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个荒僻镇子去隐届这个念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我对于自己生活前景的构想了。那镇子里要有清水、有电力、有几户朴实的人家，大家吃自己种植的蔬菜和麦子，吃自己饲养出来的新鲜鸡蛋和肉食。棉花也不再是S城豪华商场里时装领口处的抽象的百分比含量，它们真实地一大朵一大朵饱满地在土地里绽开，柔软、清香、切肤地贴近你的肌体。
我那深栗色的房子，坐落在树木葱茏的山顶，低矮的小山是土黑与红褐相间的颜色，连连绵绵望不断。我从自己的木窗口四顾环望，可以看到一条条羊肠小道从山顶蜿蜒而下。山下是安详愉快、与世无争的小镇。
镇子中心有一个兴兴隆隆的、凌乱杂满的小百货店，斜坡似的木架上，要有一些天蓝色花边的航空信封，一些日常家居必备的中草药，和一些木质碗、铁菜锅、原汁调料等物品，小店里总是弥散着淡淡的薰衣草的清香。
横过这条街，再远一些的地方，有一片野草灌木丛生的旷地，再往前，枯黄或浓绿忽然被一堵低矮的篱笆拦腰截断，一些形状不一的大大小小的红砖头和几块长长短短的黄木板，歪歪斜斜地砌成一扇围墙，里边是附近镇子里的几十个顽皮的孩子，正在心不在焉地朗读课本……那是一所学校。
身边自然是要有母亲的，还要有雨若。如果我或我们当中的哪一个能拥有一个男人，那么则是再美好不过的一个团伙了。
傍晚，我们聚到一起，环绕在屋檐下的石桌旁，或者围坐在院落里的一株树冠庞大的山毛榉浓荫下，镇子里前前后后都很空旷静谧，菜地黑幽幽的边缘处从四面八方弥散过来殷殷的绿香，青草们悠闲地窃窃私语，臂弯一般纤长的石子小路自如地伸向天空，无一丝重负。
我们慢慢喝着清醇的啤酒，或者暖融融的黑米酒，絮絮而谈，彼此叙说着一天的琐碎而从容的生活，安宁中的所思所悟。没有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没有醉舞狂歌、嫉俗愤世，没有上司的脸色，没有催命的合同像钟表一样在耳边敲击着嘀哒嘀哒声……
喜爱秋天的雨若，总是和秋天一起降临到我身边。她把长发披散下来，瞪着那双茶褐色玻璃一般乌亮妩媚的眸子，嘲笑地说：“活得怎么样？”
两年前的这个时节，我认识了雨若。当时我刚刚从一场死去的婚姻中活过来，觉得我的生活差不多已经结束，一时间平静得犹如经历另一种死亡。我穿着一件黑衣服，脸色苍白，眼眶凹陷，终日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雨若这个时候像一支山歌从遥远的一个北方小城飘来。我为她打开房门时，只是平平淡淡说了声：“呃，是雨若吧？”然后请她换了拖鞋，便引入我的房间坐谈。
雨若后来无数次向我描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一一我是如何在她进门时向后闪了一下身；我的眼睛如何黑洞洞地像是躲在什么事务后面，让人抓不到质点；还有我的低嗓音，是如何浮游着好似晚风歇栖悬挂在树枝上。当她问到我的写作时，我的嘴角又是如何厌倦地一撇，仿佛是提起了腻烦透顶而又离不成婚的“爱人”……
雨若对于描華这一旧场景的爱好与执著精神，有点令我感动。当她第三遍向我追忆往事般地谈起这一记忆犹新的温馨的初识时，我做了个停止的手势。我说，“行了吧，雨若。”
雨若说，“我再说一遍不行吗？请你再听一次。”
“沉湎于回忆，可是衰老和退化的表现。”
“时间本来就潜藏着危机嘛。”这会儿，当雨若半嘲笑半当真地问我“活得怎么样”之后，她举起一支烟，心神不定地吸起来。
我说：能怎么样呢？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谁也无法替代谁什么。”
雨若说：“看来我得拯救你。整天憋在屋子里写什么！”
我不出声了，那正是我的痛处。雨若辞去工作已有两年，穿梭于牝京一深圳和海南千美术广告业务。她说她已把身上巧有約都丟光了，最后一次是在火车上让机手拿走了皮包连同身份证。
她说：“中国人的证件和图飪多如脚印，活活自己把自己捆死，自己把自己秌顷死。不他妈要了，我就是我自己的证明。”
就是那年秋天树叶即将落沱的时节，深褐色的秃树们满腹心事地枯立街边，雨若到S城来找我。她说破釜沉舟决计辞职不千了，不再受那份窝囊气。她认为自己就是五十年代呵瑟·米勒写的那种“不合时宜的人”，她非常理解那些不愿吃工资而冒着生命危险去狩猎野马的男人。她神经兮兮地说，那层疊的山峦，那悬崖绝壁，那旷阔的平坦，在爬满树荫的斜坡上呼吸阳光……跟狗一起睡在毯子里……在长满鼠尾草的沙地上撒尿……然括就开着卡车去追野马群……这是一个男人！我们女人也有我们女人的方式，雨若说，“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难看吗？你、上司的脸色以及猴子的屁股。”
我说：“我听说过西方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比较难办：去攀缘一堵倒向自己的墙壁和去吻一个倒向胃别人的女人的嘴唇。你看，正好和你的话配成上下联。”门就是那次，雨若辞了她那个北方小城的电视台工作，来到了S城。
母亲说雨若生在了好时候，她说自己活了一辈子也没自由地挑选过工作，而是让工作挑选自己。不过做人还是要本份一点，^一亿人都由着自己的性儿，还不乱了套。
母亲只是这么说，她还是很喜欢雨若的勇敢，说我不能吃那种苦。
难道我要把每一种苦都吃到么？难道我是专门为了吃各种苦才在世上活着的吗？
按照我母亲的说法，中国人是最能吃苦的，中国人吃了全世界的各种花样的苦。她以为我若有了承受多种苦的能力，就会拿苦不当苦；若是达到了以苦为乐的境地，就会获得幸福。
母亲那一代人的逻辑啊！
我在杜撰或想象中生活已久，仿佛我是一件精致的衣月昆，被悬挂在阳台的晾衣绳上飘荡。衣服充当表演者，阳台即是舞台，雨声和清风成为喧哗的掌声。一种被我虚设了的生活。有很多次，我厌倦得想把那衣服摘下来，但我本人又不愿意站到阳台上去替代它，因为那样将更加接近危险。而且，那件衣服本身已经和晾台、绳索以及风雨飘摇、明明暗暗的自然，构成一种固定的景观，日久天长，那衣服也早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姿势，已是在劫难逃。只有任日子一天一天在那曾经是好端端的衣服上褪尽颜色。
生活难道非如此不可吗？这无声的戏要演到何时为止呢？
我的判断力常常站立在我的身体之外几步远的地方，像看待另外一个人似的审视我自己。
最后，我想，既然这种生活还在继续，那就说明它肯定有自身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世界谁也没强迫谁非如此不可。进而，我判断，这种生活方式肯定就是我的选择，虽然我没有主动去选择它，但我放弃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这种放弃和这种持续原状的态度，就是一种选择。难道不是吗！
你的左脚自我怀疑地四顾环望，但你的右脚却依然被原来的惯性紧紧吸附，稳稳地站立不动，那么你脚下的那块土地，就射尔的选择。
我想虚构一篇关于老人的小说已有多日。这念头源于对母亲的思考，后来又常常想起我那与母亲同在S城却另辟家园的父亲。我决定把小说主人公写成一个老头，写一个老头找老伴的故事。现在，老头找老伴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找老伴之难难于上青天。不知为什么，在老头老太太中我比较同情老头，就男人和女人而言，女人的独立性和排他性较强。大多数老太太有个性、爱挑剔，尤其知识分子老太太。而老头稀里糊涂，需要女人却又粗心大意，只好东倒西歪地忍受着孤独。如同一盘无人问津的过时菜，等待着别人上前来吃。
夏天的时候，我经常独自走过林荫路旁的老人院，那所终日沉睡无声的老人院在我家楼后灰暗的围墙外边的一扇残破的小木门里。从我家的窗子到这里只有一堵围墙之隔。
由此我常常想，这个世界人们之间的距离真的不只是由空间决定的，除了常言所说是由钱和权决定的以夕卜，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人们之间的距离还是由时间决定的。
我十几岁的时候，激烈躁动，情天义海，觉得活到二十多岁就够了，像莱蒙托夫或普希金什么的；二十多岁时，愤世嫉俗，压抑绝望，想，决不活过三十岁；等到了三十岁，我忽然就再也不想死了，心平气和地看世界，能活多老就多老，让人见了你就问：你怎么还活着呐？
最近，又忽生一念头：八十岁改嫁。并且，已经想好，拟用《于八十岁改嫁》为题目，另写一篇让人总想笑但又绝对笑不出来的小说。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时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堵人人都必、须得攀缘的墙。
我想，这就是时间的力量。时间使一切淡化一爱情与仇恨，理想抱负与失落压抑。时间改变了人自身，也改变了人们的关系与距离。
那所养老院狭窄而凋零的木门上，没有挂出什么牌子，铅灰色石砖墙亳无声息地随便一围，里边人声殒落，仿佛是一个堆弃旧物的旷场。如果一个陌生人从这里经过，他决不会想到那是一所老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