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这是一篇让我倍感沉重的序言。文集汇编时，郑老师嘱我作序。
收到文稿时，郑老师已撒手西去。嘱序作序，旬月之间，已是天人永隔。
回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历历往事，顿现眼前。
我与郑云山老师的因缘基于陈旭麓先生。他是陈先生在60年代初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是陈先生的重要助手，与陈先生一起教书、编书、撰文、下乡搞“四清”，直到1973年才调离华东师大。我是“文革”后考入华东师大的。论学问资历，他是我的师辈，论师门之谊，他是我的师兄。我总习惯称他老师，他总强调仅是师兄。我已记不清我们交往始于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见他面以前，已闻名久矣。陈先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心情不快时，常会念叨郑云山的名字，说是假如郑云山不调走，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郑老师在陈先生心中的分量。陈先生在世时，我与郑老师在业务上有许多联系，共同商量研究项目，共同参加会议，多与陈先生有关。陈先生去世以后，我与郑老师见面谈话，中心议题也总离不开陈先生。
郑云山老师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眼界开阔、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卓有成就的着名学者。他对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诸多专题都下过功夫，发表过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论文。其中，关于戊戌时期改良派政治态度的矛盾分析，维新派民权思想特色剖析，义和团扶清口号的思想基础梳理，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反满”思想之关联，或创榛辟莽，发前人所未发，或推陈出新，在前人基础上拓展推进，均言而有征，论有新见。他对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宏观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不时参与讨论，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近代民主思想问题，他都综核众说，融会贯通，参以己见，成一家之说。郑老师论史，每每视角独特，发人深思。太平天国历史曾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成果多，挖掘深，要将其推向前进难度很高，郑老师独辟蹊径，从人才问题入手，对比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在这方面的差异，指出曾国藩在战役指挥方面，才能未必强于洪秀全，但是，他在重才、识才、用才、育才、荐才方面，相当高明，远在洪秀全之上，这是曾胜洪败的重要原因。所论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令人信服。
郑云山老师是浙江人，他熟悉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极端重视搜集、研究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历史，取得了学界公认的突出成就。他对于秋瑾、汤寿潜、王金发等浙江名人的研究，搜罗广，挖掘深，考证细，思虑密，立论允当，其成果为学术界广泛征引。他撰写的《秋瑾》传，史料史识，都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鉴湖女侠”的最好水平，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奖。他对于汤寿潜与秋瑾案关系的辨析，推翻了延续八十多年的陈说，为汤寿潜洗刷了冤屈，为历史求得了公正，《辞海》有关词条采用了他的成果。他关于王金发在辛亥前后史实的考订，为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王金发历史地位打通了道路。他参与主编的《浙江近代史》，参与搜集、整理的诸多浙江史料，为全面了解浙江近代历史、梳理浙江文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云山老师学问优秀，道德高尚。他对待老师，相当敬重，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华东师大陈旭麓、郭圣铭等老师对他的帮助。特别是对陈先生，他敬之、爱之、助之，尽一切可能帮助老师分忧解难。为作此序，我重读了陈先生与郑老师的三十多封通信。他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国家大事，谈身边琐事，也送礼，也借钱，絮絮叨叨，一片至诚，喜怒哀乐，毫无掩饰，那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交融，堪称恩师爱徒的典范。郑老师对待学生，视同子女，一片赤诚，授业、解惑，更重传道。我曾不止一次受他嘱托，帮助他的研究生，查找资料，解决难题。他对待朋友，襟怀坦荡，乐于助人。我每有问题问他，他总是有问必答，热情相助，毫无保留。我有着作出版，呈送请教，他在鼓励之余，对于存在的问题，也都认真指出，大自观点的提炼、史料的征引，小至错别字与标点符号。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为诲人不倦的老师，难得的益友与诤友。
哲人已逝，德业永存。这本论文集是郑老师的一批学生奉献给老师的孝心，是对老师的感恩，也是对郑老师最好的纪念。书中许多高见卓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将会继续造福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郑老师已是不朽。
2008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