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历史上还真的出现过女妆元，但这不是封建政权科考产生的女妆元，而是太平天国时期在科考中产生的女状元。太平军从金田起义时起，就有大批女性与男子们并肩战斗。为了加强管理，维护军纪，太平军中的女战士专门编为女营，各级指挥官也都是由女性担任。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又任命了一批由女性担任的丞相、尚书等文职官员。为了吸收更多的有文化的妇女参加政权管理，太平天国在实行男科取士的同时，又专门开设了女性参加的科考。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破天荒的事件。上元(今南京)人吴承杭，以他太平天国时期在南京的亲见亲闻，写了一组《金陵纪事杂咏》，其中一首就提到，“棘围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作者在诗下还特地加了个小注说：“贼将(指太平军将领)女馆内识字女子考试，取傅善祥为第一，唤人伪府，令司批答。”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也说，“有傅善祥者，二十余岁”，考中状元后，在杨秀清的东王府中担任女簿书，“凡贼文书，皆归批判，颇当贼意。”《清稗类钞·考试类》则把傅善样称为傅鸾祥，这大概是“善”、“鸾”音近雨误传。这段记载介绍说，傅鸾祥是金陵傅槐的女儿。她参加科考时，考官是湖北人张婉如和安徽人王自珍，也都是女性。
考试中有一道题目是取自《论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参加考试的有二百多人中，唯有傅鸾祥一反传统观念，“力辟(批判)‘难养’之说，引古来贤女内助之功”，证明女性也大有作为，孔子的歧视妇女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一反对男尊女卑的立论，敢于批判千古圣人的勇气，深受洪秀全的赞赏，亲自选定她为状元，并安排她戴上花冠，穿上礼服，在乐队的伴奏下游街三天，然后把她召入府中担任簿书。至于傅善(鸾)祥的以后情形，则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她生病而死，有的说太平天国失败后，城破被杀，也有人说她后来埋名隐姓当了尼姑，傅善(鸾)祥的下落不明，她参加科考的档案也在南京城破时毁于战火，以至我们对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科考，女状元，不能有更多的了解。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女状元只能出现在某些文艺作品中。太平天国开设过正式科考，选取过女状元，但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思想很不彻底，所以还只开设女科场，而没有男女同场考试。太平天国以后，不断有比较先进的思想家大声呼喊创办女校，让女性受教育。直到一九○二年，蔡元培等人才创办了由中国人开设的第一所现代女子学校。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提倡小学男女同校学习，国立大学的男女同校，直到一九二○年才得以实现。女性与男性平等受教育的问题，竟然经历了这样艰难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解决了男女平等受教育的问题，并为广大女性和男性一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开拓了最广阔的前途。如今虽然早已没有科举考试了，但是，在三百六十行中，行行都涌现出许多女状元，而且都是封建时代的状元们无法与之相比的女状元。
状元驸马古来稀
才子配佳人，一直被视为婚姻佳话，作为天子的第一号才子的状元，如果娶个宰相的千金小姐，甚至娶个金枝玉叶的公主，就会成为婚姻佳话中的佳话。状元世上少有，状元与绝世佳人婚配。更是世上少有的婚姻。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古代文艺作品当中，关于状元婚姻的题材相当多，元杂剧保存下来的完整或大体完整的剧本，共有一百六十二种，关于状元婚姻的剧本就有十分之一，明、清戏曲，小说中，这类题材也不少。有一些直到今天仍在上演，如《西厢记》、《玉堂春》等；有的是重新改编的，如《女驸马》、《秦香莲》等。
不过，文艺作品是一回事，历史事实又是一回事。就是文艺作品中的状元婚姻，也有一些是作者把原始素材拔高了，把本来并非状元的婚姻，硬加到状元身上去。例如，《玉堂春》中后来中了状元的王金龙，在明代小说《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名叫王景龙，只中了个进士，《西厢记》
中的张生，在唐传奇《会真记》(《莺莺传》)中，只是个书生，连进士都没考上。
就历史事实来说，状元做驸马、娶公主的，倒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比这种题材的文艺作品还要少得多。不妨先看看史实。
清代，有着满汉不能通婚的严格规定，清代的一百多名状元，只有顺治九年、十二年的满汉并行两科，产生了麻勒吉、图尔宸两个满族状元。同治四年又出了个蒙族状元崇绮，但都与公主无缘。清代公主只有乾隆一女嫁给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照曲阜城流传至今的一种说法，这桩婚事也是别有原因，据说这位公主虽受乾隆钟爱，但脸上生有一块黑痣，宫廷术士说这痣主灾，只有嫁个比王公大臣的地位还要高的丈夫，才能消灾。这样的丈夫到哪里去找？远嫁异国，乾隆帝舍不得，而且有“和亲”之嫌，最后终于想到了“至圣先师”的后代。为了克服满汉不能通婚的矛盾，这位公主先认了一个于姓大臣为义父，然后才下嫁到孔府去的(见《孔府档案》)。
明代，“驸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于畿辅良家，或武弁家，择其俊秀者简之。”“驸马虽类为禁脔，然出入有时，起居有节，动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奶姆阉竖之老者，威震六宫，掌握由已，都尉(驸马例封都尉)反首听节制，凡事务结其欢心。稍不如意，动生谗问。”(见《五杂俎》卷十五。另《万历野获编》也记述了类似现象，均与《明史》所记相符。)也就是说，明代也没有一个状元驸马，而且读书人也不愿当“首听节制”的驸马。
宋代，从《宋史·公主传》来看，从宋代建国起，公主都是招功臣子弟、武将或外戚做驸马，连与士族通婚的现象都极少见。只是到了南宋后期的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才决定改变祖制，为心爱的女儿选个状元驸马。
到开庆二年(即景定元年)开科取士，特地选了个尚未成婚的周震炎为状元，打算以他为公主的驸马。在理宗召见周震炎的时候，这位公主从屏风后面看了看，很不满意。理宗不好勉强，只好作罢。另在景定二年，选了杨太后的侄孙杨镇，仍然是个武弁。
唐代，能够查到的成婚公主共一百十一人，婚姻一百四十七件(内三十人曾改嫁，另三人曾两次改嫁)。状元驸马只有一人，即唐宣宗的万寿公主嫁给了状元郑颢。原来，从唐初开始，公主们主要是嫁给开国功臣(或其子弟)和外戚之家，目的是通过盘根错节的婚姻关系，巩固政权。唐太宗择婿，倒也并不排斥士人，但这种士人，只限于唐代的着名文臣之子，而对自北朝以来的崔(博陵、清河两系)、卢(玉田系)、李(陇西、赵郡两系)、郑(荥阳系)和王(太原系)等历史悠久、门第最高的着名士族，却是有意进行抑制。但是，上述几个大姓士族，有着较大的文化优势和在社会上极有影响的门风声望，所以在科考人仕的道路上有着一定的竞争优势，由科考这一“正途”入官者颇多，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门第利益，也总是互为婚姻。
而不轻易与门第较低的新贵通婚。这样，追求与士族大姓的婚姻，更加成为一种风气。武则天时的宰相李日知，为了追求高门第，几个孩子都是在幼年时，就利用权势与着名士族结了亲。另一个宰相薛元超，虽然富贵过人，仍以未曾娶门第最高的崔、卢等五姓女子为生平一大遗憾(分见《新唐书》、李日知、薛元超传)。
这种追求门第婚姻的风尚，也影响到皇室。唐肃宗当太子的时候，经常在兄弟们中夸耀说，他之所以与弟弟延王李玢特别亲密，是因为“外家皆关中贵族。”(见《因话录》。按，肃宗生母杨皇后，延王李玢生母柳婕妤，这杨、柳二大姓是稍次于崔、卢等的关中大姓)唐宪宗为爱女岐阳公主选驸马，决定改变一下历来都是从外戚、武将家选择的旧制，而要从士族中选一个。可是，大臣们“皆疾辞”，只有二等大姓出身的杜棕应选，宪宗仍很高兴(《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棕传》)。唐文宗要为太子选妃子，想在着名士族的朝臣家挑选，但消息一传出去，士族均拒绝“中外为之不安”。文宗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唐语林》卷四)。文宗时的宰相郑覃，有个孙女，宁肯嫁给着名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皋，而不与太子联姻，使得唐文宗又嫉妒又羡慕(《新唐书·郑覃传》)。于是，唐文宗又请郑覃为自己两个爱女——真源、临仙二公主找士人做驸马，并且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门第)。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郑覃不好推辞，但找到最后，只找到二等士族出身的杜中立和门第更低一些的卫洙，文宗也很高兴，马上分别许婚(见《新唐书·杜兼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