偕老母亲去影院看川话版《让子弹飞》，进影厅前买了一大纸桶爆米花。母亲吃了赞不绝口，说比起当年家乡街头崩制的土爆米花好吃多了。我尝了几颗，香甜脆软，入口即化，口味的确不错。
这些年，国内KTV和电影院线四处兴起，欧式爆米花也随着欧美大片越洋过海而来。就品质而言，爆米花的原料——玉米的确价廉物美，本身既是低热量的碳水化合物，吃了不会发胖，还包含人体必需的纤维素、蛋白质和矿物质，可谓领尽了风骚。洋爆米花虽然好吃、闻起来香味扑鼻，可比起儿时那寒酸的爆米花来，还是少了点什么。琢磨了半天恍然大悟，洋爆米花吃到嘴里太容易，它一览无余，缺少等待和期盼的乐趣，它甚至没有那声奇妙的巨响。一句话：它缺少童趣。童趣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她就像那些等待加温的玉米，本身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一旦遇到机会打开，快乐将如爆米花一样膨胀，那淳厚的乡情恰如爆米花的绵软与酥香，芬芳清雅，人间难得几回闻？
说起来将近四十年没能再听到儿时街头那崩爆米花时的奇妙巨响了。那时候也奇怪，寻常时不见踪影，一到年节跟前，街上会突然冒出不知从哪里走来的崩爆米花的匠人师傅。师傅通常是个衣衫褴褛满面沧桑的中年男人，看得出他为了营生已经累月浪迹在外。因为整日风餐露宿，他蓬头垢面，两手炭迹斑斑，满脸黢黑，眼睑一翻才显出点白色。他的看家宝贝是个黑乎乎的铁玩意儿——崩锅，椭圆形的大肚子像当年抗战时期日军飞机上扔下的炸弹，粗老笨重，架在一个钢铁支架上。“炸弹”的尾部是个摇把子，中间镶嵌着一个脏兮兮的压力表。除了这个铁家伙，就是一只破旧的炭筐，连着一个麻袋片。师傅一到，那一天就是孩子们的节日。我常常是回家从米缸里舀出一碗米（有时是摘下几个晒干的老玉米棒），到灶间寻出几块炭，再问大人要上几分钱，端个簸箩盖子飞一样跑出去，揣着一颗因兴奋而剧跳的心，颤巍巍地走到师傅面前。师傅接过一应什物，先打开滚筒“炸弹”的铁盖，将生米倒进去往火炉上一架，然后加好炭火，就地坐下。孩子们此时凑上前来，好奇地开始观赏师傅的手艺。师傅也不含糊，右手抡圆了上下翻飞，用掌心和掌背时顺时逆地倒弄着摇把，不间断地摇动着葫芦形的滚筒崩锅；而左手则一前一后呼呼地不停拉动风箱。这个时候看师傅，他简直就是个艺术大师，两只手虽然在做着方向角度和节奏轨迹都完全不同的动作，可看上去却非常协调，因为千万次重复，早已手眼心法相通，熟练产生了美。
三五分钟后，孩子们在热切的盼望之中仿佛看到铁疙瘩里面那些什物开始慢慢变得臃肿起来，师傅的眼神也越来越频繁地瞟那圆盘式的压力表。终于，铁家伙停止了转动，一个果断而有力的手势向上举起，孩子们顿时屏住了呼吸，胆小的迅速捂住耳朵逃到一边，多数则远离了几步，等待那惊心动魄的一声巨响。师傅胸有成竹，他戴上棉纱手套，将那只黑乎乎的麻袋片套住黑疙瘩的头部，移开炭火，用一根铁棍别住锁钮，使劲一掰，只听“嘭”的一声，一阵白色的烟雾四散开去。再看麻袋里，饱满喷香的白色爆米花便呈现在眼前了。当年新打下的新鲜大米和玉米，似乎还散发着秋后田野里庄稼特有的芳香。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崩爆米花，如果用自家的木炭，崩一锅只需三分钱加工费。区区这点钱就能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再节俭的长辈也乐得慷慨。捧一簸箩盖香喷喷的爆米花喜滋滋地回家去，感觉自己像个富翁呢。
关于爆米花，“文革”期间流传过一个南北皆知的笑话：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问中国，在上海街头见到了一个奇怪的物件，黑咕隆咚像个炸弹，一小碗米倒进去，“嘭”的一声，出来的时候能装一脸盆白米花。狡猾的尼克松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当场买了一斤米亲自试验，结果崩出一麻袋。他没带盛器，只好狼狈地当众脱下裤子，扎紧两条裤腿充当了临时口袋，把爆米花背回了美国。据说尼克松回国之后，感叹道：怪不得中国这么多人口却不缺粮食，原来他们有秘密武器，能把一碗米变成一脸盆。
这个笑话当年可是让我们这些孩子着实骄傲了好多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