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上旬，汪岭也离开奥美公关上海公司，应聘去了德国勃林格殷格翰药业集团的中国公司，担任公共关系部经理。
从1995年7月进入公共关系行业，汪岭在奥美公关已经干了整整 6 年了。在汪岭看来，这6 年时间过得很快，几乎是一眨眼就过去了。这 6 年里，她负责或参与过许多项目的运作，服务过不同行业的客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俨然已是奥美公关上海公司元老级的人物了。尤其是后来几年，公司除了要她继续负责有关客户的委托项目外，还让她参与奥美公司每年一度的主题性的消费者调查报告资料的梳理和撰写，并负责对外发布，为奥美公司本身做一些宣传和推介工作。这一主题性的消费者调查包括对亚洲妈妈们的调查，对亚洲年青一代的调查，以及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生育高峰和婴儿潮的调查，等等。这让汪岭感到非常有意思，因为这已超越了一般的活动策划和媒体发稿，而涉及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学范畴的东西。而通过调查，汪岭也了解了斯里兰卡或者印度的妈妈们和中国的妈妈们有什么不一样，她们平时在想些什么，感情上需要什么，以及生活中面临什么问题。这就极大地拓展了她的知识面。而这些调查报告，媒体往往也挺感兴趣，愿意予以报道。
在那几年里所服务过的众多客户中，汪岭印象最深的，也许还是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当时，百时美刚刚收购施贵宝不久，在中国市场上需要进行整合，包括公共关系方面的机构整合和具体运作。奥美公关上海公司签下了这份长期合同。汪岭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帮助百时美—施贵宝整合其公共关系部门，从部门设置、层次结构、传播策略直到超编人员如何妥善安排，事无巨细，均作了精心设计和考虑。这样一种近距离的接触，让汪岭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了医药行业以及这一行业客户的特殊需求。她忽然有种感觉：在所做过的那么多行业里，好像还是医药行业更有意思。
公共关系行业的人员流动性是比较大的。像汪岭这样在一家公关公司一干就是6年的情况，确实并不多见。所以，步入2001年，眼看着公司里业务人员的进进出出，汪岭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去向。当然，奥美公关上海公司方面是希望汪岭能一直做下去的，很想和她签署一个无限期的长期聘用合同。但汪岭自己却不太愿意。虽然她从心底里感谢奥美公关这些年来对她的栽培，用她的话来说，她是有幸登上了一艘很好的船，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她决不想永远重复自己。她渴望有一个新的环境，有一种新的体验。
猎头公司早就三番五次地找上门来了。汪岭斟酌再三，选择了去德国勃林格殷格翰药业集团的中国公司。做出这一选择，原因有三：一是汪岭早就想过，如果要去甲方的话，首选就是医药行业。二是负责牵线搭桥的猎头公司是一家堪称世界一流的猎头公司，工作做得非常细腻，让汪岭感觉可以信托。三是这家德国企业的中国公司一直没有设立公共关系部门。汪岭过去后，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同时，职务虽然只是部门经理，但是由总经理垂直领导，所有工作也直接向总经理汇报。这对汪岭颇有吸引力。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药业集团成立于1885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制药集团，一直致力于研发、生产和营销创新的药品和自主保健品，已成功跻身于全球制药企业前20位之列。1994年，勃林格殷格翰以办事处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一年后在上海组建了独资子公司，并于1998年进驻上海张江“药谷”，投资2900万美元，引进世界先进的制药设备，拟建造一座严格按照国际GMP标准执行的高度现代化的工厂。其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也渐渐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
2001年，随着市场的拓展和张江制药工厂的即将竣工投产，勃林格殷格翰中国公司觉得需要进一步做好方方面面关系的协调和信息传播工作，所以组建了公共关系部门，并直接归总经理领导。也因此，汪岭虽然只是部门经理，却可以参加公司管理层的会议，参与讨论公司诸多重大事宜。不过，一开始汪岭还有点不太适应。这倒不完全是因为角色的转换，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司的风格和氛围——德国企业本就以严谨著称，且很注重等级观念。而当时，勃林格殷格翰集团派驻中国的总经理又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德国老先生，处理各种事务一板一眼，颇有章法。好在这一磨合过程并不长，汪岭很快就熟悉了公司的运作风格，融入了新的管理团队中。
公共关系部只配备了一名经理和一名助理，日常事务除了为张江这个投资项目协调与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区的关系外，就是若干新产品上市的信息发布活动。这些工作，对汪岭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很容易应对。若干年后，再提起这方面事务，她甚至都没有什么印象了。
而让汪岭至今记忆犹新的，倒是在勃林格殷格翰时做的几个公益性项目。其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把艾滋病防治项目引进中国。原来，作为制药企业，勃林格殷格翰一直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并在抗御艾滋病方面作了很多努力。据悉，艾滋病传播有三种途径，其中一种是母婴传播，即母亲在生育时把病毒感染给婴儿。而勃林格殷格翰所研制并生产的维乐命药品，可以成功地阻断母婴之间的艾滋病传播。很多年来，勃林格殷格翰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免费提供这一药品，前提是有关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并保证做好相应的工作。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下来，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把这一免费供药项目引入中国。汪岭发现后，立即向总经理提出建议，并积极与德国总部联系，希望促成此事。这既有益于国内社会对艾滋病的有效防治，又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随后，汪岭又前去拜访卫生部有关司局的官员，陈述这一免费供药项目的背景和操作流程，建议国家卫生主管部门与勃林格殷格翰集团就这一项目进行合作。由于事涉药品，这中间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包括这一药品在中国的临床依据，海关的审批，以及每年估计需要多少量，用在什么地方，准备怎样分配，等等。所以，有一段时间，汪岭频繁奔波于上海与北京之间，忙得不亦乐乎。
最后，这一项目的合作取得了成功，并一直延续至今。而汪岭那干练的办事风格和独有的亲和能力，也给卫生部的一些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乃至以后每次遇到，这些官员就说：“哈哈，上海的汪岭。记得记得。”
而对汪岭来说，她更感到一种道义上的满足。因为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共关系活动，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企业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