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山峰：珠穆朗玛Qomolangma
攀登记录：2010年5月22日06：05（尼泊尔时间）登顶
我把女儿送给我代表她们和爸爸的小布娃娃放在了祭祀台前，心里默默祈祷。想起女儿送给我娃娃时的情景，她们天真的眼神、清脆的声音仿佛就在眼前：“妈妈，你带上娃娃就不会再那么想我们了，这个娃娃是我，这个娃娃是妹妹，这个是爸爸……”此刻，她们的笑脸和童音无比温暖，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妈妈会带上你们一起攀登，在攀登过程中，不管发生了什么，妈妈都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查看原图。
自从2007年1月登顶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后，我内心就一直浮动着一个梦——攀登8844米的珠穆朗玛。在完成了3座8000米级的雪山登顶后，2010年春，我踏上了攀登珠穆朗玛的行程。这次我选择了从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攀登。
珠峰雄伟的峰顶由3条大山脊和3个坡面（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壁）构成。其中由峰顶向东南伸出的东南山脊与毗邻的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在海拔7950米处相接形成一块马鞍形的平地，这就是南坳。珠峰与洛子峰平行向西各自伸出一条几公里长7000多米高的山脊——珠峰西面的叫西肩，洛子峰西面的山峰是7861米的努子峰，西肩与努子峰之间形成了东西走向的狭长山谷，就是西冰斗；山谷东端（海拔6400米）在南坳正下方，两者之间1500米高的冰壁叫洛子壁；在西冰斗的西端（海拔6100米），山谷突然变窄下垂，形成一个800米落差的孔布冰川。而珠峰南坡的攀登路线就是按照上面的描述自下而上，从孔布冰川末的珠峰大本营出发，经过孔布冰川到达西冰斗，再上洛子壁到达南坳，最后沿东南山脊登顶。
珠穆朗玛峰不仅以世界第一高峰著称于世，它更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质构造的代表。大约5000万年前，向北漂移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挤压，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这里也被称为世界屋脊。两个板块的相撞叠加使得地球上8000米以上的14座山峰全部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北面邻接的喀喇昆仑山脉。由于印度板块插入亚洲板块的撞击一直没有停止，每年仍以大约指甲生长的速度继续前进，因此喜马拉雅山脉是地球上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山脉之一，每年会升高几毫米。专家预计，如果照此发展下去，100万年以后，尼泊尔或将完全插入西藏板块下面。
我听说曾经有攀登者在珠峰顶上捡回了几块石头，研究表明，这些石头是来自远古时代奥陶纪的石灰岩，四五亿年前，它们应该还在大海里，还有人寻到过鱼形化石。这些故事，让我除了对攀登珠峰本身充满了期待外，更激发了我在珠峰与亿年山石奇遇的想象。
每年春天，世界各地的登山者都会首先聚集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然后从这里开始准备珠峰的攀登。加德满都1768年成为都城，地处巴格马提河和比兴马提河的汇合处。它的北面是屹立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世界之巅，珠穆朗玛，一个承载许多登山人梦想的地方。
3月31日，我也到达了这里。在加德满都休整时，我们特意去现场看了一场尼泊尔印度教的火葬葬礼。虽然我小时候好动，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胆大不怕事的姑娘，但其实我也曾被一条细小的玉米虫吓得尖叫大哭，内心永远都抹不去女孩情感脆弱的一面。如果是平时，我一定不敢去火葬现场，但那天我的内心却出奇地坦然。火葬就在一条小河沟边举行，是一个开放的区域，路人、游客都可以参观。当地人离世以后，要先用河水把死者的遗体仔细擦洗一遍，完成他生命里程的最后一次洗礼，然后再根据逝者的身份，用金色或者白色的布将遗体包裹起来，放在河边已经搭好的火架上焚烧。死者的亲人会全程陪伴，他们就蹲守在遗体旁边，静静地看着亲人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中一点点化成灰烬，升上极乐世界。大多数亲人都不会号啕大哭，甚至不会流泪，只是平静地看着亲人变为灰烟流逝。从他们的眼神和神态里，我感受到一种超越痛苦超越眷恋的解脱。也许这就是尼泊尔当地人最真实的内心写照，就是这个民族信仰背后的内在支撑。就像在圣洁的雪山蓝天的围绕下，人只有食以果腹、衣以蔽体的基本物质需求，敬山爱人的内心世界永远保留着一片属于自我的净土。
望着火葬现场熊熊的火光，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回想我以前的生活，简单快乐。儿时的快乐就是吃饱肚子，如果能有一颗糖，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工作之前，是个从来没有出过县城的傻傻村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欲飞不能，甚至笼门被打开也不知道该飞往何处；19岁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就死心塌地在一起；然后选择了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不管多大的困难都坚持了下来，在不经意的坚持中经历了快乐无比的喜悦和成长。
有时，我甚至天真地想用脚去丈量自己与天空的距离！
我以前很少想到生死命题。是登山让我有机会直面生死，逐渐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像登山一样，生命其实也可视为一个攀登的过程。来来去去，留下的只是记忆，或者丰富，或者简单。但这个过程带给每个个体的人生启迪却千差万别。
我又该怎样寻找到我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
登山是我的梦，但我不会像职业登山家那样，把登山看作生命的全部，我更不想把自己的生死交给雪山。我认为，不管多有成就的攀登，对个体而言，都不值得用生命做交换，失去生命就意味着失败。这也许是我无法达到那种对山的痴狂境界的原因。我曾在雪山脚下看过很多登山者的墓碑，也在攀登过程中遇到过不知何年被冻僵依旧保持着攀登姿态的遇难的登山者遗体。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心中更多的不是害怕，而是平和、镇定，甚至有时会大脑空白、停止思考，或许还有些许淡漠。想想谁都会面临这一天，最终，所有人都将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当我还存在于世的时候，又该选择去做些什么呢？我希望从不同的“攀登”中慢慢地去寻找答案，更期待在艰难困苦、生死之间的极端环境下更好地认识自己。
攀登珠峰，我选择了罗塞尔的HimalayanExperience登山探险公司（简称HIMEX）。这次的登山队伍由来自11个国家的18名队员组成，其中中国队员包括王石、汪建（汪老师）、吕钟霖、陈芳（阿芳）、李红海（洪海）和我6人，还有一名随队记者陈壮茁（大壮）。
罗塞尔是国际知名的登山探险公司的掌门人，在山里被夏尔巴亲切地称为Bigboss，是国际登山组织的传奇人物，被大家尊称为喜马拉雅王子。他有过14次登顶8000米级山峰的经历，曾2次登顶珠峰，9次登顶卓奥友，2次登顶尼泊尔AmaDablam峰，21次登顶新西兰最高峰库克山，15次登顶新西兰Aspiring峰；完成了从卓奥友峰顶的高山滑翔伞飞行和滑雪；保持着个人无氧独自攀登卓奥友的世界最快纪录（11小时登顶，3小时下山）；首登尼泊尔HimalChuli峰（海拔7540米）；用时3小时20分登顶尼泊尔AmaDablam峰；作为技术总监完成“热气球跨越珠峰”等挑战；他有30多年在喜马拉雅山区组织登山探险活动的经历……
罗塞尔的喜马拉雅情缘起于埃德蒙·；希拉里爵士（SirEdmundHillary）。2013年是人类首次登顶珠峰60周年，60年前的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人希拉里在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的协助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但他数十年来为尼泊尔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更值得尊敬。希拉里晚年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公益事业。他致力于改善尼泊尔夏尔巴人的生活，出资帮助当地修建学校和医疗机构，并全力支持和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希拉里亲自负责创建了几十所医院、医疗诊所和学校。在此之前，他还资助修建了很多木头和石头砌成的桥梁，现在这些桥梁已被更牢固的铁索桥代替。1975年3月31日，希拉里的妻子和女儿为了募捐活动，在从尼泊尔加德满都飞往Khumjung的路上不幸坠机离世。2003年，在成功登顶珠峰50周年纪念日的当天，希拉里被授予尼泊尔荣誉公民称号。2008年１月11日，希拉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88岁，新西兰为他举行了本国最高级别的国葬。在Khumjung海拔4100米的山顶，夏尔巴为他们一家修建了墓地，以表夏尔巴民族对他们的尊敬、感恩，在那里，可以看到由他捐建的几十座学校和医院。
罗塞尔也一直实践着希拉里的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帮助那些狂热的登山爱好者，充满激情又十分理智地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攀登梦想，仅参加他的队伍实现珠峰登顶的攀登者就已经超过500人次。他敬畏雪山，也爱这里的人民。他曾经问当地夏尔巴：“你们需要怎样的帮助？”夏尔巴说：“我们的孩子虽然有眼睛，但却似盲人，你能让孩子们看见世界吗？”罗塞尔捐建的文化艺术中心就在希拉里的学校里，目的是让夏尔巴更好地学习当地文化。每年的登山过程中他都会义务组织大本营或者更高海拔的垃圾清理工作，这样的举动无疑为登山的夏尔巴和其他登山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向社会传达着敬山爱人的理念和人类敢于挑战未知的勇气。这些行动让我清晰地感知到，登山代表的绝对不是征服，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种亲密融合，是灵魂与雪山之间的共鸣。
罗塞尔的登山队有其独特的管理。首先在接收客户报名时有严格的审查——他们必须取得合格的医院体检证明。在客户正式报到前，他都尽可能亲自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情况。审查合格后，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会针对每个客户的情况给出专业的训练建议。
罗塞尔队不仅有舒适的营地、先进的通讯设施、丰富可口的食物，大本营还有医疗点，队医也会一直在营地值守。此外，更重要的是，有分工细致的夏尔巴队伍，专门负责炊事、后勤、修路，此外还有职业的高山向导与队员一同攀登。冲顶珠峰时，罗塞尔会为每名队员配备1名夏尔巴协作，每6—10个客户配备1名职业高山向导。这些固定的岗位保证了每名队员在山上每时每刻的位置、状态，从而可以避免许多隐患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队伍的安全。
罗塞尔的队伍里绝不养“老爷”，更不提倡“保姆式登山”。以珠峰为例，在6500米以上的营地，他的队伍只提供帐篷、燃料、炊具等最基础的物资，睡袋、防潮垫等其他物品都要队员自己背负；在7400米以上，睡觉、冲顶时的氧气配给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适应阶段通常有向导和两名夏尔巴一前一后随全队攀登，保证安全，但为了培养队员能力，他们不会帮客户背东西。更多的安全措施还包括：队员在危险路段必须戴头盔，通过孔布冰川时每人携带雪崩搜救器，攀登全程每人都配备对讲机。看起来这些都增加了攀登的负重，但一旦遇到危险都可能成为救命的“稻草”。
罗塞尔在营地一直担任着队伍总指挥的角色，对队伍里的职业向导和夏尔巴的情况了如指掌，只要有人在山上，他通过对讲机就随时知道他们的位置和状况。队员冲顶前夕，他会整夜守在大本营的电台工作室，时刻关注队员的行踪，他们什么时间出发，到达什么位置，什么时间返回等等。登山对天气的掌握非常重要，他会根据现场的天气情况，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多个天气预报的卫星云图分析，判断最佳的登顶窗口期。
罗塞尔的公司曾经协助过年届七旬的老人、十几岁的少年，甚至双腿截肢后安装假肢的登山者，安全登顶珠峰。罗塞尔以他严格甚至严苛的管理方式，征服了全世界登山圈最挑剔的眼光。
从加德满都去往珠峰南坡大本营EBC（EverestBaseCamp），通常要先飞到Lukla，然后徒步一周才能到达。在路上的一家客栈里，我碰到了一家德国人，父母带着4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仅5岁，最大的才11岁。父母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孩子，要学会用自己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经过辛劳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和快乐。这样的亲身经历应该会比在书本上读100遍珠峰介绍来得更有成效。在如此高的海拔进行徒步，于成人都是挑战，更何况是这么小的孩子们。我想，没有几个中国家长会选择让孩子受这份苦，我自己也不例外，发强对孩子更是百般呵护和宠爱。虽然女儿三四岁时我就带她们爬山，一路让她们自己走上去，身旁的游客都小声嘟囔着：“这做妈的可真舍得……”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在这么小的时候带她们到珠峰脚下。若不是亲眼所见，我可能也不相信，最后，这么小的孩子居然一个不落地都到达了5364米的珠峰大本营！他们用小小的可爱的笑脸告诉我：可别小瞧我们。
路上的心情不总是轻快的，有时也会变得沉重，特别是路过遇难的攀登者墓碑时。当我正从墓碑走过时，身边的队友问了我一句：“假如你这次回不去，会怎样……”还没有从这片坟碑带来的触动中清醒过来的我，面对这样的假设，立即就情不自禁地偷偷哭了。由于是在急速行进中，5000米海拔的缺氧本来就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不得不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
进山后的几天，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脆弱，不单单是身体上，还有情绪上的低落。自从踏上了珠峰的征程，心中就多了一份对家人的牵挂。父母一直跟我在北京生活。有时候妈妈怕我担心，我不在家期间，她即使生病了也不告诉我。想到父母对我的期待和牵挂，甚至我因果断地离去而心情变得伤感沉重。父母为这个家付出得太多，尤其是母亲，为我们这个家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如果我在山里有什么意外，家人该怎么办啊？
不敢再往下想。
记得在加德满都醒来躺在床上聊天的那个早上，我跟同屋的阿芳聊起与父母离别时的感受，她很坚定地告诉我：“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活着回来。”于是我也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活着回去。”阿芳在深圳工作，是位酷爱户外的单身女博士，队伍里有这样的女生做伴是一件幸运的事。
4月9日，我们到达了海拔5364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珠峰南坡脚下，珠峰南坡大本营搭建在孔布冰川下方的位置，表面全是乱石，乱石下面就是贯通孔布冰川的冰脊地带，旁边还有一些冰潭。这里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山谷，周围的崖壁上有很多积雪和悬石。白天在营地，经常会看见雪崩和滚落的石头。在寂静风清的夜晚，雪崩和滚石的声音更加清晰入耳。刚开始我还觉得很紧张，连续住了几个晚上之后，对雪崩和滚石的声音就习以为常了。
4月14日一大早，下雪了，大本营地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这样清冷纯净的感觉让人发呆。到了晚上，轰隆隆的响声突然密集了起来，我开始还以为是雪崩，可是仔细一听，那声音一波接着一波，我才明白，原来是四周的云层里打雷了。这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帐篷里非常寒冷，我套上两层睡袋，又把所有的衣服搭在睡袋之上，然后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在这样的无尽相思的冰雪之夜，我想让自己睡个踏实觉。可事实上，一整夜我都无法进入深度睡眠。夜里的风很大，四周稍微有一点动静，我就马上睁开眼，半天再也难以入睡。我听到不远处帐篷里王石一直在咳嗽，直到早上还未停歇。但是不到7点，他就已经起床了，在帐篷外喊队友大壮的名字，一直喊到大壮出声答应为止。前几天大壮一直说他晚上感觉不好，睡不着，头天晚上的状态更是不好，看起来“高反”很严重，整天都很难受的样子。估计是王石比较担心。他听到大壮的回答，就继续咳嗽着，慢慢地往营地外走去。
王石几乎是我们队伍里每天起得最早的一个人，即便是在5000多米大本营这样寒冷和缺氧的环境下，他都能保持这样的习惯，真让我敬佩。当时的他即将60岁了，还能登世界最高峰，这本身就是很多人不敢想象的一件事。一个人能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需要多大的付出、艰辛与坚持啊！有一次聊天时听他说，到70岁的时候，可能还会来这里。或许，这就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愿望。
也许，我们都是因为有一个愿望，所以能随时保持一种准备攀登迎接挑战的良好状态。
王石还没到70岁，但是队伍里的日本老太太Eik。真的已经70岁了。她这次要和我们一起攀登珠峰。在她多次攀登珠峰的经历中，其中有一次只差几十米就到达了顶峰。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攀登珠峰了，但这一次她只从EBC大本营坚持到C2营地，后半程一直是靠吸氧在坚持，最后，她的向导Hiro出于对她的安全考虑，不得不让她从6450米的C2营地折返。2011年，我攀登洛子峰，在进山徒步的路上，没想到，又碰到了她。她是和她的日本向导一起来的，她要第五次攀登珠峰。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持续推动着她攀登？
终于，煨桑仪式开始。距离攀登的日子更近了。
我把女儿送给我代表她们和爸爸的小布娃娃放在了祭祀台前，心里默默祈祷。想起女儿送给我娃娃时的情景，她们天真的眼神、清脆的声音仿佛就在眼前：“妈妈，你带上娃娃就不会再那么想我们了，这个娃娃是我，这个娃娃是妹妹，这个是爸爸……”此刻，她们的笑脸和童音无比温暖，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妈妈会带上你们一起攀登，在攀登过程中，不管发生了什么，妈妈都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这时突然冒出了一种永远不能再回来的悲壮感。查看原图。
查看原图仪式结束后，大家跳起了舞，我被节奏明快而简单的舞蹈和齐声歌唱感动，和大家肩搭着肩跳起了传统的夏尔巴舞蹈。大家齐声喊着节奏，力求让舞动的脚步更整齐，虽然我动作依然有些笨拙，但是快乐却在圣洁而简单的瞬间迸发出成倍的感染力。集体舞蹈结束后，几位中国队友推荐我代表中国队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当时激动的我脑子一片空白，看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几十人他们睁大的眼睛期待的眼神，我随口说：“那就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吧。”
一开始，我还带着笑容抚着胸口入神地唱着——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
唱着唱着，想起远在北京正在生病住院的孩子，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流了下来，弄得不懂汉语的各国队友和夏尔巴们莫名其妙。刚唱完第一段，我就跑到一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忍不住哭了起来。
隐约听到有人说：Homesick……
这一路上，我和同为女性的阿芳聊得最多，感情细腻的她更懂我在想什么，赶紧过来安慰。汪老师纳闷：
“静静怎么了？”
“想家，想孩子了……”
汪老师是深圳华大基因的创始人，性格热情爽朗，有时我也叫他汪大侠。后来，汪老师笑呵呵地调侃我：
“静静，本来今天是国际交流活动，你怎么搞成了个人情感表达了？”
我抬头看到他慈祥关心的眼神，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没有吭声，难为情地笑了。
在高海拔登山，缺氧、疲惫等等有时让人的大脑无法正常思维。有人说在那种环境下人就像孩子，各种反应都出于本能，不假思索。的确，在山上，队友之间有时因个性也发生摩擦矛盾。可等回到山下再看，就觉得挺有趣挺孩子气的，于是也就烟消云散、不再计较了。我和队友洪海之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不愉快的“版权风波”。
在攀登珠峰期间，登山爱好者都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留下一些珍贵的影像记录，高海拔攀登本身已经很艰难，要在攀登的过程中拍摄，更是难上加难。
这次登山，我带了一台专业照相机——5DmarkⅡ（俗称“无敌兔”）和与之相匹配的24mm—105mm的镜头，准备全程携带拍摄平面素材，还可以带上顶峰临时拍高清视频；还有一台高清摄像机；另外还有一台三防的小型卡片机备用。在孔布冰川末梢的攀登训练过程中，洪海提出要借用我的相机，我没多想，立刻把相机借给了他，他套上他自己的超广角镜头，拍摄记录攀登过程。谁知，孔布冰川适应训练结束后回到EBC大本营时，洪海告诉我，他今天拍的内容我不能免费使用，如果要使用，必须要支付他版权费。我一时无语，等彻底明白了他的意思后，觉得这要求也太离谱了，我们之间因此爆发了一场争论。
听见我俩高声对话，王石等队友来为此事做中间协调人，我毕竟不是专业搞摄影的，所以版权不版权的，对我并不重要，自从进山的那天起我就说过，我拍的所有素材大家都可以无偿使用。我好心把自己费力背上山的相机无偿借给他人拍摄，结果却落得自己要用自己相机里的东西还得付给对方版权费？我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如果对方早有这样的想法，也应该在借我相机时就提前告诉我。我并不是真想得到他今天拍摄的十几分钟的素材，只是觉得，凡事要有个公平说法。2009年攀登玛纳斯鲁时，我用他的摄像机拍摄了大量素材，版权也全都归他，其中还包括我在去往8000多米顶峰登顶路上拍摄的1个多小时的素材，这种拍摄是冒着攀登之外的附加风险，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意愿和能力的。他事先告诉我，我拍摄的内容我没有版权，我也认可了。这说明他应该默认：用我的机器拍摄的素材，版权应该属于我才对，而不是因为他套上自己的镜头就需要我付他额外的版权费，怎么角色互换后规矩就改变了呢？我怎么也无法接受他提出的要求，最终还是坚持我最初的想法：
今天他所拍摄的内容双方共享（我们各自拥有50%的版权），如果以后还用我的相机拍摄，我只能接受素材双方共享，要么就别再借用我的相机。
极限环境，往往会把人最本性的一面曝光出来，涉及自身利益和自身安危的处理方式也完全不一样，有时候大家也会开玩笑说：“要考验一个人是否合你心意，就让他/她来和你爬一次雪山，就什么都知道了。”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来得太不容易，不管是受人认可、尊重还是遭到厌恶的行为，都是被旁观者拿着放大镜在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记忆也许会变化，但是，珠峰会记得来过的每一个人和所做过的每一件事……
珠峰脚下的这场“版权风波”引发的一系列的不痛快，就像忽而飘过的云彩，虽然短暂遮住了天空，但是对于我这个大大咧咧的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又回到了原本的轻松、简单状态。我甚至坐到帐篷外自己画了一幅珠峰大本营的速写。
正式的攀登训练开始了。为了减少通过孔布冰川的次数，4月18日，罗塞尔决定让登山队员下到4910米营地，去攀登6119米的罗布杰峰（Lobuche）作为前期的适应性训练。队友汪老师没有同行，他的脚伤严重，只好和罗塞尔一起留在EBC大本营守营。想起他站在EBC营地朝我们挥手送别的样子，多少替他有些担心。我们这一离开就得8天时间，通常，队员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与大家一起训练时，会带来很大的心理落差。汪老师出发前就去医院看过自己的脚踝，据说脚踝软骨上有两个孔，外加哮喘性咳嗽，医生建议他不要再从事高强度的剧烈运动，但他还是选择了今年和大家一起登珠峰。为了实现自己登珠峰的愿望，每个人都需要提前准备，在过程中克服遇到的种种困难，甚至极端到不管不顾的状态。查看原图
4月20日早上8点，带着一台摄像机和两台照相机，我到达了海拔6119米的罗布杰顶峰。3台机器都派上了用场，不过，它们的确够沉的，一路上的拍摄也加大了攀登的额外负担。今天的适应性训练攀登，我精力非常集中，脚步和心情一样畅快。我的状态让一直在我前面的领队Adrian觉得吃惊，Adrian是攀登8000米雪山实力强悍的向导，在一个登山季里，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同一座山他会登顶两次。这一次，因为我的表现，他送给我一个亲切的称呼——Sherpani（女夏尔巴），在徒步大本营的路上，会见到当地的女人帮着背东西，但是真正登山带客户上雪山顶的Sherpani，我还一次没有见过，也从未耳闻。
中午12点多，大部分登顶队员都下撤到了中间的休息营地。阿芳今天状态就和我当初在卓奥友一样，不是太好，没能到达顶峰。我在下撤途中遇到她。正准备和她一起下山，到低营地时又发现大壮的状态也特别不好。我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说：“背包太沉了，夏尔巴又不肯帮我拿摄像机。”我拎了一下他的包，还真是有些分量。我亲身体会过在攀登过程中缺氧、头疼的感觉有多么难受，所以我能理解，第一次攀登这么高海拔的山还要扛着摄像机，对于大壮会有多艰难。仗着今天状态好，于是我和他交换了背包，把他的背包背下了山。晚上还去厨房给大家做了一锅蛋炒饭。晚饭后回帐篷收拾东西，然后写日记。登山时我几乎每天都写日记，在缺氧的环境中，如果当天不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和心情，之后几乎能记忆起来的部分就会很少了。查看原图
在山下经过两天的修整之后，4月23日上午，为了再次适应高海拔，大家又一次攀登到6119米的罗布杰顶峰。在快到顶峰的途中，蓝天碧云，清晰地看见了对面的珠峰，Adrian帮我抓拍了一段我和他之间关于珠峰方向的对话视频，从他的问话和拍摄角度，能感受到他具有很好的高山拍摄经验，同时也显示出超强的攀登能力和综合经验。下午3点，同队也准备攀登珠峰的Nabil才到达顶峰营地，他是队伍里最后一个到达的，一共用了10个小时，不难看出他登顶时的极度疲劳和艰辛，但当他到达顶峰时，脸上依然挂着笑容。他背着一块重重的太阳能板，一个人坚持到了顶峰，为了减轻压力和转移注意力，攀登过程中他一直听着MP3。当Nabil背着大大的太阳能板，仿佛电影里的奥特曼，终于站在营地前面时，队友纷纷从帐篷中钻出来，给他热烈的拥抱和鼓掌。真的佩服他的毅力，太顽强了。在最艰难和危险的路段，并不建议戴耳机攀登，戴着耳机听音乐心情是会很轻松，但也会让攀登者忽视对攀登中不安全因素的思考，从而加大危险。后来下撤回BC营地时得知，Nabil在下山途中小腿骨折，无法继续下撤，最终叫来了直升机救援，需要马上送到加德满都进一步检查并治疗。查看原图
为此，王石回到营地把阿芳给批评了一顿，说：“我们中国队应该吸取教训，下山跑那么快干吗？要把握好节奏。”我心想，王石这是“醉翁之意”，一定是在批评我，这次适应攀登，我的状态非常好——第一个到达顶峰又是第一个下山，早上7点，我和阿芳一起下撤，9点就到达营地。不过，队友的善意提醒非常必要，登山不是逞强，每个人都应该把握好自己的节奏。
罗布杰山峰的适应训练结束之后，接连几天，我们都在EBC大本营修整，等待下一次更高海拔的适应训练。因为感觉这几天的攀登状态和心情越来越好，在回EBC大本营途中，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这次登珠峰顺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紧接着再去攀登8561米的洛子峰呢？
闲暇时，我们一方面修整，一方面也在大本营开各种主题的“研讨会”。这天晚上，“不幸”的事轮到了我。EBC大本营的餐厅帐篷里，开始了一场“批斗大会”——大家开始对于此次活动由探路者公司赞助的各种装备“拍砖”，纷纷就探路者的产品及Logo应该怎样改进才会更好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以王石带头的这次敞开心扉的“批斗”，并未让我觉得难堪，反而是对我的鼓舞和厚爱。大家在这样生命攸关的极限环境能选用我们的产品，就足以说明他们对产品品牌和质量的信任以及对未来更大的期望。这次到珠峰，我使用的都是自己设计、改进的产品。珠峰南坡是户外爱好者展示自我的国际舞台，登山者都会带上自己最喜欢的新产品，无疑这也是研发新产品的好时机，亲自体验更是研发户外产品不可缺少的过程。每一次户外活动结束，我都会到公司产品中心开会，分享遇到的各种产品问题和新的产品设计理念。查看原图
在大本营我们也时不时地互相“串门”：随队友们去附近营地探望黄怒波，他热情地接待大家，请大家吃午饭。之后，我们也邀请他到我们的营地吃晚饭。我和阿芳亲自下厨，和厨师一起做了一顿中国的川菜给大家换口味解馋。我们队伍的热情和美食，也引来了隔壁队伍里两位会说中文的帅哥（中国台湾的王健民和新加坡的连仲伦）常来串门，以致他们队里的女队员都嫉妒他俩不带她们一起来串门。
这天罗塞尔为大家准备了一个Party，大家在5364米的大本营又唱又跳，享受了难得的轻松。准备迎接下一个无氧攀登到珠峰7400米的艰巨任务。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越过著名的孔布冰川。
位于海拔5300多米到6100米之间的孔布冰川，是珠峰南坡最危险的地段之一，也是珠峰攀登史上夺走最多生命的地方。珠峰西肩、洛子峰与努子峰上的冰雪聚到西冰斗后，在重力的作用下缓慢西移，直落800米后注入这里。这是一段活的冰川，受地势和气温的影响，每天孔布冰川都在下移。上百米厚的冰层在这里断裂、坍塌，变得支离破碎；深不见底的冰裂缝纵横交错；巨大的冰块东倒西斜。登山者胆战心惊地前行时，不仅要留意脚下，还要提防随时都可能突然开启的冰缝和崩塌的冰塔，还有那高高悬在冰川两侧的几十米厚的浮冰，随便掉下一块，上百吨重的冰层很快就会在岩壁上制造一场雪崩。孔布冰川就像一头喜怒无常的巨兽，任何人都无法预知它何时会突然发怒，导致冰雪崩塌呼啸而来。在大本营，随时会听到周围雪崩的声音。
我曾经不止一次在电影和资料中看过关于孔布冰川的描述，但是，真到出发时，心里依然没底。头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看了2009年美国探索发现频道拍摄的反映珠峰南坡攀登的纪录片Everest-BeyondtheLimit，当时，摄制组用了3年时间跟拍的就是罗塞尔带领的攀登珠峰的队伍。在这部影片里，一位年轻的夏尔巴人就在孔布冰川遭遇雪崩，永远留到了那里。2009年5月7日上午11点左右，珠峰西肩突然发生了那个登山季里最大的一起冰雪崩。3名队员在雪崩区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营救人员从冰缝里救出了两名受伤队员，另一名夏尔巴永远被埋在了雪下，人们只找到了他被雪崩打掉的背包和一只靴子……
查看原图前几天从移动的孔布冰川中发现了一具不知哪年遇难的登山者遗体，还有被冰川撕裂得只剩下残肢的遗体，想到这样的场面我就身体发麻。
孔布冰川的腹中是摇晃的冰塔，无处不是大大小小的冰裂缝，很多冰裂缝大得只能借助铝梯搭桥才能顺利通过。通过孔布冰川的最后一段，需要爬一面垂直的冰壁，爬上去后需要接着绕过巨大的冰裂缝才能到达C1营地。在通过孔布冰川时，我们都尽力要用最短的时间通过，如果遇到雪崩，那就会很难跳出魔掌。查看原图
查看原图在C1营地稍事休息后，我们继续向海拔6450米的C2营地进发。汪老师和阿芳留在了C1。汪老师还是剧烈咳嗽，脚伤未愈，阿芳前几天开始感冒，体力不佳。从C1到C2，我大约用了4个小时，全程都背负着自己的所有装备，最后路段感觉背包越来越沉，头也疼，真的给累坏了。一名队友状态不佳，把自己的背包给了夏尔巴，自己一个人走在后面，后来天气变冷，他冷得受不了，又让夏尔巴送羽绒服给他，这样的“折腾”，无形中会给攀登带来很大风险。
到达C2，极度疲惫，晚上躺下睡觉时，一直觉得喘不过气来，夜里一个人在帐篷里翻来翻去，而且由于白天太疲劳，“高反”严重，更感觉寒冷无比，身体一直紧绷着。在痛苦的折磨中无法入睡，最后一次看表已经是夜里3点多了。四周寂静得连队友的呼吸声都清晰入耳，还有风和雪崩声。就这样一直煎熬到了早上。上午我们留在C2营地休息时，遇到从C3下山准备回EBC大本营的黄怒波。他说：“这次从C2到C3走得很慢，如果下次还是这么慢，就准备吸氧上去。”听似一句玩笑话，实际上，是给我打了预防针。凭我的经验，无氧上升到7400米的攀登，将是我攀登8000米雪山以来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高兴的是，阿芳从C1赶了上来。不过，到达C2之前，她发出了求助信息，说是包太沉了，我去迎接了一段，刚接过她的包，她马上又脱下了她的安全带要递给我。我笑着说：“你真把我当女夏尔巴了！”最后那么短的一点路，她大约走了半小时才到达，真的是已经疲惫到了极致，但真是个毅力超人的女博士。晚上看到她的状况，我才体会到她当时的难受程度有多严重。
我们一直聊到了10点多才慢慢合上眼睛进入似睡非睡的“高反”状态。当我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的时候，我隐约觉得她爬出了帐篷，我以为她去“方便”，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和向导说话的声音，探头一看，两名向导正在我和阿芳住的帐篷里给虚弱的她戴氧气面罩。我吓了一跳，赶紧坐了起来。
阿芳有气无力地说：“我血氧含量现在只有44，难受、头晕，需要吸氧。”我这才反应过来，“我头也很晕。”我说。向导拿来血氧仪给我测量，我的血氧含量也只有46！阿芳见状，劝我：“静静，你也吸两口吧。”我想了想：“算了，昨晚我一直咳嗽到三四点才进入睡眠状态，今晚的状态好像比昨晚好点儿，我还是扛着吧。”
领队找来了药（Diamox）让阿芳服用，剂量是一片半，也建议我吃半片。向导临走前还叮嘱我夜里观察阿芳的状态。向导走后没一会儿，我也熬不住了，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了。第二天，原计划是去7400米的C3营地，可是早上起来风雪交加，大家不得不再多休整一天。由于身体原因，领队建议阿芳一早立即返回EBC大本营观察休息。
经过3天休整，5月3日一大早，我们开始向C3攀登，C3海拔7400米左右，这是我适应期间最难的一关。这几天我一直都在头疼，状态是进山以来感觉最不好的。出发时气温很低，领队建议所有人都穿上厚厚的连体羽绒服。开始路段我还能和大家同行，半小时后我就跟不上了，看起来很近的一段接近水平的缓坡，可是怎么也走不到C3洛子冰壁跟前。
到C3的路，过了缓坡后，接下来是很陡的冰雪混合路段，大多数都是陡峭、光滑、坚硬的冰壁，对臂力要求很高。因为昨晚的持续“高反”，我缺氧头疼得厉害，手脚也快失去知觉了，左脸在迎风的冰雪吹打下，也已经由刺痛变得麻木，左边小腿以下直到脚趾也都麻木了，动作有些变形，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向上攀爬。
我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了——接近崩溃的边缘。
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在前面绳索的一个节点处，坐了一个我们队伍里的夏尔巴协作。我从他身边经过，他跟了上来：“Doyouneedhelp？”我指着我胸前挂着的摄像机：“Myvideo？”他看着我：“Areyousure？”接着，他又说：“Yourbag，giveme。”严重“高反”导致我头晕目眩，甚至有些迷糊，眼睛在风雪中半睁着，勉强打起精神站在那里看着他，他点头示意我把背包给他。当我解开了背包的胸扣，他已经替我解开了腰间的快扣，把我的背包卸下并接了过去，然后一步不离地跟在我摇晃的身躯后面。
卸下了背包，身体没有额外的负重，我慢慢感觉状态稍稍好一些，接着向上攀爬了大概二三十分钟，但心里却变得难受起来，对自己说：“你还登山呢，包都需要别人帮你背……”我半弯着腰努力在冰雪混合的雪壁踩稳，左手撑着左膝盖，右手抱在胸前，小心地转过头，斜着向下，看着那个夏尔巴说：“Mybag。Icantryagain。”向导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没说话，那神态仿佛在说：“你自己都狼狈成这样子了，还逞能？”
看他镇定默然无语，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根神经被触动，转过身来，眼泪混合着风雪，突然就涌了出来，散落在空中瞬间结成了冰粒，此时就像天空中下起了“冰雹”。我开始哭出了声，抽泣得上气不接下气。严重缺氧让我的动作和思维整个变了形，精力瞬间分散，脚下一下踩滑，猛地向他滑坠过去。夏尔巴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滑落到距离他两三米的跟前，他本能地把我挡住，接着连扶带拽把我费力拉扶到了雪崖边的帐篷门口避风处坐下。这时，我因上气不接下气地抽泣几乎呈现窒息状态，向导确认我坐稳不再下滑后，一边用对讲机与已经到达C3营地的领队及大本营联系，一边不时地看看情绪还未稳定下来的我。
大本营医生通过对讲机了解了我的状况后，让他给我吃帮助血管舒张提高血氧含量的药，就是昨晚我血氧含量只有46时口服的那种。但是这药吃了以后，药性持续时间可以达到10小时，我在上午攀爬过程中四肢有明显的麻木感，好长一段时间左脸都是麻的，严重影响到攀登的进程。
我坚持不吃药。向导非常严肃地问我：“你想不想再往上走？”我沉默，然后肯定地点点头，他告诉我：“想继续往上走，就必须吃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洪海在一旁提醒我：“你装着吃下去，把药压在舌头下面，再吐出来就是……”我突然眼前一亮，反应了过来，照着他说的样子，假装把药吃了下去，然后趁着向导没注意，偷偷地把药吐了出来，白色的药混合在白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同一位高山医学专家聊起珠峰这段经历和卓奥友发高烧时血氧含量只有42的事，他严肃批评我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他说，人在海拔6000多米时血氧含量只有42，算是低到了生命极限，这种情况下的测试结果表明，脑细胞会快速死亡，随时可能引发脑水肿、肺水肿之类的高山疾病。另外，有些高山疾病当时不会有什么严重表现，也许过10年8年就有反应了。难怪医生一定坚持要让我服下这种药。但我当时的判断是，一旦服用了这种药，身体的麻木感一定会加重，我肯定爬不到7400米的C3营地，况且医生要求我吃到一片半，是原来剂量的3倍，一定不能继续攀登，结果只能是下山，打道回府。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我不吃药，哪怕是一步一步挪，我一定也能坚持到营地。不过在那样的环境，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有多少脑细胞会死亡而不会再生，也没有考虑过将来自己是否会变成呆子。
在风雪交加的雪崖帐篷口待了大约十几分钟，我喝了一些热水，稳定了一下情绪，继续向上攀登。接下来需要攀爬的是一片硬的亮冰区。风越来越大，卷裹着被前面的攀登者踢下的冰屑猛烈甩到我脸上，即使戴着大大的雪镜，脸部也被冰雪打得生疼。遮挡脸部的脖套早已在风雪和呼吸出的雾气中结成了冰壳，脸部从未有过的疼痛，让我感觉到左边迎着风雪面麻木的脸部这次一定是被冻伤了。
风雪中我竭力往上攀登。冰壁很硬，几经折腾，体能迅速下降，正处于体能透支状态的我，腿脚早已没有了冲击力，冰爪很难踢进冰壁里，也不容易抓稳，臂力、腿力都在大大减弱，感觉自己随时可能滑下去。大风呼呼地伴随着雪和冰花，眼镜上全是凝结的雾气和雪花，几乎看不到冰壁上哪儿是前者踢过有痕迹的地方，脚踩不踏实，只能凭信念努力站稳，一步一步向上攀登。向导不时回头，不断地鼓励我，我已经看不清他的眼神和手势了。
大约又过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大风雪里到达了7400米的C3营地。
领队Adrian着急地站在风雪交加的营地等我们。在营地不远处，正巧遇到攀登玛纳斯鲁时我的协作拉克巴，他也赶紧过来扶我，最后几步的扶拽已经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能力范围，被拉拽进帐篷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这种难受劲儿是不是超出能力范围的急促死亡的前兆。
进帐篷后我只想睡觉，向导却不让。在他的坚持下，我喝了一些水，吃了几口方便粥，迷迷糊糊地躺了一会儿。后来感觉好点儿，自己坚持又烧了两瓶水，在氧气稀薄的7400米寒夜里烧开水，需要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才把两瓶水烧开，灌满了水瓶，接着马上在冰冷的雪域中闭上眼睛。这一夜的高海拔适应，没有用氧，迷迷糊糊坚持到了天亮。
第二天一早大约7：30，我们开始下撤到C2住一晚；5月4日早5点，又开始往EBC大本营下撤。下撤这一路还是非常辛苦，刚一下撤，我就开始咳嗽，一咳嗽就头痛、缺氧、喘不过气来，嗓子还发痒，在C2的晚上，一直咳嗽到半夜也没有睡。回到大本营后，赶紧找队医检查，第一次有这样敏感的反应，很担心自己患上了肺水肿之类的高山疾病。队医Monica用听诊器听过，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让我多喝水、补充些维生素。这下我放心了，一颗心落回到原处。这段时间一定不能生病，只有这样，才可能迈向顶峰。
回到大本营，手机有了信号，给家里发了信息报了个平安。怕家人担心，我没有说自己身体不好的事。我知道女儿因为咳嗽要去看病，很担心，发强发了一条安慰短信——“放心，孩子问题不大，安心登山吧，我今天在创业论坛还讲了咱俩的故事：‘创业不一定仅仅是磨难和痛苦，也有快乐、甜蜜的时候’。”经历了半死不活的我，这时情感变得异常脆弱，回忆起我们走过的艰辛与甜蜜，感动得热泪盈眶。
从C3回到EBC营地之后，一直都是休整期。5月13日上午，和罗塞尔探讨珠峰登顶后再去攀登洛子峰的可能性。因为这次适应攀登期间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综合能力，被领队称作“Sherpani”，这也给了我更大的攀登自信。在这之后，我的计划是顺利登顶珠峰后接着就去攀登洛子峰，如果登顶珠峰后还能保持良好的体能，那攀登下一座山就不需要再适应，会节约大量的攀登时间。不料却得知，洛子峰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原因是，今年珠峰登顶的时间太晚，接下来天气会变得越来越热，会有很多的雪崩，已经错过了登顶的最佳时间；还有，通往洛子顶峰的路线都没有修好，直到我们谈话时，今年还没有一人成功登顶洛子峰，还有一名登山者在海拔8000米遇难。不能登洛子峰是令人失望也令人轻松的消息，我不用再考虑为洛子峰节约体能了，一心一意登珠峰。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适应，我们做好了最后冲顶的准备，期盼着登顶窗口期的到来。据罗塞尔介绍，每年春天适合登顶的好天气只有1星期左右，这就是所谓的登顶窗口期。能否把握准确的窗口期，是成功登顶的一个重要环节。
窗口期的形成是由地球的气候特点决定的。由于大陆和海洋热容量不同，日照后表面温度也会不同。冬季海洋温度高于大陆，反之夏季大陆温度高于海洋。因为热空气上升后冷空气会从侧面来补充，于是海洋与大陆的季节性温度差就造成了冬季由大陆刮向海洋和夏季由海洋刮向大陆的季候风。在8000米高空，季候风无遮无拦，非常强劲，不适合登顶。只有春秋两季在季候风转向时，高空才会短暂出现风力较小的几天，而这几天就是喜马拉雅山的最佳登顶窗口期。
珠峰地处中尼边界，南面是印度大陆，印度东面是孟加拉湾。所以大致来说，当5月孟加拉湾上空大陆性冷空气开始向北退却时，就是登顶珠峰的最佳时机了。由于高低压界面的移动往往伴随着蜗旋状气流形成，所以一旦孟加拉湾上空蜗旋状气流形成并有北移的迹象，那就是珠峰登顶的最佳时期。时间太早，季候风还没停；时间太晚，季候风转向已完成，都不适合登顶。这个时间窗口一般是几天，根据统计数据，大部分珠峰登顶都是在5月中下旬的窗口期完成的。
窗口期每年的具体时间都会有前后变动，而且往往还会在5月初产生时间较短的小窗口。虽然现在卫星监控技术的发展已大大提高了天气预测的准确性，但卫星技术只能预测风雪的到来，而在预测具体到来的时间和规模上都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能否根据卫星技术及山里具体气候作出最后的准确判断，是测试登山领队水平的一块试金石。以2009年为例，5月19—23号这个大窗口是各队都能抓住的。但对之前小窗口的捕捉结果却各不相同。罗塞尔抓住了5月5日这一天转瞬即逝的稳定日，指挥夏尔巴成功修通了登顶道路，同时也准确预测到5月10—11日的小窗口风速不理想，于是叫停了他的队伍。而InternationalMountainGuides（简称IMG）队则决定在10—11号尝试冲顶。结果，不但从大本营登上南坳后无功而返，还导致一名队员下撤时受伤提前离队回家。不过，即使被央视记者称赞为比官方气象数据预测还准确的罗塞尔，也有犯错误的时候：2007年，他在卓奥友的天气预测上犯了错，没能使他的队伍登顶。可见，准确预测时间窗口是一件多么难的事。
由于窗口期非常短暂，所以营地的登山队大多都会计划在同样的时间段登顶。登山者的攀登速度不一样，在狭窄路段只能一个接一个前行，只要有一个人的攀登速度慢下来，就会严重影响到整支队伍的速度，造成“堵车”现象，这样的状况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第一，速度慢下来非常容易冻伤；第二，通过孔布冰川的攀登时间延长，遇到雪崩的可能性就会加大。所以，在这样危险的路段，大家都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包括在途中拍片子，也一样会加大攀登危险。
除了气候因素，登山过程中随时还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有时候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在攀登训练期间，罗塞尔会亲自给队员讲一些攀登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分析和讲解注意事项。比如，我们登山过程中都使用无线电对讲机。对讲机的性能决定于选用的功率大小，而且与使用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两台对讲机之间有阻碍物，或者遇到低洼地形等情况，都会对信号造成不同程度的干扰。
对讲机在低温情况下可以很快跑电，造成功率下降。所以如何给对讲机电池保暖，如何在通联状态下避风等等细节，都是保障队友正常通讯的重要环节。但在8000米严重缺氧的攀登中，攀登者脑子往往简单得像个几岁小孩，已经很难再有能力去顾忌对讲机的事情。罗塞尔队曾经有一名队员，在登顶期间不小心连续7小时按着自己的对讲机，使其一直处于对话的开机状态，结果导致其他队员之间的对讲机始终无法通联，给整个队伍调度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罗塞尔特意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1996年珠峰山难，也就是小说和电影IntoThinAir的真实故事原型，新西兰探险咨询公司（AdventureConsultants）的领队罗伯特·；霍尔（RobertHall），他也是罗塞尔的朋友。当时，在希拉里台阶上的霍尔可以用铱星电话给他远在新西兰的妻子通话，却没有办法用对讲机与近在咫尺的攀登队员联系，如果当时能保持对讲机通畅，南峰顶的人就可以带着氧气去救援，霍尔就有很大的生还的可能性。罗塞尔从这次山难中学到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训就是，一定每人配备一台对讲机并保持畅通的联系。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攀登高海拔山峰时，整个攀登过程通常都需要一两个月时间，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攀登时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结果。
5月14日，噩耗日。
中国的一支攀登队伍，在攀登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时发生了重大山难。3名遇难队员中，李斌、韩昕是我熟悉的朋友。想起他们鲜活熟悉的面容，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
无极。
仰望你屹立雪域之巅。
看似你近在咫尺。
伸手才知你远在天边。
无数次轻偎你白色衣衫。
你毅然在空中瞬间飘散。
头也不回地无情离开。
为无极之梦死而无憾。
但生命却只有一次。
不能活着下山。
将是我今生的唯一遗憾。
5月17日夜里，我们就要出发了，向着梦一般的巅峰。
不管会不会成功，我唯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
“必须活着回来。”
5月18日零点，我们出发去C2营地，这是冲顶前最后一趟通过孔布冰川。凌晨出发后两个多小时，正通过孔布冰川时，我在对讲机中听到这样一句话。
“感觉自己状态不好，不是来爬山的……”
这是平日表现自信又强壮的29岁身高1。9米的澳大利亚小伙子Steward，他要求撤回EBC大本营。这意味着他在最后关头主动放弃了登顶机会。无奈，在后面收尾的领队Adrian只好在黑夜里陪他下撤到EBC大本营，领队因此会错过通过孔布冰川的最好时机，只能留在EBC大本营等待明天夜里出发，再与今天已经在C2营地的大队伍汇合同行。
我想，Steward放弃最后的攀登不是他的体能问题，而是心理原因。这次登山，一路上，他一直在衡量自己登顶的可能性，他曾经问我：“你觉得自己登顶的可能性有多少？”还未等到我回答，他已经说出了那个可能被他自己反复评估了无数次的答案：“我觉得我们俩登顶的可能性都是50%。”
他为了那50%的“不可能”在最后关头放弃，我却选择为那50%的“可能”坚持。
今天出发时我走在队伍的中间，后来走到冰塔林时，受到Steward放弃攀登的影响和孔布冰川险峻的威胁，我逐渐加快了速度，走在了队伍的前面。我一直想找到自己的节奏，尤其是从C1到C2的路上。这一段路是很长的大缓坡，没有太大的危险，我已完全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虽然从EBC大本营到C2的整体路线非常长，但今天这一路我还算轻松，用时8小时20分钟，找回了我在罗布杰适应时的那种自信轻快的感觉。可走在最前面的被称为“无敌猫头鹰”的丹麦队员，居然比我还快了1个小时到达C2营地。
5月19日中午，在C2营地休息时，黄怒波登顶归来。这位称作诗人企业家的登山前辈，黑红的脸上写满了登顶成功后的满足和愉悦。他把自己所有的登山装备都亮出来，只要大家有需求，都会热情地赠送或者出借，恨不得空着手下山。他本来打算马上下撤到EBC营地，这几乎是每个登山者登顶下山后的共同愿望——恨不得一步跨回到大本营。为了安全起见，经验丰富的王石强烈建议他在C2休整一晚，等到第二天一早再下山。
我这两天状态一直都不错，一路攀登，一路拍摄。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最后的关键时刻，越往上走，挑战越大，攀登越艰辛，隐藏的危险也越大。所有攀登者都恨不得把一切不必备的装备扔在低营地，尽量为攀登减负。为了提高安全系数，我也必须认真考虑在攀登路上减少拍摄的时间。接下来的攀登中，自己不能像在罗布杰那样既带相机又带摄像机，一路交替拍摄，我计划在不同的路段用不同的机器拍摄，这样会比同时使用两台机器拍摄节省体能，减少风险。
在C2营地，我教过夏尔巴小扎西（TashiTshering）摄像机的简单使用方法和拍摄技巧，他将负责拍摄我去往顶峰路上的最后部分的视频。我们俩的英文都不好，沟通起来很费劲，连比带画，我也不知道，Tashi是否能明白我的意思。
Tashi刚23岁，完全没有拍摄经验，攀登经验也不多，这次攀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他在最后一站出发前临时决定协助我负责拍摄视频。我并太不在乎他年龄小和攀登经验少，从他做事热情和主动学习的态度上，我判断他应该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去往顶峰的路上，我负责拍摄照片，他负责拍摄视频，这样可以留下一些难得的攀登珠峰的照片和视频资料，我不仅把这看做是一次记录，也希望是一次创作。在登山期间我渐渐对高海拔拍片产生了浓厚兴趣，每次都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把在城市里无法看到的景致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这也为我的攀登增添了另一份乐趣。
我们这支队伍，正按照预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继续攀登。
5月21日，整支队伍顺利到达了7400米的C3营地，我今天的攀登不再像上次适应攀登那么煎熬，状态也轻松了很多。由于C3营地是建在一面很陡的雪坡上，走出帐篷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非常小心，就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人从帐篷里出来上厕所，不小心踩滑而滑坠，最终连遗体都没有找到。因此，我们很少出帐篷走动。
夜里一直刮很大的风。阿芳担心地问我：“静静，我们会不会被吹走啊？”我安慰她：“你安心休息吧，我经历过12级风，这么大的风没事儿。”实际上，我心里多少也有些担心，怕帐篷被狂风撕破，把迷糊睡梦中的我们卷下山去。但是与其杞人忧天，不如镇定面对。
昨夜的风并未使帐篷受到任何损坏，由于已经到达7400米的高度，我们开始小剂量用氧，吸氧后感到自己的状态很不错。
早上，我听见帐篷外面依然狂风呼啸，正在想今天是否能按计划继续往上攀登，突然听到向导喊大家起来，准备向去往顶峰的最后一个C4营地出发。
从C3到C4的攀登路线，首先是向上攀登一段洛子壁，然后再斜上横切。在洛子面横切相对安全的位置，我拿出摄像机拍前面排成一排行走的队友，正好赶上一阵大风刮过，自己还得意地庆幸赶上了这样一个镜头，然后还把摄像机反过来自拍记录。接近南坳路线需要攀爬一段陡峭的岩石区，然后再延着岩石区斜切到珠峰与洛子峰中间的平地，也就是7900米的C4营地——南坳。
今天大家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C4，虽然途中有一段比较难于攀登的路段，但是由于大家已经开始吸氧，所以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异常。
在珠峰最高海拔的南坳营地，我再次住进了自己研发的帐篷，心里无比愉悦。
夜里11点，我们准时在大风中出发冲顶。神奇的是，我们出发不到半小时后，风力越来越小，天气慢慢好了起来，不知道是罗塞尔对天气的神算判断，还是老天对大家的恩赐。
出发前，因为英语不好，我没能准确理解向导的意图，导致没能很快完成准备工作，所以比前面的队友晚出发了一小会儿。在路上，抬头望去，前面已经有很多星星点点的头灯在漆黑的夜里向上移动。
刚开始，雪地比较平缓，也没有路绳，我看前面队友的速度也不是很快，就开始“超车”。大约走了不到1小时，地形变成越来越陡的雪岩混合地带。因为每个队友的攀登能力和体能不同，前面队员一旦慢下来，就会导致整个队伍攀登速度放慢，在这样陡峭的地形中，既没有多余的上升路绳，也很难“超车”，只能慢慢地跟着前面的人走。
不一会儿，我发现夏尔巴的总指挥普巴扎西（PhurbaTashi）在陡峭的岩石区超过了我，从我身边越过时，他跟我打了一个招呼，戴着氧气面罩的我冲他笑着说：“Iwillfollowyou！”我想他无法听见我说话，也许是看见我状态不错，他朝我竖起了大拇指，示意我跟上他。普巴扎西是夏尔巴人中能力最强的攀登者，算上这次和我们一起攀登珠峰，他已经登顶过17次珠峰（到2012年，他已经登顶19次珠峰）。如果2013年的登山季能再多登顶两次，他将成为世界上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人。我根本不可能跟上这个夏尔巴超人，在跟随他的十几分钟内，我学会了敢于“超车”的技巧，速度也逐渐加快了。
在寒冷的黑夜中，我的头灯渐渐没有了光亮，在这么陡峭的雪岩攀登区域不可能停下来换电池。我心里因此还一直抱怨，这还是朋友推介的最好的国外品牌呢。我只能紧紧跟在Tashi的后面，他也尽可能把光照在距离他最近的位置，余光让我不能很清晰地看见脚下的状况。后面的夏尔巴也跟了上来，我被夹在中间艰难地攀爬……查看原图
5月22日，尼泊尔时间早晨6点05分，我登上了世界之巅——珠峰顶峰，实现了我的珠峰梦。
心酸，是我第一次站在珠峰顶峰的最深感受。
多少人为了站在这里，经历了多少艰辛与磨难，甚至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只为站在这里。
这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堆满了登山者心爱的物品：照片、经幡、信物……它们都是登顶的人特意安放在这里的，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甚至一条生命。
珠峰有连篇累牍世俗的“第一”和“之最”，每年都有各种“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纪录产生，我自己也算是其中之一：
第一位从珠峰南坡登顶的中国大陆女性。
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登顶珠峰，不是终点，仅仅是我人生的一个片段，我一直在路上。因为，登顶之后你就会发现——珠峰虽是世界的最高点，但它只是一座山，只不过比别的山更高而已。
世界上还有比珠峰更高的地方吗？——有。
那是你想触摸天堂的心。
巅峰之吻。
盼望梦中与你相遇。
去凝听彼此的呼吸。
想象躺你怀里疲惫地睡去。
哪怕发出雪崩般坏脾气。
向往你怀里的神奇秘密。
我愿以身相许。
我知道仰慕你的人成群结队。
但我不是她们的情敌。
当倔强的身影穿越冰冷。
当柔弱的身躯迈向天极。
当孤寂的心在风雪中战栗。
我也从不畏惧。
云上空气永远纯净窒息。
自由心灵在天光下沐浴。
今生注定与你在巅峰相遇。
此刻，我在生命禁区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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