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在制瓷业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近年来出土辽瓷分布广、数量大，其制作技术也很高。辽代的南京、上京、东京以及现在的赤峰、建平、沈阳等地都有大量的辽代瓷器出土。主要有白瓷、青瓷、三彩及细胎白黑瓷器，红胎杂色大型瓷器和翠绿釉瓷等多种，这些瓷器明显地继承了唐五代的传统技法，而且又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制，如鸡冠壶、长颈瓶、鸡腿罈等。鸡冠壶仿照契丹皮袋的形式、壶上有环梁或穿孔，便于马上携带，更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特产，反映了契丹人善于骑射及适于鞍马生活的重要。另外，出土的一些三彩印花方碟和长盘也是辽瓷所特有。辽瓷中也有不少是汉族用品，如杯、盘、瓶、盂等。形制和质地与五代和宋朝的产品大致相同或相似。这是契丹族与汉族长期杂居，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结果。
辽代私人手工业组织叫“作”，“作”的首领叫“作头”或“都作头”。
辽朝的商业贸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辽朝建立后，除上京（临潢府）外，还以幽州（北京）为南京，以辽阳为东京，在大定府（内蒙宁城西大明城）设中京，在大同府（山西大同）设西京，进而形成五京。辽代五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交通和商业贸易中心。其中以南京最繁华，人物繁庶众多。城北有商业区，陆海百货都要聚集在北市买卖。此外，辽朝皇室百官驻在捺钵时，也经常有货物交易市场。辽朝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各地州县也有市集。辽朝与境外也有经济贸易联系，在周边设立固定的贸易市场；同时互派使臣往来，通过纳贡和馈赠的方式交易货物。北宋建立后，宋辽双方并立160余年，其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特别是澶渊之盟后，双方不断地进行和平交往。一是朝廷间往来聘使。每年新年元旦，帝后生辰，都要遣使相互祝贺，带去大批的珍贵礼物并相互回赠。送礼和回赐都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形成朝廷间定期和定量的物品交换。二是设立榷场。宋在雄州、霸州（河北霸县）、安肃军（河北徐水）、广信军（徐水东）辽在新城、朔州分别设置榷场。榷场由官方管理，是固定的贸易场所。三是私人交易。是榷场以外的私市交易，有的是为了逃税取利，也有的是为了方便快捷。甚至有的商人越境深入对方内地贩运谋利。双方的官员，使臣也挟带贸易。
辽朝与宋朝贸易的货物主要是羊、马、骆驼、盐和布等。牲畜中以羊为最多，此外还有马具、皮革制品、毛毡、镔铁刀剑、“北珠”等。在双方贸易中，北宋虽严格禁止铜钱外流，但辽中期以后都通用宋钱。
契丹文化是在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具有一些本民族的特色。
契丹文化的基础是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是建国后由突吕不和迭剌分别创制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和小字都是根据汉字的字体而改作的拼音字。大字是以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缀，在形体上仍然仿照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每个字由1～7个原字组成，形体接近汉字，但是繁杂连赘，相当难认。小字趋于拼音，笔画稍简，又称小简字。但由于每个音缀仍是来自于汉字的方体，无法联写，这就形成各音缀相互分离，各个多音词之间又不易截断，所以使用起来也很不方便。契丹大字、小字一般只是在契丹贵族文人中使用，而这些贵族文人不但精通契丹文，也兼通汉字，往往是利用汉字作工具进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因此契丹文字的使用范围很窄。金朝时，章宗于1191年（明昌三年）下诏停止使用契丹文字。辽朝时，用契丹文字翻译了多种汉字典籍，现在已全部失传。目前发现的契丹文字资料，主要是墓志、碑刻、摩崖和洞穴墓书，以及镜、钱、印章等。一种以《萧孝忠墓志》为代表，有《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故太师铭石记》《应历碑》等。另一种是以辽庆陵（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道宗永福陵三座陵墓的总称，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千米的大兴安岭山麓）出土的契丹字，帝后哀册为代表，有《道宗哀册》《宣懿哀册》《萧令公墓志》《（残石）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纪》《萧仲恭墓志》《兴宗哀册》（抄本）等。这些都是研究契丹文字的宝贵材料。
佛教在辽朝时期有着广泛的传播。契丹族在建国前流行的是原始的巫教，其后作为一种宗教习俗而被保存下来。佛教是在建国后随着被掠的汉人进入契丹而在其地传播开来的。汉人被掳后在契丹地区为辽朝建设城邑，同时也建造了不少的佛寺。圣宗时期，汉文化对契丹族影响进一步加深，佛教也更加流传。
为了收藏和保留佛教经典，隋唐时期，就有僧侣在涿州大房山的白带山开凿石室、刻石板佛经。经过几代人传刻后，曾有中断，辽时，涿州归辽统辖，圣宗重修寺院，下令继续刊刻石经，补缺续新，经过兴宗、道宗两朝到1057年已刻完《大石般若经》《大宝积经》共600块石头，加上原存的石经《涅槃经》《华严经》等共有2730块，合称四大部经。天祚帝时，将道宗时所刻的石经大碑180片，奇僧通理大师等标刻的石经小碑4080片埋在地洞里，上而建筑石塔，刻文标记。刊刻石经是辽朝对佛经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校勘、整理。
从兴宗开始，辽朝又校勘、刊印大藏经，即佛经的总集。1053年（重熙二十二年），辽兴中府（辽宁朝阳）建灵岩寺，曾购得藏经一部收藏，以使佛教广泛流传。这说明契丹藏经已初步印行。道宗时继续搜集佛经，校勘入藏。通过印行佛经，带动了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而且在书籍装帧方面也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辽代在各地建造了大批寺院和佛塔。辽境内的主要寺院有天津蓟县现存辽建独乐寺观音阁，五台山唐建佛光寺大殿；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佛塔则遍布于五京所属的许多地区，常见的辽塔是八角十三层的砖塔。塔为实体，不能入内攀登。从构造看辽塔与唐代佛塔完全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辽塔的建筑风格为金代所继承。现存北京天宁寺（辽南京天王寺）砖塔和内蒙古宁城县大宁（辽中京大定府）故城址的大砖塔是这种建筑类型的代表。内蒙林西自塔子的白砖塔八角七层，内部中空，可直登，近似唐塔。山西应县的佛官寺木塔，是辽代于1056年建造的塔，高近70米，塔身全用木建，造型瑰丽，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大木塔。
辽朝时期，佛教之所以得以传播，也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大力宣扬和推动。辽道宗就非常信佛，他对佛教流传就很有影响。
佛教文化的传入为契丹文化的发展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当然，辽朝统治者也利用佛教思想的传播加强对契丹人民的引导和控制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辽朝时，儒学作为中国本土的纯粹的汉族封建文化逐渐受到契丹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太祖阿保机时，就已建立了孔庙，太子耶律倍接受汉文化较多，更加推崇孔子，他曾说：“孔子是大圣人，万世所尊。”随着辽朝灭掉渤海，占据燕云，统治地区扩大，大量的汉族人民也置于契丹贵族统治之下。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和向封建制转化已是契丹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更需要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工具。儒家思想作为汉族封建社会正统的统治思想，已经融入各朝代的统治政策和方法之中。辽圣宗就特别重视汉族朝廷的封建统治的经验，尤其喜欢研读《贞观政要》，并要求汉臣负责摘录唐朝高祖、太宗、玄宗统治时期可以效法的事迹，进呈皇帝，以便借鉴吸收。《贞观政要》一书一直受到辽朝的重视。兴宗时，萧韩家奴把《贞观政要》译为契丹文，给兴宗阅读。兴宗本人好儒术、也重视采用儒家的统治方法。道宗时期儒学更盛。一些汉族的翰林学士负责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契丹族统治阶级的正统的政治思想。
辽朝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从圣宗时期开始的，当时也依照汉人修史的体例，编修实录。公元991年（统和九年），室肪与邢抱朴等撰修实录20卷，上进给皇帝。兴宗时，萧韩家奴又与耶律庶成等编录遥辇可汗以来至兴宗重熙时事迹，共20卷。道宗1085年时，由史臣撰写并进上太祖以下七帝实录。1103年，天祚帝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编纂太祖诸帝实录。俨修成《皇朝实录》70卷。辽朝西迁后，仍在金、元保存。金、元撰修《辽贮》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主要就是耶律俨的《实录》。 现存的辽代王鼎所撰的《焚椒录》，是仅存的有着辽朝史事的私人记述。元朝人撰修《辽史·宣懿后》传，大体是根据王鼎的《焚椒录》中的有关记述而写的。
辽朝时期流传下来的语言文字学著述有两部，一部是圣宗时僧人行均（汉人、俗姓于）编撰的《龙龛手镜》。《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俗的汉字字书，共4卷。全书收二万六千四百多字，注解共十六万三千多字。此书流入宋朝，传入了朝鲜和日本。另一部是希麟著《读一切经音义》。唐朝时长安西明寺僧人慧琳（疏勒人）曾根据《开元释教录》所收佛经，依次音注，写成《一切经音义》100卷。圣宗时，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汉人）依仿慧琳书例，对《开元释教录》以后的佛经续加音注，写成《续一切经音义》一书，共10卷。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各部之字也用四声列之，每字之下都详细列出正俗古今各体字或作诸体。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而且多引《中阿含经》《贤愚经》当中诸字以补充六书所未具备的。元代编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以及《大藏目录》卷下，都还著录慧琳及希麟书，但明清时期，两书不再流传于我国。但两书先后陆续传到高丽、日本。
辽朝的文学艺术也深受汉族的影响。尤其在诗歌方面，受到唐朝及五代诗歌的影响更大。阿保机太子倍擅长写诗，曾有“小山压大山”诗流传。圣宗以后，汉族文化在契丹族中有着广泛深入影响，一些贵族官员接触学习汉文化时，多学做诗赋。圣宗本人就喜欢吟诗，也曾作曲百余首。道宗多作诗赋，并由耶律良编为《清宁集》。道宗宣懿后，天祚帝文妃也都有诗歌流传。在贵族文人当中，大多也都做诗编集。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收有《醉义歌》一首。自序说是辽朝寺公大师所作，原作为契丹字。诗体似乐府歌行，长达120句，是仅存的辽人长篇。全诗一气呵成，诗中多用汉人史实掌故，依据汉语用韵，颇为工整。由于耶律楚材翻译、改作，收集此诗才得以保留下来。
在诗赋当中，对契丹人影响最大的是唐诗中白居易的作品。辽圣宗曾以契丹字翻译白居易的讽谏诗集。白居易的诗明白易懂、形象生动，淳朴自然，近于民间口语。诗篇所反映的多是人民的呼声，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刻同情，因此在契丹族中也是广为流传的。宋朝苏轼的诗也在辽朝流传。
在绘画方面，耶律倍较为著名。他的画多以契丹人物和骑猎为体裁，很受人们的重视。《宣和画谱》收录耶律倍画15幅。元朝时人黄浯还曾见过耶律倍的一幅《猎骑图》，写有跋文。《宣和画谱》中收集的绘画，大多都经过宋人米芾鉴别，因而都是很珍贵的。辽与北宋往来中，曾以书画馈赠与回赠。在辽代的墓穴中，有大量的壁画保存。在庆陵壁画中有契丹服装和汉服的人物，四时山水鸟兽与鹿等写实景色。1972年，吉林库伦旗发现道宗时期的辽墓，墓中门洞及天井有巨幅彩绘壁画。墓道长20米，左壁绘归来的景象，构成一幅地下画廊。辽代绘画的内容大多反映的是贵族的生活，境界狭隘。这也反映出契丹贵族文人没有给予劳动人民以应有的和足够的重视，劳动者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场景没有被人挖掘出来。
辽朝的医学发展自太祖时得直鲁古开始。直鲁古是吐谷浑人医家之子，幼年时正值辽太祖阿保机破吐谷浑，被述律后收养，长大以后学医，专门从事针灸，太宗时成为皇室的太医。他著有《脉诀针灸书》一卷，明朝时仍有流传。针灸在辽朝医学中长期是主要的治疗方法。兴宗以后，人们才逐渐地知道切脉用药。兴宗时耶律庶成翻译出方脉书通行，便于人们学会和掌握方脉知识。耶律庶成对契丹医学的发展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辽朝时，在契丹，汉族以及其他各部族的共同努力下，经济、文化都有了相当快速的发展。契丹族的经济文化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