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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求学
薛暮桥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世界上也具有权威性。
1979年，薛老赴美考察，美国的许多着名教授都纷纷移樽就教。薛老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教授们都被他的渊博知识、深刻见解，还有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所倾倒。他们认为，薛老如不是英国的“牛津”、德国的“汉堡”大学毕业生，也定是中国的“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因而，当他们听到薛老十分自豪地说自己只是“牢监大学”的毕业生时，不禁瞠目咋舌，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这都是事实。薛老虽做过大学教授，自己却从来没读过大学，他的知识大都是在牢监中学到的，包括最深奥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薛老是江苏无锡人。1926年，二十岁的薛暮桥已是杭州笕桥车站的年轻站长；同时又是我党身负重任的年轻革命者。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薛暮桥等同志在开会时，由于奸细告密，在杭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当时白色恐怖最为猖獗，入狱当晚反动派就从狱中一下子提出八个共产党人枪毙了。薛暮桥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唯一的念头就是准备慷慨就义，高呼“共产党万岁”为革命捐躯。
与此同时，他们牢中有一个人却居危若安，每天总是在狱中那昏暗的光线下孜孜不倦地潜心读书、学习。边读书边用指甲在字行中划道道，作圈点，好像这不是敌人监狱，而是他家的书斋。他就是我党早期赫赫有名的革命家张秋人同志。
有一天，他读书完了，把书往铺上一掷，说：“敌人还想玩什么花样，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惊奇了，说：“你既然准备死，为什么还天天读书学习呢？”
“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张秋人诚恳地说：“在外面是天天闹革命，在牢里不能闹革命了，就要天天学习，哪天死哪天才算学完！”
他这高瞻远瞩的见解，如电闪雷鸣，顿时使薛暮桥豁然开朗。是啊，列宁说过：监狱是革命者的锻炼所，而不是格斗场。我们共产党人就得生命不息，学习不止，这样我党的素质才会不断提高。薛暮桥决心向革命前辈学习，为出狱后的革命斗争做准备。此后，他白天向张秋人学习，晚上听张秋人给他们上课。
然而，这种时间不长，头一天张秋人还给他们讲“二·七”的历史，第二天却被敌人拉出去枪毙了。张秋人虽然壮烈牺牲了，但他的高大形象常在薛暮桥眼前浮现，他的谆谆教诲，时常在耳畔回响：“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要天天学习，哪天死哪天才算学完！”他愈加坚定了学习的信念。
反动派见对共产党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把薛暮桥等一大批人转押到“反省院”。妄图用教唱《小尼古思凡》《西宫怨》等颓唐歌曲“陶冶”这些“赤色分子”；又妄图用佛经一类书来麻醉瓦解这些政治犯的思想武装；并又用“三民主义”等书来给“反省人”洗脑筋。
愚蠢的敌人却给了革命者合法斗争的武器，他们自己并不看“三民主义”，而薛暮桥却研究起这本书来。
薛暮桥他们尽量利用敌人的愚蠢进行合法的学习。例如他们利用合法的途径买“不合法”的书。有时敌人突然来“抄笼子”，他们就用油纸把书包起来放进马桶里，使一些来之不易的珍贵的书，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
当时学习最难解决的是笔墨纸张，可这也没难倒他们。在狱中，写信要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去写。他们在写完信时，趁看守不注意把墨咬一口含在嘴里，然后赶紧回笼子把墨吐在早已准备好的针药小瓶子里，再加上水调匀，就成了墨水。至于笔，把扫帚柄的芦苇秆子削尖就可以代用。有了笔墨，纸张就容易了，包药的纸，佛经书的反面都可以大写特写。为了节省纸墨，大家还练了一手能把字写得很细很小的本领。
薛暮桥和难友们用这些简陋的书写工具甚至还办起了秘密刊物——《火星》，是给政治犯看的，经常刊登些学习心得或者由外面带进来的党的文件摘要，一个叫《洋铁碗》，给普通群众看的，主要登教育群众的短文。稿件是先由投稿者写在包药片的纸上，然后由“编辑”们抄写在佛经的背后，最后大家传阅。后来为安全起见，又办起了“盆报”，即把稿件内容写在白脸盆上，大家传阅，如遇敌人突然来抄笼子，就用湿布把字一揩了之。
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同敌人周旋，薛暮桥又和同志们起劲学起外语来。因为那些不学无术的狱卒是不懂外语的，外语的理论书就可以公开拿进来学习。他们组织了一个世界语小组，薛暮桥是组长。他们与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挂上了钩，这个学校定期寄给他们讲义，每周都有练习题，大家都认真做作业，最后集中到薛暮桥那里，由他选择、修改成一份答案寄给上海的世界语函授学校。薛暮桥的世界语进步很快，在函授学校毕业考试时，寄去的毕业论文《牢狱中的一天》受到函授学校的好评，并被刊在世界语学会的《绿光》杂志上发表。学好了世界语后，薛暮桥又自学起英语来。由于掌握了外文、薛暮桥趁机大量地学习起马列主义书籍、经济理论和其他各种书籍。他一头钻进书堆里，把牢监变成了自修大学。
三年后，薛暮桥出狱。他辗转各地寻找党组织，并开始把牢监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学会”工作，主编《中国农村》杂志，并在广西专科师范任教授。尔后，又到新四军任教导队训练处处长，一直从事经济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
今天，这个昔日铁窗苦读的囚徒，已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
读书人不怕才识不丰富，而怕没有确立志向。
自学苦练
唐弢是中国现代着名作家、评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
唐弢家中祖辈务农，父母都不识字。父亲曾因没有文化吃过亏，决心将几间破屋典押出去，为儿子交学费。唐弢进了上海的华童公学，寄住在舅舅家中。
初一时，他喜欢温庭筠、李商隐的近体诗。近体诗讲平仄和对仗，他很想有一部既标音韵，又释字义的辞书。当他的父亲由农村来看他，就要求父亲给他买一部《辞源》。当时一部《辞源》要价四块银元，比两担稻谷还贵。父亲用颤巍巍的手摸出四块银元来，忍痛买下了书。唐弢深悔自己无能，不禁热泪涌出。此后学习更加刻苦，半年来写了近百首七言律诗和绝句。他又自学庾子山、陶渊明、曹操、曹植的诗，尤其喜欢背诵《古诗十九首》，有了疑问就查阅《辞源》，过了一年，又作诗百首。
由于生活所迫，唐弢只读完初二就辍学了，考入邮局当了拣信生。他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用于买书，业余时间用于读书，也试着写文章，并把学写诗的经验推广到钻研其他学问上。他深知自己知识底子薄，于是狠下工夫。别人花两天干的事，他就花三天；别人不需要查阅资料就懂了，他就多查参考书；请教别人，从不怕辛苦。十年勤奋自学，终于使他成为杂文能手。由于文笔犀利，竟使反动派误以为他的文章是鲁迅化名写的。
有人问唐弢请教自学成功之道，他说：“我觉得，不承认上大学的重要性是不对的，反过来，只承认上大学能够解决一切，那也是非常偏颇的见解。在长期实践中，我的体会是：因循是自修的大敌。但是，急于求成又往往导致失败。对待学问需要有‘韧’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相信时间终会将人带上成熟的道路。”这番话道出了他成功的经验，也概括了他刻苦勤学的艰苦历程。
人各有自己的志向，实现志向的途径也不同。
驯鸽练眼
梅兰芳(1894一1961)，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是中国着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之所以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靠的是勤学苦练。
在他8岁的时候，就进戏班学戏。老师见他进步太慢，认为这孩子学艺没有希望，就对他说：“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一赌气，再也不教他了。
自从挨了老师的一顿骂之后，梅兰芳就发奋苦学。练鞒工的时候，用一条长板凳，上面放着一块长方砖，他支着鞒，站在这块砖上，要站一炷香的时间。开始站上去，战战兢兢的，痛楚异常，不一会工夫，就支持不住，只好跳下来。但日子一长，腰腿就有了劲，渐渐地就站得稳了。
他常常练得脚上起泡，疼痛难忍，但仍坚持不懈，从不间断。冬天，他在冰地里，支着鞒，打靶子，跑圆场。起先一不留神，就摔跤，可是支着鞒在冰上跑惯了，演出时不支鞒，就觉得轻松自如，真是苦尽甘来。
由于他勤学苦练，到了十七八岁，知识便一天比一天丰富，演技也一天比一天出色了。
梅兰芳年幼时，两只眼睛微带近视，眼皮下垂，眼神不能外露，有时迎风还会流泪，眼珠转动也不灵活。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的确是个致命的缺陷。因为演员们的眼睛在五官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脸上只有一双眼睛是活动的，能够传神。许多名演员，都有一对神光四射、精气内涵的好眼睛。当时许多亲戚朋友都替梅兰芳的眼睛发愁，怕这双眼睛影响他艺术前程的发展。
怎么办呢？
“练！”
梅兰芳养起鸽子来了。从此，他就等于训练了一支空军部队。
他指挥的工具是一根长竹竿，上面挂着红绸，是叫鸽子起飞的信号，绿绸便是飞降的标帜。先练成一部分鸽子作基干，能够飞得很高很远并且自己回来。然后在这一队熟鸽子里面，每次加入一两个生鸽子，一起练习。遇到别家的鸽子群，混合到一起的时候，就要看各人训练技巧的高低了。也许自己的生鸽子被别家裹了去，也许自己的熟鸽子，把别家的裹回来了。
这养鸽的游戏，虽是一种乐趣，同时也是一种苦差事。
每天天刚蒙蒙亮，梅兰芳就得起床，他打开鸽子窝，把它们的小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喂食、喂水，这些工作一样都不能少。等到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便开窝放鸽。先把飞行力最强的一队放上去，飞了一会儿，接着放第二队、第三队……
鸽子飞得很高，放鸽的人要用尽目力来辨别这鸽子是属于自己的，还是别家的。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眼睛老随着鸽子望，愈望愈远，仿佛要放到天的尽头，望到云层的上面去……
不只一天，天天这样做，数年以后，在不知不觉之中，梅兰芳的眼睛便治过来了。
一次，梅兰芳在台上演《穆柯寨》，台下一位老观众情不自禁地对旁边的白发老太太说：“你瞧他那双眼睛，多么有神，这不是天生的吗？”很显然，这位老观众没有听说过梅兰芳养鸽子的故事。
立志远走万里的人，不会在半路上停止前进；打算拥有四海的人，不会计较小事而危害大的事业。
苦攻英语
钱三强是中国着名的核物理专家。
钱三强的父亲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授。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很喜欢读书。
上中学后，有一天，他偶然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写的两本小书，一本是《三民主义》，一本是《建国方略》。《建国方略》里讲，要把黑暗、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并勾画了一幅中国光明、美好的图景。这两本书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立志要学习科学，为祖国走向富强贡献力量。
当天晚上，钱三强找到父亲，郑重其事地说：“我准备学工科！”父亲很支持儿子的志愿，问他准备怎么学？他回答说：“我准备考南洋大学。”南洋大学，就是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父亲又问：“南洋大学教师讲课一律用英文，你现在学的是法文，怎么考啊？”
这一问，可把钱三强难住了。他找到几个同学商量了一番，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过了几天，他又找到父亲说：“我们几个同学商量好，先考北大预科，然后再考南洋大学。”父亲说：“北大预科入学考试就考英文，你还是不成呀？”钱三强决心说服父亲，他出主意说：“我们听说，预科最重视的是数理化几门基本课程，至于英语的入学考试嘛，您跟主考部门说说，先考我们的法语，入学后，我们再补学英语，保证考上去，不然，就留我们的级！”
经过学校的同意，准许钱三强和另外两个同学考试法语，结果，他们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
入学后的第一节课，课桌上放的就是英语课本，教师讲的是英语，同学们回答问题用的也是英语。钱三强突击了几天，掌握了一些英语单词，勉强能听懂几句。但是，往往是上句还没听懂，下句就接踵而至了。一堂课下来，老师究竟讲了些什么，他糊里糊涂，弄不清楚。
是继续学下去，还是半途而废？钱三强想起自己在入学前所作的保证。他对父亲说：“不用为我担心，半年之内，我一定争取英语及格。”
钱三强说到的，他就决心做到。他抽出更多的时间攻读英语，终日抱着英汉词典，反复翻阅着；他的笔记本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就连走路，他也用来背诵英语单词。在那段日子里，他从早到晚，想的、说的、写的都是英语单词。
暑去寒来，半年过去了。这一天，又举行英语考试，钱三强的成绩不仅及格了，而且超出班里一些一直学英语的同学。当他把英语考试卷送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满意地笑了。
这只是钱三强攻读英语的一个小故事。后来，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留学，在约里奥·居里夫妇即小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首先发现了核裂变的“三分裂”现象。他将这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分别用法文和英文写成长篇论文，同时在法国和英国发表了，引起国际物理界的高度重视。小居里夫妇欣喜地说：“这项研究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研究所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
当钱三强决心返回祖国的时候，小居里夫妇又在他的鉴定书上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十年来，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研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的！”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钱三强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落榜不馁
中国年轻的数学家张广厚，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和杨乐在函数论研究中有很多创造性成果，国外把他们的成果称为“杨、张定理”和“杨、张不等式”。1978年4月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学术年会上，他的学术报告获得了世界数学家的称赞。
可是，谁能想到张广厚在上中学的时候，还曾经因数学不及格，没有考上中学呢！
张广厚出生在一个矿工家庭。1948年，唐山解放了，矿工的儿子张广厚去报考中学，可是因为数学不及格而落榜了。但是他毫不灰心，立即到补习班去学习。他抓紧时间，发奋学习。每天天没亮就悄悄起床。学校大门不开，他就坐在路灯下温习功课。等老师到校，他已经自习了两三个小时了。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开栾二中。
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兴致勃勃地钻研数学，开始在数学领域里拼搏，为了练好基本功。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他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做到“准、快、好”。他从不粗心大意、马马虎虎。出现差错，一定要重算。他还注重练习快，借来一块怀表，放在桌子上，集中全部精力，掐着表计时间，一次比一次算得快。在这个基础上，又要做到好；字迹工整、格式正确、步骤严密。几年的严格训练，艰苦努力，他终于成了全校出名的数学尖子。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