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文化人类学方法的研究
人类对于往昔追忆的兴趣和对于既往史的好奇，甚至超过对于未来的兴趣。同时人类在对于眼前事物的性质进行探讨时，也往往想到对其初始和本原的追寻。维柯说：“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这条公理是一切民族乃至后来一切学者们对于人类起源的一切错误看法的无穷根源。”
彩陶艺术研究，虽有具体实物为据，但对于这种辽远的往昔事物意义的阐发却总会带有推测和假设的性质，也难免以“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只是我们力图避免错误而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
彩陶，尤其是彩陶纹饰，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之谜。自从彩陶被发现，对于它们的研究和探讨、猜测就没有停止过。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发现阐述其所蕴含的意义，所渗透的人性内容、所凝聚的人类智慧和所体现的艺术精神。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随着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以及原始文化学、宗教艺术学、宗教人类学等等新兴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彩陶艺术所具有的丰富含义日益被发现。彩陶艺术的意蕴得到了更多领域和角度的广泛研究，其成果引人注目。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彩陶纹饰含义的解释方面，大致可归纳为生殖崇拜、宗教信仰、权威象征、氏族标志等几个方面；另外，关于彩陶的一些特殊器型和特殊纹饰的意蕴的解释也成为特别突出的方面。
1.生殖崇拜
近十几年来，用生殖崇拜理论解释彩陶纹饰中的某些图案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较重要的是赵国华在他的《性殖崇拜文化论》中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他以较为新颖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对有关纹饰进行了分析推理，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主要是：
(一）鱼纹与八卦符号。认为“根据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大量彩陶上的纹饰，八卦符号可能根据鱼纹，或者依据蛙纹。”①“八卦起源于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鱼祭，是一种生殖崇拜的祭祀礼仪，先民通过它祈求实现美好的愿望。
其深层隐含着畏惧。畏惧是伴随着崇拜一起诞生的。
由此引出了禁忌。”
(二）抽象鱼纹与女阴象征。认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的三角纹、菱形纹及折线纹，“它们如同半坡类型的三角纹、菱形纹及折线纹一样，都是抽象鱼纹；它们如同半坡类型的象生鱼纹、抽象鱼纹一样，也都是女阴的象征。”“所谓三角网纹，是三角形鱼披满鱼鳞，亦即抽象鱼纹；所谓4同心圆，乃是女阴的直接描摹，主要显示的是生儿育女的阴户。这些纹样都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女阴崇拜为主要标志的生殖崇拜。”
(三）蛙纹与生殖崇拜。
提出“蛙纹(蟾蜍纹）是中国母系氏族文化遗存中的第二种基本纹样。”3“蛙被原始先民用以象征女性的生殖器官——坏胎的子宫（肚子）。某些彩陶蛙纹的下部特意描摹出圆圈以象征阴户，也说明这一事实。”“由对外生殖器女阴的崇拜，发展出对怀胎子宫的崇拜，这是人类对女性的生育功能和繁殖过程认识的一次深化。母系氏族社会遗存中彩陶纹样的鱼先蛙后，正是人类生殖崇拜这第一个进程的写照。”
(四）花卉纹与女阴象征。他还提出，彩陶纹饰中的花卉纹等也是女阴的象征。根据之一是“水草”刻画纹和“叶形”刻画纹等等，“其实都具有模拟女阴的性质”。根据之二，东北的满族曾以柳叶作为女阴的象征，较柳枝作为母神的标记。另外，作者还联系中国古代诗词以及某些少数民族的生殖风俗作为旁证。
(五）鸟纹象征男根3鸟纹是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纹样。赵国华认为，鸟变成男根象征物的原因是，从表象看，“鸟（特别是其能够伸缩低昂的头颈部）可状男根之形”；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鸟生卵，由卵再孵化出鸟，“于是他们联想到男性生殖器也有两个卵，又联想到蛋内与精液的相似……因之，远古先民将鸟作为男根的象征，实行崇拜，以祈求生殖繁盛。”（1作者以同样的思路推论，鹳鱼石斧图中的石斧不是权力的象征，“它实际上是男根，男性的象征”；“三足鸟纹”中的鸟的“三足”也与男性、男根有关，远古先民以鸟象征男根，男性两腿加以男根，其数有三，所以，它们在彩陶上绘制象征男根的鸟纹时，为了强调其产卵的尾部，以局部对应突出象征男根的意义，遂将鸟纹画成了男根。②赵国华由之进一步推断，三足鼎“是用其三足象征男根，以形成一种新的祭祀男根的祭器。鼎三足与鸟三足的含义是一致的。”
(六）蜥蜴纹等有象征男根的含义。他认为，中国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文化遗存中，有捏塑的蜥蜴像、绘涂的蜥蜴纹，有彩陶残片上的龟纹和龟形陶壶，有印纹陶上的蛇形纹饰等，“这几种动物有两个共同之点：一是其头颈部都可状男根之形，犹今日将阴茎的前端称作龟头；二是都为卵生……它们的卵比男根之卵更多。所以，原始先民将这几种动物绘塑于陶器上，用以象征男根，表示生殖崇拜，这并非不可思议。”
总观赵国华主要由彩陶纹饰所推论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其探索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从人类的生殖繁衍及其生殖意识、性观念的角度猜测作为原始先民遗存的彩陶纹饰，也是从人自身“生产”的实践观点着眼，其出发点应该是有意义的。其中关于纹饰与八卦的关系的见解是精到的。
但是，笔者认为，赵先生的推论和结论都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从总体上看，诚如季羡林先生在该着“序”中所指出的，“真有这么多的动、植物和其他东西都象征男根、女阴和男女交媾吗？赵国华是否有点草木皆兵了呢？”季先生的疑问是有理由的。赵国华先生的论证确有这种偏向。其原因我以为主要在于：其一，在研究的方法上，给人的感觉是，关于生殖崇拜的理论观点在先，研究过程只是为这种观点寻找根据，结论不是经过论证后得出的，而是相反，这样就有把一切纹饰都解释成生殖崇拜之嫌。其二，在论证过程中，只是抓住某一方面的可能性，加以发挥和联想，而忽视了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有绝对化之嫌。而史前原始遗物，包括彩陶纹饰，是一个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现象，过分地坐实、肯定和发挥，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可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另外，赵先生回避了彩陶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绘饰手法上的象生纹样和几何纹样的关系问题、抽象与具象的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涉及彩陶纹饰意味的阐述。比如，拿鹳鱼石斧图来说，如果把其中的那把斧子作为一种具象的图画来看，它就是一把斧子的描摹，研究者就把它作为“斧子”来看待，由此去理解它可能包含的意义，推测它与鱼和鹳鸟之间的关系；而如果在研究中把某种观念和推测先赋予研究对象，认定它是已经有着抽象概念和象征意义的变体，那么，此后的论证就是证明这种观点，就是阐发这种象征意义，如赵先生认为这把斧子不是斧子，“它实际上是男根，男性的象征”。由此再去论述它与生殖崇拜的关系。这种推论也许离本来的纹饰就相去甚远了。
所以说，对于彩陶纹饰的具象与抽象、象生纹样与几何纹样的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涉及能否客观地、科学地回到彩陶本身、回到原始的问题，亦即我们的研究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问题。
赵国华的论点值得商榷之处有：
关于鱼纹及其变体为女阴之说，赵国华先是着眼于其“形似”，认为鱼纹是带有模拟女阴性质的。这里，他把鱼先抽象为一种几何体，再用两条鱼合起来模拟女阴。这种外形的相似，加上认为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这两方面的结合，使生活在渔猎社会的先民将鱼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0但是，这是一种最大的可能么？笔者以为，鱼纹是二种既具有象生纹样特点又有几何纹样特点的纹样。作为象生纹样，它的意蕴主要反映了原始人类与鱼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中也可能包含着以鱼象征生殖繁衍的观念，但绝不限于此，“人面鱼纹”就说明了鱼的特殊的多样的象征意义。作为几何纹样，也就是说，鱼形被抽象变体，并被纳入到一种几何纹样的图案中，这时，鱼纹的主要功能和意义是为了图案的美观和适宜，它的形式的含义超过了概念的意味。在作为几何纹样图案中再把鱼纹提出来阐发它的象征意义似乎是不必要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忽视研究对象本身特点的一种表现。
关于菱形、三角纹（包括三角形网纹）、折线纹、同心圆纹等纹饰与女阴的关系，赵国华认为都是鱼纹抽象变化后象征女阴。这似乎走得更远。这些纹饰是由鱼纹抽象而来，或由其他物象抽象而来，或者就是一种几何纹样，是难以断言的。花纹象征女阴说亦然。把它们视为鱼纹，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出来，作为关于“演变”过程的解释，其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这种以人的主观推测的“规律”为线索对某些现象的“组合”进行解释的作法，并不鲜见。比如，人们可以从天然形成的石头的花纹中找出从1到10的数字的排列或是字母的组合，可以从树根的自然形态中看出某种造型，可以从天空星座的位置勾勒出某种动物的轮廓。这种以主观想象性来补充“对象”和“过程”的缺环的方法，有时是有道理的，
可以说得通的，但有时则会显得牵强，尤其是当为了证明某一论点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时，它的结论就值得怀疑了。这影响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在笔者看来，原始先民绘制这些纹饰时首先考虑的可能是怎样因器施彩，在外观上好看、和谐，而不会在明显具有装饰色彩的图案中蕴含如此深奥、多义的意蕴，不会在这类纹饰中隐含如此曲折的象征意义。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说，几何纹样多含有装饰的艺术美的功能，而象生纹样，特别是单独图画，则具有观念色彩和象征意味。
关于鹳鱼石斧图中的石斧，赵先生认为是“男根，男性的象征”，似乎离开了“斧子”这一物体本身所能生发的含义和象征的可能。按照赵先生所说，鸟、鱼已经是男根了，那么，男根之象征的鹳鸟何以还要置一同样象征男根的象征物斧子呢？实际上，被赵先生所辩驳的严文明先生的“权利”象征之说可能更有道理些。
关于鸟纹与男根说。鸟与男根的关系有多种解释，说鸟纹与男根相关也不无道理。但是，说“三足鸟”纹中的中间一“足”为“男根”之象征，似乎过于牵强。“三足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反映。但是彩陶中的所谓“三足鸟”是否就是“三足”，值得重新认识。以笔者所见，所谓三足者，实际是二足加一条尾巴，是很平常的鸟的正面透视图。以我所见到的彩陶象生纹样的鸟纹来看，所有所谓三足的鸟都是正面的，从视觉效果来看，腹下似乎有三条腿；而鸟形的侧面纹饰，则只见两足，并无三足。实际可能是，原始先民从正面看鸟，两只足加一尾，画成纹饰其正面图便成：一个圆形的头，两翼伸展成一横置的、两尖超下的月牙形，而一条尾巴加上两条足形成三条竖线，这三条线被后来的人误认为鸟的三足。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鸟纹的侧面图，不管是具象的“写实”还是抽象简化，均没有所谓三足，分明是二足。这就是说，说鸟象征男根是有根据的，而暗示鸟的第三足为雄性器官以之象征男根和男性则是没有道理的；进而由此再推论三足鼎也是男根的象征也更离谱太远了。问题不在于它们本身是否有包含这种要素的可能，而在于这种推论方法本身是不可靠的。如果换一个角度去考察，比如，从鼎的三足鬻的足袋的外形与人体的某些相似性中，去推测其中可能包含着原始先民将人体的某些特征下意识地熔铸到器形的造型中去，倒是有可能的。这一点，王朝闻先生曾有过推测。
关于彩陶纹饰中“三足鸟”是否有三足的问题，实际涉及彩陶纹饰与神话传说的关系。中国远古神话与西方神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神话多涉及人和动植物的变异形象，且怪异离奇。比如有“一目民”，“一目国”，“一足鸟”，“一足鬼”，“一角羊”，“一臂三面”，“九头鸟”，“九头人”，“九头蛇”，“九头兽”，“九耳犬”，“九尾狐”，“九尾鸟”；有“三足”的动物也不只是鸟，有“三足龟”，“三足虎”，“三足鹿”，“三足蟾”，“三足鳖”等等。0虽然我们难以断言彩陶纹饰的出现与远古神话的出现孰先孰后，但是，有文字记载的神话显然出现在彩陶之后却是一个事实。如果说，神话传说与彩陶纹饰有一定的关联的话，那么，彩陶纹饰中的某些形象有可能成为以后有文字记载的神话的依据和“蓝本”，或者彩陶纹饰的绘制本身就是一种远古神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如果这个推测有道理的话，那么，诸如“三足鸟”的问题，就有多种可能，其中一种可能是，彩陶纹饰中的正常鸟由于视角的关系而后来的神话整理记载者误认为是三足，以后不断演化而成“定论”。再一种可能是，二足在当时就是一种传说、想象、误认的直接反映。退一步说，如果是后者，那么，结合中国神话的特点来说，它主要并不是某种象征，而是被原始人理解的一种“真实”，即三足就是三足而不是二足加一雄性器官。
除过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之外，还有其他研究者也探讨了彩陶纹饰与生殖崇拜之间的关系。比如，徐建融认为生殖崇拜是统摄了彩陶艺术创作的一个主导性观念。“几乎所有具有相对典型性和普遍性的彩陶主体纹饰，均为生殖崇拜的图式符号。”鉴于此，作者分别对几种重要纹饰作了推测。1.认为人首蛇身纹和蛇纹包容的是生殖崇拜的含义。理由是，“人首蛇身”图形似“巳”字，与所在器物彩陶罐的葫芦状造型联系起来看，便是一个立体的“包”字。而据《说文解字注》，男子三十、女子二十至“巳”（蛇）会合而有孕（包），“这正好与《新旧约全书》中所记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偷吃禁果，从此体会到男女媾和的意义繁衍人类的故事，东西辉映，异曲同工。说明在中西原始文化意象中，蛇与生殖崇拜有着某种隐喻的互渗关联。”2.认为涡漩纹应为盘旋的蛇纹即旋虫或句龙，可以看作篆文“巳”字的中宫收紧；波浪纹即蛇形线应为蠕动的蛇纹，可以看作是篆文“巳”字的横向伸展。“这样与器形相结合，马家窑彩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一个个包字的形象。”进而认为“四大圈纹”“锯齿纹”应为波浪纹的硬化，其原型皆为蛇无疑。3.认为鱼纹“是对内部生殖力的地母崇拜；人面鱼纹作为生殖崇拜的一种观念图式应该也是不成疑问的。从构形上分析，它实际上是篆文巳也即人首蛇身的生殖女神女蜗的一种形象展；尤其是头部的鱼尾，在以往的研究中均释为尖顶高帽，非是；
应该正是尾交首上的形象化。”4.认为蛙纹和折肢纹均与生殖崇拜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