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创立者赵匡胤是武将出身，在陈桥兵变中被众将领“黄袍加身”，拥立为皇帝。他十分懂得军权的重要性，但他更懂得，只有把兵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皇帝的宝座才能坐得安稳。因此，他以“杯酒释兵权”，把重要将领的兵权全部解除。给他们以名义的高位和优厚的俸禄，让他们安享富贵，而不与闻国政，不插手军队。与此同时，他又挑选了一批兵“样子”，即身材魁梧、武艺精湛的士兵，按照这种兵“样子”，把全国军队的优秀士兵全部挑选到京城，充当皇家的卫队，确保自身的安全。这样，他就不关心武科的考试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试着举行了一次文武才干的考试，但近五百名应试者，“业无可采，上马则陨”，只好全部取消。到宋仁宗天圣八年。又曾开设武科，考试内容与唐代不同，既有武艺的较量，又有军事知识的考核，以后者的水平进行取舍，以前者的水平分别高下，宋仁宗还亲自主持过对十二个武举人的考试(《宋史·选举志三》)。由于国家承平日久，再加上重文轻武的偏见，武科考试又很快停止了。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居安思危，应当加强战备教育，以应付必不可免的外息内忧，如苏轼在这之前就写过着名的《教战守策》等一系列论文。但是，统治者对武科仍不重视。直到南宋，国家偏安一隅，时刻都有战争的威胁，武科考试才系统化、制度化，和文科的进士考试一样，分为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殿试及格者也有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等名目。据《梦粱录》卷三《试人赴殿试唱名》记载，“除武举进士，皆循文科例，赐进士及第及出身。”前三名分别授秉义郎、从义郎和保义郎，“俱殿步司正副将之职。”但是，武科每次录取的人数，往往只有数十人，不及当时进士科的十分之一。而且，武科考试的目的，主要是给那些“久不知兵”的将家之后一个做官的机会，授予的秉义郎、从义郎之类的官职，都只是宫殿的护卫，仪仗官员，完全是摆样子用的，对国防事业不起任何作用。这就难怪，南宋的武科考试虽然制度化了，边防却日益恶化，一经战争，就溃不成军。
元代科举，只有文科，没有武科。由于民族偏见，当时不仅不准汉人习武，连铁制农具都由政府控制制造和出售，私藏兵器者要作为谋反处罚，汉人聚众打猎、祠祷，也被禁止，以防止人民的反抗。元代的士兵，是由蒙古八、色目人的各地驻军世代培养，也不采用武科选拔。
明代，朱元璋即帝位的前一年，就已决定“设文武二科取士”。但是，文科开设了好几科以后，朱元璋才决定立武学，用武举，应试的对象，仍主要是武臣子弟。这大约是因为，朱元璋自以为，他是不学自通，“以三尺剑定天下”，他的那批为他平定了天下的大将，如徐达、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未曾进过武学，所以对武举抱有偏见，很不重视。直到天顺八年，明英宗才决定各省进行武科选拔，再由兵部和总兵官一起进行策略和弓马的考试。
但就在这一年，英宗死了，计划也就束之高阁。此后，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实行了和文科考试类似的武科，不过，会试的考官，却由文科出身的翰林二人主持，这种奇怪的做法，正反映了对武辩的传统偏见。到万历时期，武科考试的内容倒是比以往各代进步多了。三场考试中，第一场要试骑马、步射及刀、枪、剑、戟及拳搏等武技；第二场考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军事知识；第三场考试兵法、天文、地理等知识。可惜的是，设想虽好，却未付之实施。直到崇祯之时，才又开始，并且实行了明代未曾实行过的武科殿试。由于官场的黑暗，使首次殿试受到破坏，众多应试者中，只有两人能举起一百二十斤的大刀，其中的一人却偏被作弊的考官摒弃。经过重试，才被录取。这时农民起义军已经遍地烽火，崇祯虽然急盼通过“奇谋异勇”的特科选拔武士，保护他的宝座，但是慑于农民起义的强大威势，没有人肯再为这个朝不保夕的腐败朝廷卖命。特科诏颁发之后，竟没有人应试，形成了武科考试的一大奇闻。
清代的武科考试，沿袭了明代开创的体制，但比较正规和完备。武科共分四级，第一级的应试者称武童，考试及格者称武生，相当于文科的秀才。
第二级称乡试，只有武生才能应试，及格者称武举人。第三级是会试，应试者是武举人，及格后再经过一般不再黜落的第四级考试——殿试，也分三中，名称和文科一样，只是前面加个武字，如武状元、武进士等。顺治时，一甲三名分别授参将、游击、都司等武职，雍正时改为分别授一等侍卫和二等侍卫，这样，武科考试又由选拔武职官员变为皇帝卫队的装饰了。
武科的考试内容，分为内、外场，即文、武两个方面。外场考试马射、步射及开弓、舞刀、掇石(举重)等，早期重在技勇，后来强调刀必舞花，有些花架子了，箭靶的距离也逐渐缩短。内场考试上要是默写《武经七书》
中的一段及策一道。由于应武科的文化水平很低，即使几百字的策也很难写得出来，后来就改为只默写一百多字的一段《武经》。即使如此，仍然错字连篇，原文中的“一旦”，会写成“亘”字，“丕”字根本不认识。则分写成“不一”。至于考卷中的行文格式，许多人更是一窍不通。例如，相当于文科考试自称“臣”的“生”字，按规定应在竖行内偏右并把字写得稍小一点，但有些人只事先听说“生”字应当这种写法，就连“生机”、“生物”的“生”字也一概偏右缩小(赵翼《檐曝亭记·武闱》)。即使如此，只要外场考试及格，就一概录取。武考的水平，也就可见一斑。
武科考试中的奇闻逸事也不少，嘉庆二十四年，殿试结束后举行胪传——公布名次的仪式的时候，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清二人，都忘记了这个大典，没有到班。一连喊了几次名字，都不见他们的人影。本来喜冲冲的嘉庆帝，忽然变色大怒、当场革去了徐开业的状元和一等侍卫，梅万清的探花和二等侍卫，只留下武进士的资格，但又罚停止下一科的殿试。这样，原定为第一甲第二的秦中英，就被临时补为状元和一等侍卫，榜眼和探花则都出缺，于是，这一次就变成了一甲只有一名的武科，自古未有。
由于武科不重视文化素质，到光绪后期。创办新式的武备学堂，招生考试中仍然闹出笑话。招生考试的试题是《管仲论》，有个考生只能背孔孟之书，而无法回答题目，就写道：“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一褒一贬，大圣人尚无定评，余小子何敢论？”这样一篇作文，竟也被录取。
清代的武科考试，虽然制度比较完备，但考试内容十分陈旧，不但死记硬背《五经七书》，连纸上谈兵也难；就是一味地骑射、开弓、舞刀等一也远远脱离枪炮火药等先进装备的现实。以弓箭、大刀对付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一次次惨败。直到一八九八年，有人奏请武科考试改习枪炮，仍然被否决，真是愚昧透顶。这也不奇怪，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被撤了职，竟有人异想天开地用黑狗血之类的避邪物阻挡帝国主义的炮弹。结果自身被炸得粉身碎骨。定海之战前夕，一位新赴任的统帅，不去研究如何克敌，而是先到杭州灵隐寺抽签，选黄道吉日开战，用属虎的将领在寅日、寅时出兵，自然又是惨败。直到义和团之时，仍然是念着咒语，举着古老的大刀赤膊上阵，去和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肉搏。这次惨败，才促使统治者永远废除了陈旧的武科考试。
我们的国家，自周武王时起，就开始了一个新王朝一旦建立，便有偃武修文的传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被认为是太平盛世的标志。“兵”，总被认为是个不祥之物。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之下，武科虽设，却大半如同儿戏，历代的武科几乎没有产生-个真正的将才、帅才，逸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真真假假女状元
清代乾隆年间，女作家陈端生创作了一部长篇弹词《再生缘》(按，陈端生写到十七卷即因病去世，后三卷由女学者梁德绳补成)。书中的女主人公孟丽君才华出众，女扮男装考上了状元，又很快当上宰相，为国除奸，扶倾定危，后与失散的未婚夫皇甫梦华巧遇，脱去朝服换红装，成就美满婚姻。这个故事，今天的越剧等地方戏，仍然以《孟丽君》的剧名上演。
远在陈端生之前，明代着名戏曲家所作《四声猿》杂剧中的《女状元》
(又名《春桃记》)，也是写的一个叫黄春桃的姑娘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
徐渭还在剧本中高呼：“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认为女性的才华并不亚于男性。
孟丽君的故事，完全是作者的虚构，遍查作为孟丽君生活背景的元代，不但没有一位女状元，也根本没有女性参加科考的记载。当时朝中掌握实权的高官，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西北地区参与蒙古政权的各少数民族)，也就更不可能有汉族姑娘女扮男装当上实权宰相的事。至于黄春桃，倒是有一点历史的影子，但与《女状元》相去甚远。据《陔余丛考》、《坚瓠集》等书的作者考证，五代时的前蜀国，确曾有一个女扮男装进入官场的女性，但她不叫黄春祧，而是叫黄崇嘏。她父亲曾在四川当官，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父母相继去世以后，她女扮男装，与老保姆相依为生。有一次县城发生大火灾，她受诬陷被捕入狱，她写诗辩冤，宰相周庠看后，感到惊奇，便亲自召见。黄崇嘏估计周庠不会有恶意，就自称“乡贡进士”(地方政府贡送到朝廷参加进士考试的读书人)。周庠问明她确实无辜蒙冤，又当场让她做了几首诗，果然才华不凡，就下令释放了她，并荐举她当了宰相府的司户参军。
黄崇嘏到职以后，办事极为干练，一些积压多年的疑难案件也很快审理清楚。周庠非常喜欢这位“才子”，见她年纪轻轻，还没有成家，就主动提出把心爱的女儿嫁给黄崇嘏。正当周庠等候黄崇暇送聘礼的时候，黄崇暇却送来一封辞职求隐的信，并附了一首诗，“一辞拾翠碧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
自服蓝衫居郡椽，永抛鸾镜画娥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身坚然白壁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原来黄崇嘏是个姑娘。周庠顺从了她的意愿，赠送了一笔生活费，让她隐居去了。此后她的去向无人知道。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黄崇嘏只是自称“乡贡进士”，而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更没有中过状元。文学家把黄崇嘏的事迹加以渲染，让她女扮男装中状元，说地虽是“裙钗伴”，却有“立地撑天”的才能，实际上和花木兰、孟丽君这牲形象的塑造表达了类似的意愿，是对重男轻女的传统封建观念的一种挑战，为深受压迫的女性鸣不平。
如果说黄崇嘏的女扮男装还只是被动地应付环境，却另有一些人，倒是为了对男性垄断官场表示抗议而故意女扮男装。南朝齐代的东阳(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女子娄逞就是如此。娄逞虽然生长在贫穷的乡下，但才智不凡，能文能诗，被士大夫们视为高雅的弹琴下棋，她也精通。她听说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们就是凭着这些技艺自命不凡，混迹官场，很是不平，就女扮男装到金陵城去拜访那些达官贵人，和他们谈文理，比棋艺，使得显贵们肃然起敬，争着邀请她到府里作客。有些人还认为，娄逞这样有才华的人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是朝廷遗弃了人才，就荐举她到重镇扬州当了议曹从事(州官的顾问)。娄逞到任以后，办事有条有理，见解也在他人之上，很受敬重，但是日子一长，娄逞渐渐疏于防范，终于被发现她竟然是个女子。这一下可不得了，一个只应守在闺门的女子，竟然出来当官，管理男人们，这还了得！于是，娄逞被立即削去官职赶回老家。这还不算，当日那些曾把娄逞奉为上宾的达官显贵们，竟然把脸一翻，信口雌黄，大骂娄逞是个招灾惹祸的“人妖”，胡说什么近几年水旱灾害不断，边境多次发生战事，都是娄逞这个“人妖”引出来的(详见《南史·崔慧景传附娄逞传》)。这种胡言乱语，不但暴露了达官显贵们的昏庸愚昧，也说明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多么顽固。
相比之下，更早一些的前秦皇帝苻坚却要开通得多。由于战乱，儒家重要经典《周礼》已经散失，连熟悉《周礼》的人也找不到。苻坚是羝族人，感到这对笼络汉族人心巩固政权非常不利，就下令四处寻懂《周礼》的人。
当他得知大常卿违逞的母亲宋氏精通《周礼》的时候，立即把已经七十多岁的宋氏请到朝廷，专门建造了一幢学舍，又挑选了一百二十名学生，让宋氏为他们讲学，这样，已经有绝学危险的《周礼》才得以重新兴起。为了表彰宋氏的功绩，苻坚特地封宋氏为文宣君(详见《晋书·列女传》)。这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女性得到的最高学术封号。
自娄逞以后，女扮男装进入官场、军队的事，几乎历代都有，但是，如果她们不像花木兰那样在功成之后及时退出，当家庭妇女，一经暴露身份，不论是否有才能，都无法在官场呆下去。这是因为，封建时代的官场，是男性的专利。大男子主义者一向信奉“牝鸡无晨”(《书·牧誓》)的古训，认为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就和母鸡叫明一样，是反常行为，必然祸国败家。就连武则天这样的有才干的女皇帝，都一直受到非难，何况一般女性。由于顽固的男尊女卑观念作怪，我国自从开始科举考试以来，就一直把女性排斥于科场的大门之外，尽管才女辈出，不让须眉。却都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闺门里面。
当然，个别朝代里也出现过女进士，例如明代有个叫林妙玉的姑娘，到宫廷参加女童考试，就曾被授予女进士的称号。另一位姑娘沈莹中，与朝官沈庭礼认了本家以后，有机会进人皇宫，充当宫女。嘉靖皇帝为了选拔一些知书识礼的宫女当后宫妃嫔的教师，进行了一次考试，沈莹中考了个第一名，当上了教师。沈莹中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莫大的光荣，尊称她是“女阁老”，即女宰相。其实，林妙玉也好，沈莹中也好，参加的都不是正式考试，虽有进士之名，阁老之誉，却不是真正的进士、阁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