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升也依凭对这块土地的历史、经验及”人”的理解，深入它们共同的文化结构，从主体的关系网络中轮廓性地还原因“他者”或“异域”身份而被偏视、误读甚至省略的生存策略。由于黄土高原地处偏僻，这里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风俗民情、价值观念以及理想等等都挟带着深厚的“游牧”传统，所以，马步升对根植这块土地的各个民族之生存透视，就超越了他们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与仪式并直达集体智慧的共域。在马步升看来，镌刻着这块土地深厚印记的生存智慧，无疑是由这些因素内在构成的：
一是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心理。随着现代知识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人”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世俗化、实用化、功利化，甚至狂妄地宣称可以理性地掌握世界。“神”的退场既让“人”产生主宰自己的狂欢幻觉，但无所寄托的恐惧也让“人”如履深渊。当然，马步升并未过多地纠缠于这种“荒原”感受，他在《旱地的节日》、《是什么照亮了世界》、《天大人小论》、《梯田》、《雾中的终南山》等等篇章中，执着地对天地怀着古希腊式的虔诚，既感恩于天地对生命的赐予，甚至必需的“成长代价”；对现代“人”日渐被技术化而导致灵魂悬置的困境，对起因于“人”之过度贪婪与掠夺所导致的恶魔性惩罚，对当代文明所积淀的生存式危机与风险，马步升以《周易》式的“天人合一”为镜象与尺度，要求“有知有识的人类当后退一步，承认自然生存圈中的宗主地位后，保护它，营养它，依恋它，改造它”，如此，“人”才能成为这个生存圈中最大的赢家。因为，敬畏天地使“人”可以获得现世的无限感，使“人”自觉地善待“万物”，使“人”因对象的强大想象与设置而生成进取的勇气、动力和信心，也使“人”有意识地拒绝现代文明中的毁灭因素而烙印着、保持着先民们旺盛、和谐的生存精神。马步升借“求雨”、“朝拜”等等仪式不但复活了“敬畏天地”的盛大场面，阐释了这块土地的心灵、历史与生存奥秘；而且，也使这块土地上的生存者因具备先验的终极关怀而自由创造与选择符合游牧传统的、普世化的审美生存。
一是对社会/他者的宽容精神。所谓宽容，是人们经过修养获得的、与人/物为善的基本生活态度，被理性、通达所朗照的宽广情怀、健康心态及其所引导下的良好行为与生活方式，以主体承认、尊重客体的存在价值及其合理性为基础。即在待物方面，力求做到物我为一，变征服为遵循；在待人方面，力求做到齐同关爱，由“人性恶”转到“人性善”。但在散文中，马步升却把“物/人”与“宽容主体”互相对象化，即恢复两者哈贝马斯式的交往对话过程：一方面试图以“会谈”形式整合两者的公共内涵“求同”，一方面试图限度化两者的拒斥、牵制与抗衡而“存异”。所以，马步升的“宽容”就凸现出“万物有灵”的泛神论色彩，如《与松鼠共餐》、《路边有群黑蚂蚁》等等，特别是《那个冬天：一群鸽子，一只乌鸦》把“天”、“荒原”、“大雪”、“鸽子和乌鸦”、“我”以及其他事物都拟人化，从生命层次反思”不宽容”所导致的伤害之深与后遗症之重；张扬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如《乡土人物列传》对又跛又聋且一辈子光棍的黄金满、“五好社员”照例、“苦人”平章、“通家长里短村巷暖昧”的通事蛋、“粗身蠢脸”的巧巧以及毛客等等其他弱者都充满着深入骨髓的同情；审视两者的互动趋势以求得平衡，如《旷世大井》就对“人”之盲目施予惩罚，无数庄严的劳动与牺牲最后却变成岁月的荒诞闹剧；《月牙泉边观天》就认为“大因小而存在，明亮因晦暗而显形，一切都在互相比衬中得以存活”，表达对“天象人事”的和谐期望。
一是主体的实践构成。根据刘再复“人”是由“精神主体”和“实践主体”双重构成原则，马步升通过自己的“在者”理解，认为“实践”应该涵括了“精神”、“物质”、“经验”等诸多要素。因此，这块土地的“住者”在面对生存进行主体建构时，就既显示出对现代文明中都市因素的隔膜或者拒绝，马步升以自己的乡村经验为基，对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勤劳俭朴厚道安分守己敬天乐命等等传统大力抑扬，并有意识地屏蔽奸诈投机取巧偷情醉生梦死性错乱等等文明病症，如《绝地牲灵》、《绝地之城与绝地之人》所描述的“山民”就保持着天然的健全人格世代安命于自己的“桃源生活”，并无现代人的“文明之累”；又显示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张岱年在《文化与哲学》中认为《周易》所倡导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特别是它在遇到阻碍、陷入困境时则愈挫愈奋，勇往直前；马步升则看到了黄土高原的“住者”们在生存的激流漩涡落差中不外求于他者，而是返求自身，以刚健有为完善自己的人格机制并赋予生命以永恒意义的过程，如《四次遇狼记》、《夜观蚊子与壁虎之斗》、《生命的灯塔》等等篇章；“经验大于知识”的处世方略，相对而言，经验与知识都是智慧的基础，由于黄土高原地处偏僻闭塞落后，所以“住者”们难有机会快速输入知识并领略它们的神奇，他们更多地依靠从生存活动中所直接提取的人生经验来应对不断变更的生活现实，所以，体现出极强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当然也因缺乏知识的概括性而期待产生更为广泛的共鸣。如《坚韧》就讲述到“尽管一场飞雪、一场雷雹、一股浊浪泥流使一切即将到手的果实甚至黄土顷刻之间消失”，但他们仍依据惯例，“默默地扛着镢头牵着牛揣着种子上山下地”，一茬茬一代代地播下希望，这完成了“传统农民”的主体造型但却缺乏科学与知识的灵光照耀。
总之，马步升以敬畏天地、宽容他者、建构主体为支柱，描画出高原“住者”的生存智慧谱系，无疑将启发着我们对中华民族之生命力进行“新的估量与新的认知”。
四、真善美：实践的“生存一生活”美学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从农村来到城市时，因文化差异生活不顺心绪迷茫之故，都选择了精神返乡，或者牧歌化自己的乡村经验，或者批判乡村习俗中世纪式的阴冷与残酷，由于过于强烈的情感诉求，所以，对乡村的生活、形象或风情等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相对而言，马步升也有着“农村·城市”的类似经历，但他并未进行循环式的都市书写，而是把它化为自己内在的修辞参照，在精神心理经验等等方面都始终持守并置身于黄土高原的生活腹地，直面深入他的记忆他的血肉他的生命、仍保留着丰厚的农耕文化形态与韵味、掺杂着酸甜苦辣爱恨情仇世态炎凉的高原生活与情感之“真”。这里既有《故乡天下灾荒》的“人相食”之惨烈，也有《绝地牲灵》式既淡泊静守又与外界相连的、琐碎平凡安宁并千年不变的山村日子；既有《往事白描》中的血色械斗、牧羊、做小船工之类高原风情，也有《我把我的大眼睛想着》之类独特的“漫花儿”，它充满着高原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他们的身份象征；既有《风雨周祖陵》式的历史沧桑感悟，也有《信念是一种物质》式的执着坦率真诚以及其他种种社会世相，马步升以自己的全部情感与心血为基础，以高原生活为对象，对它进行细描解剖与绘神，镌刻出当代文学版图的“另类”风景：它不是摇滚乐霓虹灯桑拿浴卡拉OK之类，马步升对绝地、马莲河、周祖陵、无名峡谷、晋地叩佛、旱地节日、路远哥以及其他高原人等等物事的选择，既赋予它们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意识地以“乡村发现”来展开雷达所倡导的“民族灵魂的重铸”，因此，他在散文中所着力表现的生活真相与情感真实就潜在地承担了提升文学精神的重大使命。
但马步升并不原生态地呈现，他显然是有意识地避开了五四时期乡土作家们对农村的“审丑”实验，无论面对何种对象，马步升都以“善”作为自己的批判与取舍标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善”本属于道德范畴，有论者认为，艺术之“善”存在于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现实生活中的“善”，即“人”对外部现实之目的性的要求和愿望的实现；第二个层面是审美主体提炼现实素材时所作出的道德评价和判断；第三个层面是文学所具有的功利性。也有论者认为，“善”具有把各种“非审美因素转化为审美因素”的文学中介作用，即把现实生活“先经由道德化而后达到审美化、使原先在生活中不一定具备鉴赏价值的东西变成可供鉴赏的对象”。马步升通过“善”的“透镜”来重返“乡土”的时候，他是有着独特而又系统化的道德倾向的：一是关怀的对象性，马步升既认同雷达等人所倡议的当代文学要“对弱者表示物质关怀、对强者表示精神关怀”，也更加注意到广大的“中间人物”所需要的日常关怀之变动、复杂与意义，因之，在《婉约情怀》、《永远的花儿》、《故乡天下灾荒》等文中，他表达了关怀所具有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针对性及其效果；《问路与指路》、《大补与大缺》则从反面表达了关怀失措所可能导致的“负效应”。一是对正面价值的倡导，如《西施之死》对生命的尊重与博爱，《孩子的手》之“赎罪”以及其他如自由、公正、勤劳、精诚、坚韧、奋斗、理想、希望等等都成为马步升散文的精神关键词，面对着文学“后现代化”的冲击，马步升坚决拒绝杰姆逊式的“避免道德评价”与米兰．昆德拉式的“道德审判延期”，而是展开了对象，“总体”之道德化；当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恶”了。尽管恩格斯讲到”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但面对着它的破坏性，马步升仍然在《论苍蝇是小人》、《办公桌上的东条英机》、《生活中有这样的人》等等篇章中对趋炎附势、红眼病、战争狂、权力欲等人性之“恶”予以尖锐批判，同时，这也启发着马步升时刻清醒地保持着对事物合理性质疑和对一切价值的策略性重估并有意识地实现文学的”向上”取值。
文学是人学，马步升直面“生存一生活”之“真”，并以“善”为途径，其目的还在于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生存一生活”美学。与福柯针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规范化”，以去除理性与普遍性进行自我建设，以美化日常生活的“生存美学”相比，马步升是更侧重于主体与社会之关系的；并且，也正处于福柯所批判的“打破那些压抑他的枷锁”之“解放”而非“创造”阶段。《故乡天下灾荒》、《旱地的节日》、《自然的契约》等等篇章表达了对“生存一生活”的物质基础之丰富性祈愿，“人”首先必须摆脱外在的物质束缚，但“人”不是以动物式的物质满足为宗旨，而是作为“实践主体”自由地活着；《放下的快乐》、《助你入梦的枕头》、《静心》等等篇章则表达了对生活的轻松投入，“摆脱名利羁绊，消解患得患失的彷徨，克服志不伸欲未达的烦恼，从心浮气躁的漩涡里抽身而出。”从而“胸襟宽阔眼界高远能量进发”，使“人”作为“精神主体”，有意义地活着；《欲望之极限》、《如意》、《大补与大缺》等等篇章则主张“对于自身存在的欲望顽疾应抑其恶而扬其善”，使“人”烛照于“众生平等”而作为“智慧主体”和谐地活着。正如罗丹所说，“自然依着神圣的律令，永远向着优越的路上前进，不息地向着完美的境界走去。”马步升从“真善美统一”方面来想象和实践“现代人”未来的日常的艺术生活，或许目前还过于想象化，但他的执着无疑充满着真诚也富于挑战性的。
总之，自1985年以来，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各种文学新潮也冲击着大陆文坛，特别是挟着市场经济之势，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欲望泛滥使文学整体走向人文精神溃败，所以，针对文学的持续低迷和边缘化之状况，有识之士如雷达、陈思和等人倡议从西部文学中寻找新的精神资源，重铸民族的灵魂并重构当代的文学精神。作为西部极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乡土作家，马步升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他的“乡土散文”创作尽管有种种欠缺，但它所提供的精神内核，无疑对这种寻找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甚至是不菲的借鉴价值。愿马步升包括“乡土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能更有力度更有深度也更为广泛地丰富当代的中国文学格局。
（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杨义：路翎一灵魂奥秘的探索者[J]．文学评论．1983年5期。
②卢风：知识与智慧：现代文明中的二律背反．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3期。
③吴卫东：论宽容与抗衡——生存智慧说之三．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④间海燕：艺术善的解构．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⑤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20页。
⑥李晓林：福柯的“生存美学”．文史哲．2003年第5期。
⑦罗丹：罗丹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