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华
在当代文坛，马步升已经广受关注，不过，对于他的价值位置，却存在着相当的争议与误读。若论专业，他本来学的是历史研究，但却兴趣盎然地闯入了哲学与创作等诸多领域，并把后者当成了自己的终生选择；也许是渊博的知识储备与深厚的理论素养，使马步升在苦心经营小说之时，对散文、评论乃至学术研究等等方面都广有涉猎且成就不菲，但却又是散文才使得他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然而，面对着他的雄放恣肆、充满着厚重的文化哲理意味的散文而言，众多的研究者都关注到了它的“边缘”感受与地域特征、激情的智慧与人文关怀、粗粝壮美又灵动飞扬的语言艺术等等方面，却又根本忽略了它的精神方面，即它为当代散文提供的诸如苦难的历史体验、作为“人”与“民族”存在之基础的原始生命强力、现代人的生存智慧及其法则以及真善美式的生活美学等等精神资源。而这些现代性的精神质素恰恰又是马步升散文最大的价值所在，甚至还涵括着极为深刻的文学史意义。
一、苦难的历史体验
苦难是文学深度与高度的标杆，任何缺乏苦难的文学，就像缺乏脊椎的软体动物一样，永远只能伏在地上；而与苦难相生并在苦难中成长的文学，它天生的锋芒、硬度与骨气，将会潜在地成为后来者源源不断又取之不尽的精神矿藏。文学使苦难永远深刻，苦难也使文学得到了彻底升华。然而，文学与苦难之间又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难以抹平的“鸿沟”，不同的文学者面对文学的不同态度、所付出的不同代价、所具有的韧劲和坚持等等将决定着他/她们对“鸿沟”不同程度的跨越。在古往今来的文学史上，既有对苦难进行“瞒”和“骗”、粉饰矛盾与冲突的文学，也有绝望于现实之残酷和阴暗、搞“苦难崇拜”的文学，还有消解事物的意义、进行“去苦难化”并齐是非的文学。这种文学与苦难的相互伪饰，既使苦难失去血性和历史的沉重感，也使文学成为一堆空洞无物的浮词。
面对着已有的文学和苦难的双重溃败现象，既真诚地信奉文学又真切地体验过苦难的马步升在确定自己的创作支点时，首先就选择重返历史的苦难并试图以此为根基，个人化地理清并重塑当代文学的形象与精神。因此，他大胆地、积极地深入苦难，既从苦难的曲折、艰危和沉重之中挖掘人生、世界和历史之酸甜苦辣等等百味与世态炎凉等等百相，或把苦难置入若干典型的历史情境，从既在状态去审视与拷问苦难的根源、破坏性、构成以及历史的杠杆作用等等，又以它们为参照物，返观苦难诉之于人类的尖锐和剧烈、执着与广泛、痛之深与爱之切。因此，苦难就不仅仅只是大众化的写作对象，它还是更为内在的、既忧愤深广又悲天悯人的创作精神。
从马步升散文的“苦难叙述”来看，我们可以粗略概括，他是以华夏文明的始源地——陇东的人文地理民生为原点，以历史的递变为横轴，以苦难的形式为纵轴架构并渐次推出苦难的坐标化的精神图景。首先，在《风雨周祖陵》、《浪漫的高原》、《绝地之音》、《敦煌的月亮》、《崾岘论》等等众多篇章中，马步升追流溯源，详细考证了这块土地的苦难之根：残酷、恶劣、贫瘠的自然条件如“气候干冷并雨水匮乏，草原与植被日渐稀少又导致水土大量流失，地表支离破碎沟壑纵横”等；由于地处战略要冲，征战频繁，各种灾害、瘟疫肆虐横行，对土地的过度开发与掠夺等等，既造成当地十分激烈的生存竞争，又形成他们嗜杀好武轻生死的强悍民风；封闭、原始化且凋敝的高原民生，使他们身在现实却总是面临着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他们需要付出艰巨的甚至是血与火的代价才能褪去愚昧的面具并获取文明的烛照。马步升通过上述本土化的现象概括，轮廓性地完成了苦难的寻根造型。也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地也，必先苦其身并劳其筋骨”，所以每一步或大或小的历史进展，都伴随着连绵不断的苦难与灾变。在《故乡天下灾荒》中，马步升引用了袁林教授的《西北灾荒史》对西北地区在隋至民国时期的1369年中的灾荒统计，陕西发生旱灾652次，甘宁青发生旱灾601次，按比例计算，大致两年一旱，少数时期甚至三年两旱。并且，在每一次大旱灾中，还穿插着随时降临的水灾、震灾、霜灾、虫灾、风灾、雹灾以及频仍的战乱之灾。而灾害所导致的致命威胁在于维持人之生命必需的食物匮乏，它是对人的极限考验，不仅仅包括个人的心理与身体素质，还涉及到群体的协调和谐与牺牲等诸多问题，所以，它所造成的后遗症之重与深远非其他可比。其中，最让这块土地刻骨铭心的是民国十八年的灾害之“酷”自春至秋，由于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老树枯萎粮食颗粒未收，其他树皮草根采掘已尽，赤野千里；饥民日毙累百盈千，积尸梗道，甚至有碾骨掘尸、易子而食及父子夫妇互相瓜分豆剖现象，更不用说卖儿鬻女之事了。这些恐怖的灾难图景，经过亲历者的口耳相传和灾害事实化之教诲，深刻、痛楚并潜在地镌人这块土地的集体记忆并被后来者经常提及，如《大雪洋洋》、《诺言的含金量》、《在山畔松软的草地上》等文就闪过片断式的“昨日重现”。
当然，马步升的“苦难”书写，并非廉价的资本炫耀或高贵的经验化诉求，苦难也有它的消极、破坏力强等等恶魔性因素，它依据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既毫不留情地滤掉失败者的喘息，又刀砍斧削地烙下成功者的坚毅和挺拔。马步升以之作为”散文世界”的精神前提和基础，并以无所不在的穿透力和覆盖面，重构着“陇东——华夏”之形象及其历史变迁，并希望从中挖掘出既生生不息、又执着坚韧，支持着中华文明不颓的、与这块土地血脉相连的原始生命强力，它才是“苦难”寻根的真相与永远根柢。
二、原始的生命强力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认为：所谓原始生命强力，是能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身功能，是一切生命肯定自然、确证自身、持存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如性与爱、愤怒与激昂、对强力的渴望等等。它既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由于文学在本质上是“人学”，所以，在新白话文学史上，原始的生命强力在不同的文学形式中都有所表现．或如沈从文对“不受物质功利污染，不受道德规矩的羁束，不带任何放纵官能的原始情欲和性爱”之“蛮性”表现；或如路翎对“未经过民主主义启蒙和无产阶级革命洗礼的，却存在于群众之中的带原始状态和自发性质的反抗精神”与“个性解放”之“野性”表现；与之相比，马步升根源于对这块土地的苦难记忆，更多地认同了李准在《黄河东流去》所描述的，面对各种突如其来、连绵不断又难以抗拒的天灾人祸时，中华民族是如何顽强抗争并坚毅不拔地求取生存之道之“韧性”表现。
在他的散文中，尽管他是怀着沉重的使命感，为这块土地、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为被遮蔽与被遗忘的种族历史之苦难“树传”，但他却有意识地使之在精神上直指原始的生命强力所在，为它们寻找深在的力量源泉和意义根柢。因此，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表象，我们可以看到马步升散文对生命强力的挖掘、整合与当下表现：
一是“化刚为柔”的忍耐力。鲁迅曾尖锐地批判过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奴性，但马步升在深味人类史的艰难、残酷与坎坷之后，却并不简单地循着“奴性”而至胡风式的“精神奴役创伤”，而是深入“人”的生活真实，从“人”的生老病死中去发现“逆来顺受”所包括的随遇而安、不屈不挠又识时势的生存策略与精神。它既是人类抗拒灾难的最后形式，又内存着惊心动魄的所有考验；既抑制着“毁灭性”对文明的广泛戕害，又提升着人类进化的力度、速度与水平。如在《绝地之城与绝地之人》、《旷世大井》、《最后一个石匠》、《少年阿蒙奔跑在山道上》等等篇章中，马步升努力撇开时代、运动、革命等等“宏大对象”，而是从最基本的日常活动人手，如绝地之“牧羊人”娶媳妇生儿育女，牧羊套骡子耕地，堆养麦垛打碾运粪肥；以最原始的劳动工具、最粗劣的食物与最昂扬的志气进行“打井”的精壮后生与“穿着血裤衩干革命”的铁姑娘们；老石匠以錾磨处世，但当机器终于取代石磨时，他在“整整睡了一年”之后，仍愉快地接受命运安排，做磨坊主的勤杂工。这也昭示着原始的生命强力并非总是刚猛、血腥、野蛮或者酣畅淋漓，它在经受着日常化的磨蚀或”无物之阵”的对抗时，更以不可摧毁的执着显示出它的平静、中和与协调，显示出它内在的绵延之维。
一是挑战极限的生命精神。当人类处身于灾难或其他逆境之时，压力与考验总是无限制地催生着人的潜能。面对被苦难所浸透的陇东大地，高频爆发的灾变既窒息着子民们的呼吸与生存，又在生命奇迹的创造中形成他/她们对外界条件性的调节与反应机制。每当处在灾难间隙，惯性或者生命冲动又会使他/她们主动地寻找被征服者，以对象化地印证或发现人类之“力”。又由于“人”之生存底线就是他/她们日常的处身现场，所以他/她们总是理所当然地选择“极限”作为自己挑战对象。如《残缺之音》、《与傻子谋道》、《两桩纠结在一起的事件》、《窑洞中的事情》、《极限锻炼》等等篇章，无论是“死毛老汉”在身世之痛、残疾之躯、唢呐声之伤与肩负着牛马之劳中面对生活的绝望与沧桑，还是母羊在“绝地”对羔羊的生命护持，特别是处在超限又别无选择的境地，“人”对”极限”之战，总是裹挟着献身的冲动和没有底线的付出，内蕴着无限的慷慨悲凉，又混杂着隐约的希望和乐观。当然，这种“极限”是以自己作参照物的。
一是肩住虚妄的个人化体验。鲁迅曾自喻为“肩住黑暗的闸门”以寻找光明的使者。在马步升的系列回忆散文如《往事白描》、《乡土人物列传》、《在山畔松软的草地上》等等篇章中，他以知识者的眼光重新打量过去那段浓缩数千年历史的生活状态时，他发现“人”的生活仅仅只存在着形而下的基础意义，而在生存的平均值之上则是虚妄的精神世界。所以，他在承受并体验这种无奈、懵懂和窒息之时，又以尖锐的思考撕裂着被现实阻隔的“活”的可能性。他以虚妄为“幕”，顽强地提升并投射着每种行为的形而上价值并把它筑成一级一级台阶，在失望、伤痛、忍受、进取等等精神状态中对自身与外界进行不断的超越，形成了积极的、向上的合力炬，并把它作为自己散文的意义路标。
如果按照罗洛梅的说法，马步升是深刻地表现着生命强力之创造性的内核，它去除了原始的粗鄙化而张扬为生命饱受打磨的精致，它既是生命与苦难的逻辑与积淀，无疑又更为丰富地提高着生命、生存与生活的质量。
三、生存的智慧及其策略
通观人类的进化史，仅仅依靠与生俱来的生命强力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它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但鲁迅所发现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进化史观”显然还涵括着更为丰富的人文质素或者其他，而生存智慧则是第一位的。所谓生存智慧，是在经验或知识的基础上建立的“人”对世界与人生的博大圆融无限的理解，是抽象并且高度综合性的，但不是对具体事物及其演变过程作精确说明：智慧之综合既体现为概念的综合，也体现为思想与实践的合一，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统一；智慧在语言之外，更多地体现为主体的行为选择和处世态度，或体现为冯友兰所说的“境界”；但智慧的作用不在于指导操作，而在于指导人们的价值取舍，指导人类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