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父亲李格非与当时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谓“元祐党人”有牵连，被罢职远徙。这种名誉上的打击，自上而下，铺天盖地，轰传一时，压力极大，但年轻的李清照还能承受，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另一种名誉——类似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名誉。然而不幸的是，处理这个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亲赵挺之！
这一下就把这对恩爱的年轻夫妻推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亲能保持名誉，另一方的父亲就必然失去名誉。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压在一个家族的头顶，实际上连一半名誉也无法保持，只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别人看笑话，两败俱伤。
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体会到了这种尴尬，曾大胆写信给公公赵挺之，要他以“人间父子情”为虑，顾及儿子、儿媳和亲家的脸面，不要做炙手可热、让人寒心的事。
一个新过门的儿媳妇能够以如此强硬的口气上书公公，可见做公公的赵挺之当时在亲友家族乃至民间社会中是不太有名誉的。但实际上，赵挺之很可能是一个犹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终也遭到打击。甚至在死后三天，家产被查封，亲属遭拷问，儿子赵明诚也被罢免官职。
事虽如此，他原先缺失于民间士林的名誉并没有恢复，反而增加了一层阴影，人们只把他看成三翻四覆的小人。古往今来，很多勉强进入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官吏，大多会在自身名誉上遭此厄运，又百口莫辩。
这时，李清照跟随着落魄的丈夫赵明诚返回故里青州居住。他们这对夫妇对世间名誉的品尝，已经是涩然不知何味了。
我想，被后世文人一再称道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青州十余年的风雅生活，他们购书、猜句、罚茶等令人羡慕的无限情趣，正是在暂离升沉荣辱旋涡后的一湾宁静。他们此时此地所达到的境界，好像已经参破红尘，永远不为是非所动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名誉上的事情没有止境，你参破到什么程度，紧接着就有超过这一高度的骚扰让你神乱性迷，失去方寸。就像是催逼，又像是驱赶，非把你从安宁自足的景况中驱赶出来不可。
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后来遇到的名誉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关及个人，越来越无法躲避。例如那个无中生有的“玉壶事件”，就很典型。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文物鉴赏专家，自己也藏了不少文物。在他病重期间，曾有一位北方的探望者携带一把石壶请他过目。没想到，赵明诚死后即有谣传兴起，说他直到临死还将一把珍贵的玉壶托人献给金国。
当时宋、金之间正在激烈交战，这种谣传关涉到中国文人最重视的气节问题。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
她一定要为至爱的亡夫洗刷名誉，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洗刷。
想来想去，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带上夫妻俩多年来艰辛收藏的全部古董文物，跟随被金兵追得走投无路的宋高宗赵构一起逃难。目的之一，是表明自己和古董文物的政治归属。甚至，还想在必要时把这些古董文物献给朝廷。
她的思路是，谣传不是说我的丈夫将一把玉壶献给了金国吗？现在金国愈加凶猛而宋廷愈加萎弱，我却愿意让自己和古董文物一起追随宋廷，这是一切稍有势利之心的人做得出来的吗？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悦金呢？
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这种表白方式，实在是笨拙得可爱又可气。
她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
她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诬？
她更是过高地估计了丧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逃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在跟随者的队伍里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是在为丈夫洗刷名声？
宋高宗在东南沿海一带逃窜时，一度曾慌张地在海上舟居。可怜的李清照，跟随在后，从越州（今绍兴），到明州（今宁波），再经奉化、台州入海，又经温州返回越州。一路上，居然还带着那么多行李！
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古董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五十，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她一定累极了。
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摧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她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
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忆早已远逝的亲情时抱肩而泣的凄楚，她想暂别往昔，她想寻找俚俗。根据李心传、王灼、胡仔、晁公武等人的记载，她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
她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文人学者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晚节流荡无依”??这就是她在当时文化界“赢”得的名声。
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李清照面对鼎沸的舆论可以闭目塞听，关起门来与张汝舟过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古董文物。所谓结婚，只是一个诈骗的手段。等到古董文物到手，他立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百般虐待。
可怜到了极点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余地，是绝不会再度破门而出公开家丑的。她知道一切刚刚嘲笑过她的正人君子们得知内情后，必定会笑得更响。但她毕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贵，知道善良、高雅不应该在凶恶横蛮前自甘灭亡。因此，她在结婚三个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李清照知道宋朝的一项怪异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跟着被判两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案审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的丈夫对质，丢尽脸面，也要离婚。
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李清照出庭时的神态，以及她与张汝舟的言词交锋内容。但是可以想象，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必须诉苦，只要诉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们同情的低下地位上，这是她绝不愿意做的。更何况，即便诉苦成功，所有旁观者的心中都会泛起“自作自受”四个字。这些，她全能料到。如此景况，加在一起，出庭场面一定不忍卒睹。
让这一切都从历史上隐去吧，我们只知道，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离婚算是成功了。幸好，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
出狱后她立即给营救她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女诗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下，悄悄地进入了老年。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懂得她写于晚年的代表作如《声声慢》了，那就不妨再读一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写李清照的影、视、剧作品，都讳避了她如此剧烈的心理挣扎。可能也是担心一涉名誉，就会怎么也表述不清吧？名誉，实在是一种足以笼罩千年的阴云。
结果，讳避了又讳避，千千万万读者不知李清照命运悲凄，却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个无限优雅的李清照。
这是一种虚假吗？好像是，但往深里一想又不是。这是一种比表层真实更深的真实。
挣扎于身边名誉间的李清照拥有几十年的“真实”，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烦闷时写下一些诗词的李清照，却创造了一种东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的“大真实”，并光耀千秋。
为此，真希望饱学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读者对李清照命运悲剧的无知。这种无知，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过滤和选择。那些连李清照本人也担心“难逃万世之讥”的恶名，并未长久延续。真正延续万世的名誉，在当时却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这么多笔墨来谈李清照，是舍不得她的故事对于名誉的全方位阐释功能。名誉的荒诞性、残忍性、追逼性、递进性，以及日常体验的名誉与终极名誉之间的巨大差异，都包含在其中。
有趣的是，后来一直有一些大学者出于名誉考虑，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嫁，说那是一群小人为了损坏李清照的名誉而造的谣。例如朱彝尊、王士禛、俞正燮、李慈铭都做过这样的事。他们学问高，名声大，总该恢复李清照的名誉了吧？但是，如果恢复了，那是真名誉吗？或者说，后代读者真会因为她曾经再嫁，低看她在诗词上的崇高名誉吗？
六、几点结论
写到这里，我可以对君子的名誉问题发表一些归结性的意见了。
第一，正在苦恼的名誉，大多无足轻重。
天下真正的大名誉如高山大川、丽日惠风，隐显之间不会惹人苦恼。惹人苦恼的，无非是四周的低语、躲闪的眼神、时下的忌讳、如风的传闻??但这一切，全是嗡嗡如蚊、嘤嘤如蝇，来也无踪，去也无影。为它们而难过，枉为一个挺立的人。等着吧，不必很久，你就会为昨夜的叹息后悔，为今晨的眼泪羞愧。
可以肯定，为名誉受损而苦恼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心里把事情严重夸大了。曾在一本书里读到，一个儿子为了报纸上一篇损害自己名誉的文章又气又恨，寻死觅活，他的爸爸前来劝慰。爸爸问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份报纸，城里看的人有多少？看报的人，眼睛会扫到这篇文章的人占多少？这中间，会把文章读完的人有几个？这几个人中，能相信文章内容的人又有几个？相信的几个人中间，读完文章一小时后还记得的人会有吗？如果有，那么，第二天早晨是否还记得？??
儿子听了爸爸的这些问题，仔细一想，破涕为笑。可惜，大多数为名誉受损而苦恼的人，没有这样一位及时到达的爸爸。
第二，真正重大的名誉，自己无能为力。
真正重大的名誉，一定是自己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又正好被外界隆重接受。无论是自己的生命准备还是外界的接受背景，都长远而宏大，无法突击，无法速成。也就是说，这样的名誉，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灭不了的。因此，君子不应该成为一个求名者、忧名者、念名者、夺名者。
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说：“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这话讲得太重，因为这要看追求的程度和后果。我觉得中国六世纪文学家颜之推的说法比较平稳：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
《颜氏家训》
这就是说，要成为“上士”也就是君子，应该忘名。万万不可像“下士”那样去夺名，夺名其实就是窃名，于是“下士”也就等同于小人。“中士”就是介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普通人，可上可下。要上，就不能惦记名声。
为什么不能惦记？因为名声的归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旦惦记，证明那名声未必属于自己，你却想争取过来。这种争取，就有了求的成分，窃的成分。
第三，一旦名誉受诬，基本不要在意。
名誉受诬，难免令人不悦。但是，受诬的名声既然与自己不合，那就不属于自己，只是名字重合罢了，当然完全不必在意。智者劝告：不为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我则进一步劝告：对于恶名，也不可“窃名”。
不要那么推重谗夫，不要那么推重传谣者，也不要那么推重信谣的民众，不管他们的数量有多大。哪怕是一百万人都相信了，那也只是表明一个谣言收降了一百万个俘虏，而且是道义和智能都很低的俘虏，当然可以忽略不计。
历来说，“众口铄金”。我觉得，不要相信。如果是真金，多少张口能把它铄了？铄了的，一定不是真金。当然，也可能铄掉一点外层熔点极低的杂质，那对金来说，倒是好事。如果因名声起落失去了头衔，失去了朋友，甚至失去了一段婚姻，那就证明那些头衔、那批朋友、那段婚姻本不值得留存。从这个意义上，诬陷，是我们人生的清洁剂。谗夫，是我们人生的清道夫。免费获得了清洁剂和清道夫，真该感恩。
除此之外，谗夫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从他们活动的程度和频率，来反推我们成绩的程度和频率。因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成绩，就不会有谗夫的光顾。因此，他们又是反向的“颁奖者”。
第四，更高一层修炼，排除“名执”、“我执”。
君子是儒家概念，其实我们探讨君子之名，可以超越儒家，达到更彻底的境界。
例如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一下子就把名的确定性、指向性，全都取消了。名是一个套子，既套不住各异的个体，又套不住流动的时间，因此从本性上就是假的，不必存在的，不管是正名、邪名、好名、恶名、实名、虚名，都是这样。按照老子的观点，怎么还会有名誉的问题？
佛教更为彻底，一切名相皆是空幻。不仅是名，连“我”也是空的。人间正因为执着于“我”，造成多少纠纷和痛苦，而在无常的大千世界，“我”究竟是什么？消除了对“我”的执着，也就是消除了“我执”，那还会对“名”执着吗？僧侣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把自己从小就有的名字也脱卸了，只为称呼之便加了一个来自佛法的法号，那就做了一个把名看空的实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更加自在、更加喜乐。
如果把“名执”、“我执”看成是人间痛苦之源，那么，君子之名也就获得了根本性解决。
但是，无限超脱的老子和佛教也不否认世上有善恶，人间有大道。因此，对于名誉问题，还有一件事要做。
第五，面对他人受诬，应该仗义执言。
如前所述，谗夫毁损君子名声，其实是在毁损社会的公共伦理。发现这一事端的所有君子，除了当事人因身份不便可以豁免外，都应该站出来捍卫公共伦理。就像康德所说的，“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在精神意义上真正有序。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称之为“大道之行”、“王道之立”。在佛教中，称之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身边的某一个君子受诬，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其实却侵扰了天下公理，破坏了信用体系，人人都有责任阻止。如果这个诬陷不遏制，那个谣言不揭穿，日积月累，必然是天下公理的倾覆，谁也活不下去。《礼记》里的那段名言应该让所有的君子牢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每读一次都让人振奋一次。它指出，一旦施行大道，天下人人有份，因此要选得贤能之士，达到诚实无欺、友爱无伤。按照这个标准，一切君子都应该站出来卫护社会信誉，修护他人尊严。只有这样，才有“天下为公”。时间一长，就有可能达到前面所说的“大道之行”，“王道之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由君子之名出发，层层辨析，终于抵达了这么一个宏伟而美好的理想境界，我为这次写作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