区放牧。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骆驼用来载运物资，也用来拉车。牛用来载物、拉车并供乳食。羊主要是供取皮毛和肉食。马是主要的牲畜，是契丹财富的象征，也是其兵力强盛的标志。契丹人放牧、射猎交通、作战都离不开马，在部落联盟的对外征战中，契丹历代贵族都要从被征伐的北方游牧部族中掠夺大量的牲畜。建国后，被征服的各部落每年要把一定数量的牲畜进贡给辽朝。在畜牧业发展中牲畜的占有也有官私之分，私人占有的牲畜有的是对外作战中掠夺来按军功分赐给个人的，并且逐渐出现了个人占有数量上的多少之别。也就出现了贫与富的差别。官有的牧畜占极大的数量，辽朝在各地都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员管理官有牲畜的牧养事宜。道宗时期，牧马蕃息，多至百万，是畜牧生产繁盛时期。天祚帝末年，西北边地拥有大批的马群，耶律大石西行时，西北各族进献马、驼、羊等大批牧畜。说明整个辽代，畜牧业是大发展的。
辽朝农业是在取得渤海和燕云十六州以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才发展起来的。渤海以及燕云一带是汉人聚居并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辽太祖阿保机时，采纳汉人韩延徽的建议，安置俘虏的汉人在北地从事垦田种植。此后，各投下州县的汉族人民也务农耕作。太宗时，下令在契丹族内劝农桑，教纺绩，并实行些鼓励垦荒的政策。在征收诸道兵时，也曾下诏令告诫说如有伤害庄稼的，要按军法论处。契丹封建制度确立后，又出现了租种契丹、奚贵族田地的汉人佃户。公元982年（乾享四年），景宗下诏，各州有逃户无人耕种的庄田，允许番、汉人承佃耕种，向国家交纳租税。辽中京一带的奚族人也开始从事耕种。辽圣宗有一次经过藁城，看见乙室奥隗部妇人种黍已熟，派人帮助收割。说明这时在契丹人、奚人居住的地区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了。圣宗还下诏令，允许燕乐、密云二县的荒地给农民耕种，免十年的赋役；严禁刍牧伤害庄稼；各地军官畋猎时要注意时节，不要妨碍农业、损害庄稼；招募农民耕种滦州一带的荒地，也免收十年的赋税。在圣宗、兴宗统治的几十年时间里，辽海（辽河流域）地区已有编户数十万，耕垦土地千余里。道宗时期，契丹农业耕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派耶律唐古率部在北部边境的胪朐河流域垦田。收获后即移屯镇州（左可敦城，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北古回鹘城）。耶律唐古在镇州连续14年获得丰收，积粟达几十万斛，每斗粮食不过数钱。由于粮食丰收，仓储充足，辽朝在东京道的咸、信、苏、复等五十余城设置了和籴仓，卖陈粮、收新粮，允许借贷、收息二分。各地所积储的粮食不下二三十万石。马人望曾为中京度支使，到任半年，经营得法，积粟达十五万斛，道宗时，河北、山西一带的山地也得以开垦耕种。辽代农业生产，到此达到鼎盛。
辽代农作物，在燕云地区多以稻麦为主，其他地区有粟、黍等，契丹故地多种植穄（类似黍而不粘）。西瓜是汉地所无而辽朝已先有的经济作物。契丹破回鹘时，从回鹘那里获得西瓜籽，带回来施用牛粪搭棚种植，瓜形象中原的冬瓜，但味道很甜。以后西瓜的种植传入金和宋，才逐渐为汉族农民普遍种植。西瓜自回鹘传入契丹，又从契丹传入汉地，在我国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史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值得记述的事。
辽代农业耕作技术也有发展和创造，契丹族地处大漠，树木稀少，寒冷多风，而多半是沙碛。根据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契丹人采用不同的耕作方式，特别注重春秋时节及时耕种和收获，赶在霜期之前收获成熟的粮食。耕作时因地制宜，依地势高下，在垄上作垄，以防风沙。
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也重视西辽统治地区的农业生产，稻麦的种植在当地经常获得好的收成。
辽代手工业类主要有冶铁、金银制作、马鞍制作、打作车辆、纺织及制瓷。这些手工业生产部门与契丹族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其中，冶铁业在辽代手工业发展中颇具规模，占有重要的地位。辽建国前，契丹族已开始有铁。阿保机征服室韦后，又开始有坑冶。灭渤海国后，渤海冶铁矿区铁利州遂成为辽朝的一个冶铁基地。阿保机又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通饶州置长乐县，县内一千户居民从事冶铁生产，以此纳贡。辽在东平县（辽阳）也有铁矿。从事生产者有300户，按辽的赋税制度纳铁缴贡。近年来，在辽宁鞍山的首山矿区发现了辽朝矿坑两三处，深度达18公尺以上。说明现在的鞍山、辽阳等地在辽代就已成为重要铁冶产区。阿保机在南征幽、蓟后还军的路上，发现了银、铁矿，其后下令开凿，冶炼者可能是被俘的汉人。辽代时，柳湿河、三黜古斯和手山（鞍山）三处铁矿都是由契丹奴隶采炼的。圣宗时将冶铁奴隶置为曷术（铁）部，将奴隶释为平民。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制的兵器和生产工具不断增多，在辽代的窖藏中已经发现了大批的铁制农具。镔铁冶炼是辽代冶铁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标志。镔铁是一种精炼的铁，坚硬细致，接近于钢，是当时制造兵器和铁制礼物的最好材料。说明了辽代冶铁锻铸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辽代金银制作工艺水平也很高。首先是金银矿。阿保机俘获蔚县汉人后。在泽州立寨，开采那里的银矿冶炼加工。灭渤海后在富州置银冶。圣宗时，又在潢河北阴山以及辽河三源发现了金银矿。其次是冶炼铸造，加工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在辽宁、河北等地出土了大量的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艺品，有鎏金马具、饮食用具、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其形制既有契丹民族风格，又吸收了汉族先进的工艺传统。
契丹人制作马鞍享有盛名，是辽代手工业的又一成就。辽朝回赐给西夏等国贡给的物品中，就有金涂鞍辔马、索鞍辔马，赐给宋朝的礼物中有涂金银龙凤鞍勒、银鞍等。在赤峰发掘的辽墓中，出土有银质鎏金鞍饰，铸有精细的花草纹。银质鎏金鞍桥饰，铸有双龙戏珠纹，极为精美。契丹人游牧征伐都离不开鞍马，以鞍马为家，一生中几乎大多数光阴都是在鞍马上度过的，因此讲究马鞍的制作，力求精美适用。
辽朝车辆制作有专业的车工，有固定的打造馆造车，制作车辆时学习借鉴奚族制车的方法、工艺等。
在纺织业方面，已普遍生产麻布，丝织业也很发达。燕云地区纺织业在唐、五代基础上继续发展。渤海地区在唐时就曾以生产布帛、绸著称。阿保机时，把汉族地区的士女驱掳到契丹，传播纺织技术，推动契丹族纺织的发展。辽建国后，各族往来密切，交流频繁，契丹和奚族地区纺织生产进一步发展。辽上京和中京等地区纺织生产具有相当规模。上京有绫锦院诸工作坊，织工主要是汉人。相州也有绫锦院，有契丹、汉、渤海等织工三百人。辽朝以定州的汉人俘户在中京道建置宜州，主要从事纺织。宜州织工，技艺精巧、熟练。在灵河（大凌河）沿岸的灵、锦、显、霸四州植桑麻，百姓没有田租负担，而是提供蚕织。圣宗时，曾以显州交纳的凌锦，赏赐给左右的贵族。辽朝贵族礼服有锦袍、白绫袍、绛纱袍等，在对外赠送或赐与的物品中就有绫、罗、绮锦、纱縠缎等多种。在内蒙翁牛等旗辽墓中出土就有缂丝和印染丝罗。缂丝即“刻丝”，是我国特有的将绘画移植于丝织品的特种工艺美术品。这说明辽朝丝织业已具备相当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