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形成了一套具有特色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早在南宋乾道元年，张主张岳麓要力纠时弊，把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培养放在首位，明确培养学生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治国安民；做官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要“致君泽民”，使学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为地主阶级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服务。倘从官吏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的治乱和安危而言，张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岳麓书院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育方针和方法。首先，书院始终把学生的品德培养放在首位。从张开始，几乎所有书院的山长都把教育看成是个伦理道德教育。宋、元、明各代，均以“忠孝仁爱”作为校训，至清代，加上“整齐严肃”和“实事求是”，就形成了岳麓书院16字校训。如果说，在元代之前，岳麓书院还偏重于道德和知识的灌输，那么，明清时期则更重道德的实践，重视行为规范。清代山长王文清制定的至今嵌在讲堂右壁的《岳麓书院学规》18条，除6条讲学习方法、态度之外，其余都是讲道德修养的。岳麓注重学生品德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勇于践行、关心民瘼的经世济国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为正史立传者便有26人。
重视学生主体精神的培养，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是岳麓书院的另一个特点。南宋时期，张就提出“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的观点，认为“学思并进”才会使学生在受到教育的同时焕发创造精神。清代山长李文照指出：学生要有阙疑精神。总之，在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中，不但重视教的方面，而且更为重视学的方面。不只强调学什么，更强调学了之后的发明刨造。
值得提及的是，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虽然，书院在总体上是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它并不排斥对其他学派的研究。千年之中，各学派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在岳麓中传授过学术观点，其中有闽学、断王心学、汉学、乃至近代新学等，即使是对立学派，书院也能容之存在，相互切磋，从不闭门锁户。最为典型的是，清末康粱维新思想的进入。这些，不仅繁荣了岳麓书院的学术，更促进了岳麓教育的发展。岳麓学生思想活跃，见多识广，成功立业者众，是与此不无关系的。
明代的宦官学校
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废除丞相制度后，集相权、君权于一身，但以一人之力日理万机是不堪重负的。于是不得不先设四辅官“协赞政事”，再设殿阁大学士以品级较低的翰林编修、检讨。讲读来协理他批阅奏章，并最终打破了自己亲手制定的禁宦官预政的制度。以后“靖难之役”朱棣曾得宦官内助，“即位后专倚宦官”，特别是永乐十八年(1420)设置东厂，以宦官提督厂事，此后宦官的权势日甚一日。当一些识字的老太监死后，小宦官们由于不识字，根本无法胜任御用图书、典籍等方面的工作，所以永乐时，不得不“听选内官人内教习”小宦官们，朱瞻基继位后，对藩王臣僚防范很严，因而更注意对宦官的培训。终于在1426年在宫内正式创立“内书堂”，作为培训宦官的专门场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宦官学校应运而生了。
内书堂隶属于宦官首脑机关司礼监，掌司是内书堂的实际负责人，学长是掌司的助手。教师的固定编制是四名，均由翰林官员充任。从内书堂结业的宦官，最好的出路是被选派到文书房供职，次一等的出路是被选派担任宫内教书，负责教习宫女，然而绝大多数是分到十一监、四司、八局，即二十四衙门内供职。
明代内书堂的设置对整个明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明代宦官擅权乱政得以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举四宴
鹿鸣宴、琼林宴、会武宴、鹰扬宴是科举制度形成后渐成成规的四宴。
鹿鸣宴是为新科举子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因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所以取名鹿鸣宴。从唐至明、清一直相沿。
琼林宴是为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起于宋代。“琼林”原为宋代名苑，“在汴京(今开封)城西，宋徽宗政和二年(儿12年)以前，在琼林苑宴新及第的进士，因此，相沿通称为“琼林宴”，后一度改为闻喜宴，元、明、清称恩荣宴。
鹰扬宴是武科乡试放榜后考官及考中武举者共同参加的宴会。所谓“鹰扬”，是取威武如鹰之飞扬的意思。
会武宴是武科殿试放榜后，在兵部举行的宴会。规模比鹰扬宴更大。
白发考生知多少
从隋朝开始科举考试以后，在封建社会里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象《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样，终身陷入科举场中。当唐太宗李世民见新科进士一个个列队而出时，乐不可支地说：天下英雄皆入我的掌握之中哪！赵嘏赋道：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历代白头考生多矣，下列这些例子可见一斑：
宋朝梁颗82岁才考中进士，他咏道：“也知年少登科好，争奈龙头属老成。”
1699年，100岁的广东黄章，积极参加在京的考试。凌晨进场时，他叫曾孙提着灯在前开路，灯上写着“百岁观场”四个大字。
1736年。在参加考试的人中，80岁以上者3人，70以上者加人。1761年应试者，80以上的7人，70以上的19人。
1770年，广东张次叔94岁，江西李炜99岁，均往应试。第二年李炜满百岁，又投入了会试。
1789年乡试，80、90岁以上者94人。在第二年的会试中，90以上的4人，80以上者73人，1801年，舯、90岁以上的考生251人。次年会试，70到90的举人达180人。95岁以上的还有6人。
1826年，广东举人陆云从已104岁，会试没考上，道光皇帝钦赐他为国子监司业。
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04岁的长沙监生余会来未考中，皇帝赐其举人。
所以人们认为，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既是封建统治者选拔、培养、任用各级官吏的主要途径，又是引诱控制知识分子的牢笼。
入学·同案·同年
入学明清两代童生经考试录取后入府、州、县学读书。称入学。入学后即归教官管教，并且必须按时参加考试。也称“进学”、“入泮”、“游庠”。
同案科举制度中同科考取秀才的人。《范进中举》：“魏好古又约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来往”。
同年科举制度中同科考中的人称同年。汉代以同举孝廉称同年；唐代以同举进士为同年；明、清两代，乡试、会试同时考中的人，都称同年。
喝墨水
中国历史上的北齐(550-577年)朝廷曾下过命令：在考试时对“成绩滥劣者”要罚喝墨水，喝多少，按滥劣程度而定。梁武帝时规定：士人应试时，凡书迹滥劣的要罚饮墨水一升；《隋书·仪礼志》里也规定：士人应试时，凡书迹滥劣者要罚饮墨水一升；甚至当秀才、孝廉等在会试时，监考官发现有“文理孟浪，书写滥劣”时，也要叫他到专设的房间里去喝墨水一升。这条荒唐的法规沿袭了几个朝代，后来虽不实行了，但用“喝墨水”多少来形容知识的多少，却保留在词汇里。
破天荒
唐代的科举制度规定，凡是考进士的人，都由地方解送入京城。每当京城会试(中央一级的科举考试)，地方上总要解送一批考生赴京应试，当时荆州南部地区四五十年竟没有一个考中。于是，人们称荆南地区为“天荒”，把那里解送的考生称为“天荒解”。天荒，本指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或指荒远落后的地区。把荆南地区称作“天荒”，是讥笑那里几十年没能考上一个进士。唐宣宗大中四年，荆南应试的考生中有个叫刘蜕的考中了，总算破了“天荒”。旧时常用“破天荒”来表示突然得志扬名。现在用来指从未有过或第一次出现的新鲜事。
最早的“座右铭”
座右铭，是谓“书于座右以自警戒之词”。首创座右铭者，是1800余年前的东汉书法家崔瑗。
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省)人。年少时即抱负宏远，锐志好学，只是行事欠谨慎，好凭意气用事。一日，其兄崔璋被人杀死，崔瑗气冲斗牛，不顾邻人再三劝谕，手刃其仇，由此闯下大祸。按《汉律》，杀人致死者偿命。崔瑗为避官府追捕，更名易姓，只身逃亡他乡；数年中颠沛流离，后幸逢朝廷大赦，方才归回故里。痛定思痛，崔瑗悔恨不已。为从此事中吸取教训，他写下了一段自戒之辞，“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现将《文选》所载崔瑗所作座右铭抄录如下：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芬芳。
座右铭可明其操守，显其志趣，便于朝夕晤对，检点律己。座右铭的形式大体上有三种：一种是自题；一种是笔录经典言论或名人格言；一种是请别人题。前两种较多。座右铭一般都贴在屋子里显眼的墙上或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有的则放在桌面上。
状元是怎样产生的
我国的科举制始于隋朝，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前后1000多年，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重要途径。从童生到状元，一般须经五个阶段：
童生：凡应考生员(秀才)之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习惯上称为童生。
院试：由省学政主持，童生参加考中的称秀才，也叫生员，一般可称相公。
此二者只是预选形式，乡试、会试、殿试才是正式的科举考试。
乡试：每隔三年在省城举行，秀才可以参加，考中的叫举人，可称老爷。举人第一名是解元，二至十名是亚元。
会试：乡试后次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举人参加，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会试合格后即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或钦命大臣代理主持的殿试，合格的统称进士，但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三元及第是指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
“独占鳌头”与“魁首”
唐宋时期，皇帝大殿前有一块雕刻着龙和大龟(鳌)的太石板，新考中的状元在行礼时单独站在这块石板上，故此后称获得第一名者为“独占鳌头”。明代科举制度，以《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和《春秋》五经录取考生，每经之首称为魁，魁首即为第一，获得第一名者称为“夺魁”，这也是民间酒席中划拳时“五魁首”一词的来历。
“女状元”一词的来源
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妇女因无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当然不会有女状元产生。直至太平天国开科考选妇女，才有傅善祥考中女状元一事。但远在太平天国之前，便已有“女状元”一词流传了。
早在五代十国时，蜀国邛州有一司户参军，名叫黄崇嘏，邛州刺史周庠见他丰采英俊，办事干练，爱他才貌出众，要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为妻。黄崇嘏作了一首七律，献给周庠，后四句云：
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坚然白璧姿。
幕府若客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
周庠览诗，大为惊讶，立即把黄崇嘏传来询问，才知她是黄使军的女儿，幼时父母双亡，因她献诗时，自称为“乡贡进士”，所以世俗便讹为“女状元”了。
状元别称
状头状元的别称。唐黄滔《黄御史公集》卷三《寄翁文尧抬遗》诗自注：“滔卯年冬在宛陵，梦文尧作状头及第。”郑合敬《及第后宿平康里》诗中亦云：“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
龙首宋以来称状元为龙首。古代，科举考场的正门俗称“龙门”，谓进士登科为“登龙门”，故称进士第一名为“龙首”。明章懋《枫山集》卷三《与谢木斋阁老书》之三云：“由龙首而登宰辅者，在宋则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宪(庠)诸公。”
龙头状元别称，参见“龙首”。宋王禹《寄状元孙学士何》云：“唯爱君家棣华榜，登科记上并龙头。”欧阳原功《绝句》云：“银袍飞盖人争看，两两龙头入学来。”梁颢《及第谢恩诗》亦云：“也知少年登科好，争奈龙头属老成。”
殿元状元别称。因状元为殿试第一名，故称。元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十四《宫词》之五云：“老娥本是南州女，私喜南人擢殿元。”
鼎元状元别称。明、清殿试后分三甲发榜，一甲三名，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如鼎之三足，统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故称“鼎元”。
殿魁状元别称。殿即指殿试，魁为第一。状元为殿试第一，故称“殿魁”。
魁甲状元别称。《宋史》卷三四七《章衡传》：“神宗曰：‘卿为仁宗朝魁甲，宝文藏御集之处，未始除人，今似之处卿。’”按章衡于仁宗嘉梧二年中进士第一名，故神宗称其“魁甲”。明、清殿试进士，分三甲发榜，一甲三人，状元居其首，故曰“魁甲”。
廷魁状元别称。科举考试，殿试亦称“廷试”，故称廷试第一名为“廷魁。”宋王《燕翼贻谋录》卷二：“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挥尘录》：“本朝状元登庸者，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宪(庠)，止四人。后李士美(邦彦)、何文缜(桌)亦以廷魁而列位鼎席。
大魁状元别称。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四方举人集京师，当人见，而宋公(庠)姓名偶为众人之首，然其后卒为大魁。”
殿撰状元别称。宋代集英、右文等殿修撰通称“殿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中殿试一甲第一名例授翰林院修撰，故沿称状元为“殿撰”。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八《马章民(世俊)先生事略》：“何义门尝云：‘我朝殿撰，前刘(子壮)后韩(载)，公(马世俊)居其间，鼎足而三。’”
天下第一状元别称。宋王鞠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谏议大夫陈省华，生三子皆登进士第，而伯(陈尧叟)仲(陈尧咨)皆为天下第一。”又卷六《先兆》：“元丰中，汶上梁逖，梦……‘黄裳’二字，意必贵兆也，因改名黄裳。明年，御前唱进士第，南剑黄裳为天下第一。”
独占鳌头指状元及第。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俗语谓状元独占鳌头，语非尽无稽。胪传毕，赞礼官引东班状元，西班榜眼二人，前趋至殿陛下，迎殿试榜，抵陛，则状元稍前，进立中陛石上，石正中镌升龙及巨鳌，盖警跸出入之由，即古所谓螭头矣，俗语所本以此。”
夺标旧时龙舟况渡，优胜者夺得锦标，谓之“夺标”。也借以比喻科举考试得中状元。唐卢肇状元及第后返里，观竟渡，即席作诗云：“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宋孙仅继其兄孙何状元及第后，王禹以诗寄之云：“粉壁乍悬龙虎榜，锦标终属脊鸟令鸟原。”皆以夺标比喻状元及第。
八股文一例
作者：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科状元韩载题目：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破题)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承题)胡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怠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起讲)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者，情相待也。
故意气至广，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
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起二比)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出题)汲于行者蹶，需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