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简历
我于1937年2月3日（农历丙子年12月12日）出生在杭州东郊一个叫七堡的靠近钱塘江的小村庄，那里虽然没有美丽的风景，但也是一片农村的自然风光，它濒临钱塘江，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潮水，那时常有渔民跑在潮水前面，将潮头的鱼用网兜兜起来（这叫“抢潮头鱼”），然后将鱼拿到街上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所以，那时虽然家里很贫困，但我常常可以吃到各种各样新鲜的鱼，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我在虚龄9岁（1944年）才开始读小学，1950年在七堡小学毕业，毕业后在七堡镇上的一家棉花加工厂做了半年童工，后又回家务农半年。1951年9月的一天，我的命运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转折。这天晚饭之后，我在家中剥黄麻，我们村的沈村长来告诉我已被推荐去七堡供销社当职工，让我第二天就可以去上班。开始时，除吃饭外，每月只有1块钱的工资，但五六个月之后就逐渐增加了。就这样，我一直在供销社工作了很多年。1954年我离开七堡，调到笕桥、丁桥等地的供销社从事棉、麻、蔬菜的收购和推销。1955年，杭州市供销社成立了蔬菜经理部（原址是清泰两人去做中学教师，其余人继续读，导师也重新分配，陈旭麓先生直接当我的导师。1965年7月，我硕士毕业后，组织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在华师大学习和工作期间，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1957年下半年，我们一年级新生刚进学校，就参加了“鸣放补课”，大多数同学都知道“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所以都没有对当时国家的方针、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但也有来自偏僻地区的同学因消息闭塞，并埋头准备考大学而不关心时事，还不知道当年的上半年已经开展过“反右”斗争。有个来自江苏扬州农村的同学积极参加，结果被打成“极右分子”，先被送到浙江四明山，后又被送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从此音讯全无。1958年，我国又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国家提倡学生“勤工俭学”，学校除了平时要我们去工厂（我个人就去过纺织厂、翻砂厂等）劳动外，每年还组织我们去农村劳动，上半年是“三夏”（割麦子、割油菜籽、插早稻秧），下半年是“三秋”（秋收、秋种、秋耕），这些劳动是十分辛苦的。从1957年下半年进校读书开始到1959年上半年整整两年时间内，我们实际读书学习的时间并不长。而到1959年，又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饭也吃不饱，没有力气参加劳动，下去的时间就减少了，这种状况持续到本科毕业为止。
1965年5月，在我研究生毕业前夕，被指定到解放军驻上海浦东的部队当兵三个月，在部队期间，我完全按照正规要求进行训练。同年9月，组织决定华东师大部分师生去安徽搞“四清”，我也在其中，与来自安徽全椒县及滁州军分区的干部一起组成“四清”工作组。我奉命参加了其中的两期活动，第一期在安徽定远县桑涧公社机关，第二期与全椒县的一个干部在定远县三河镇槐墟公社槐上生产队。第二期的生活很艰苦，因为当时上级要求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公社的粮仓里，由于仓库很小，夏天很闷热，而且蚊子很多，睡得很不好。当时，定远县农民的生活很贫苦，整个生产队只有一户农民家里有蚊帐，而且很多农民家里连床也没有，是用土坯在两头搭起来，中间的上面放上用芦苇秆子编成的东西当床睡，下面则当猪圈（猪白天放在外面，晚上养在家里），所以很脏。我在生产队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搭伙吃饭，吃得也是半饥半饱，几乎没有菜，只有一点辣椒和霉干菜，白天还要和农民一起劳动。半年后，我的体重下降了18斤。尽管这样，心情却很愉快，很充实。1966年8月，当我们在三河公社搞总结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立即全部返回上海。因为这时“文革”已经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四清”工作组成员回原单位参加“文革”。
回到华东师大后，我们工作组成员都散开了，有的当“造反派”，有的当“保守派”，有的当“逍遥派”，还有的出去搞“串联”。“文革”初期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参加过“串联”活动，此后就一直当“逍遥派”。我当时条件比较好，一是我出生贫下中农家庭，二是没有正式上过课，不存在向学生放过“毒”的问题，别人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也没有人注意我。在学校里，我除了看一些经典着作外，就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打牌、下棋。期间我也写过一些大字报，都不是针对具体的人写的，如写了《坚决反对怀疑一切的错误口号》，但没有引起别人的论战，倒是被有些人抄写过几次。
从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春，我还到华东师范大学设在苏北盐城大丰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包括挖沟、开荒、改造盐碱地、种粮食，还有挑大粪等，因为这是初创性质的劳动，所以比一般劳动更辛苦。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还担任历史系“尖刀班”班长，虽然我的力气不是最大，但也是拼命干活，终于撑了过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劳动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使自己可以吃得起苦，也知道劳动者的辛苦，我的适应性也大大增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吃的苦太少了，当然不是要他们承担很辛苦的体力劳动，但是，适当参加一下劳动还是有好处的。1970年初，国家要求“复课闹革命”，开始招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我就被学校从“五七”干校招回来编写讲义，准备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我1971年回来，参加“教育革命”，后来与学生一起搞些社会调查。
这样过了几年无所事事的生活，加上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在杭州老家，也不可能调到上海，所以我很想调回杭州，经过几年的争取，我于1973年11月3日调到杭州大学，并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一直到1978年恢复招生，我才第一次走上讲台讲课，主要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课程。我于1999年退休，返聘一年，2000年正式退休。在杭州大学期间，我先后担任过历史系副主任、校科研处分管文科的副处长，从1992年开始到1997年，兼任杭州大学董氏基金会（是香港董建华先生为帮助杭州大学的青年学子从事科研活动而提供给杭州大学每年5万美元而成立的）办公室主任（期间我回历史系工作，仍以历史系教师的身份继续当主任）。 我于1973年10月入党，1978年被评为讲师，1982年晋升副教授，1992年晋升教授。
在我求学和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做人的基本准则。主要有：
1.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平等友善，不卑不亢，不以人贵而阿谀奉承，不以人微而鄙视。
2.抓紧时间，勤奋地工作和学习。
3.同情弱者，对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
4.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我很欣赏孔子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以上是我一生恪守的基本准则，从来没有违反过。
二、求学与教学之路我在1957年考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前的正式学历是小学，没有读过初中和高中，在学习的基础上先天不足。为了跟上别的同学，我刚进大学时学习很刻苦，这是很有名的，我除上课之外，一有时间就复习功课。当时，整个本科期间的教材是全国统一的，但国家要求我们进行“教育革命”，即不断对其中所谓的“封资修毒素”进行批判，重新编写教科书，课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来指导，要求在教科书的每一页都引用他们的语录作为学术观点的根据。所以，我在本科基本上学的是革命史的内容，虽然学习经典着作也有一定的好处，但真正的历史史料和观点的学习却很少。
另外，我还学了三门外语，开始是学俄语，起初连俄语字母也不认识，经过努力，开始好转，记得在读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一位苏联专家来做报告，我已经能够听懂三分之一的话了；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恶化，我不学俄语了，改学英语，也没有学好；后来在研究生阶段我又学了日语，也没有学好。因此，我的外语学习是失败的。经过努力，我的专业课程进步很快，本科四年期间，只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是四分，其余课程功课都是五分，我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都得到老师和领导的肯定。到了研究生阶段，虽然“教育革命”还在进行，好在导师授课时，在每个单元之前，都要布置我们先看大量的原始资料，同时也开列一些马列着作，如《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通过这样的训练，专业知识与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加强，古文基础也提高很快。
下面谈谈我从教之后是如何搞好教学工作的。作为教师，无论是新开的课程，还是已经上过多次的课，我在讲课前都能认真备课，并仔细编写、修改讲稿，讲课时力求做到条理清楚、语言准确、生动有趣。我写的讲稿要留下三分之一的空白，一旦自己有新的想法，或者发现有新的材料和理论观点就及时充实到讲稿中去，因此，我在讲同样一门课时，每次讲课内容都有所变化。我一共讲过五门课，共讲过三十来次，我从来没有听到有同学对我的教学有什么不满的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