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极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给我带来了希望。希尔顿·丘比特先生，请接着讲您这一段最有意思的经过吧。”
“我要说的都说了，福尔摩斯先生，只是我那天晚上很生我妻子的气，因为我本来是可以抓住那个偷偷溜进来的流氓的，结果被她拉住了。她说她怕我会遭到不幸。我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她真正担心的是那家伙遭到不幸，因为我不由得怀疑她知道那个人是谁，而且懂得那些古怪的符号的含义。但是，福尔摩斯先生，我妻子说话时的语气和眼神都不容置疑。
我相信她心里想的确实是我的安全。整个情况就这些，现在我需要您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自己打算叫五六个农场的小伙子埋伏在灌木丛中，等那个家伙再来就狠狠揍他一顿，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再来打搅我们了。”
“恐怕这个案子很复杂，不是这样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的，”福尔摩斯说。
“您在伦敦能呆多久？”
“我今天就得回去。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妻子整夜一个人呆在家里。
她神经很紧张，要我回去。”
“也许您回去是对的。但是如果您能耽搁一下的话，我或许一两天后可以跟您一起回去。您先把这些纸条给我，我想我可能不久会去拜访您，帮您解决这桩怪事。”
在我们的客人告别之前，歇洛克·福尔摩斯一直保持着他那种职业性的沉着，不过，我对他很了解，因此不难看出他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希尔顿·丘比特那宽阔的背影刚从门口消失，我的同伴就冲到桌边，把那些上面有跳舞的小人的纸一张张摆在面前，开始仔细地进行复杂的分析。我一连两个小时看着他在一页页的纸上画上图形、写上字母。他全神贯注地忙着这件事，完全忘了有我在场。他有时有所进展，便会一边干一边吹着口哨、唱着歌；有时给难住了，便会有一阵子皱起眉头、两眼发呆地望着。最后，他满意地大叫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搓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他在一张电报纸上写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华生，如果回电像我希望的那样，你可以在你的记录中添上一个很好的案子，”他说，“我希望我们明天可以去诺福克，给我们的朋友带去一些非常明确的消息，帮他解开这个使他烦恼的谜。”
说实在的，我当时满腹疑云，可我也知道福尔摩斯喜欢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以他自己的方式来透露他的发现；所以，我只好等着，等到他觉得应该告诉我的时候。
但是，回电迟迟没来。整整两天不耐烦的等待，弄得福尔摩斯只要门铃一响就会竖起耳朵来听。第二天晚上，希尔顿·丘比特又寄来了一封信，说他一切正常，只是那天早晨在日晷仪的底座上又出现了一长行跳舞的人像。
他临摹了一张，附在信里寄来了：
福尔摩斯弯腰把这张怪诞的图案看了几分钟，猛然站起来，发出一声惊异、沮丧的喊叫。憔悴的脸上显得焦急万分。
“我们不能再让这件事发展下去了，”他说。“今晚有去北沃尔沙姆的火车吗？”我找出了时刻表。末班车刚刚开走。
“那么我们明天早点吃早饭，然后坐头班车去，”福尔摩斯说。“现在正是我们出面的时候。啊，我们盼望已久的电报终于来了。等一下，赫德森太太，也许要拍一个回电……不必了。一切正如我所料。这份来电使我们更有必要赶紧让希尔顿·丘比特知道目前的情况，而且一个小时也不能耽误，因为我们这位诺福克的乡绅已经陷入了一个奇怪而危险的罗网。”
后来证明情况确实如此。当我快要结束这个我曾经觉得只是一个幼稚可笑、希奇古怪的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又充满了我当时所感受到的惊愕和恐惧。
我倒是真心希望能给我的读者一个美满一点的结局，但是事态就是这样发展的。我必须把这一连串的奇怪事件照实讲下去，一直讲到最后那不幸的结局；而且也正因为这些事件，“马场村庄园”一度在全英国家喻户晓。
我们在北沃尔沙姆下车，刚提起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站长就匆匆向我们走来。“你们是从伦敦来的侦探吧？”他说。
福尔摩斯的脸上闪过一道不耐烦的神情。
“你凭什么这么想呢？”
“因为诺维奇的马丁警长刚刚经过这里。不过你们也许是外科医生。她还没有死，至少刚才我还听人这么说。你们可能还赶得上救她，但也只不过是让她活着上绞架罢了。”
福尔摩斯焦急地紧锁眉头。
“我们要去马场村庄园，”他说，“但是我们还没有听说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出了件可怕的事，”站长说。“希尔顿·丘比特先生和他太太都被枪打了。她先朝他开枪，然后再朝自己开枪，佣人们是这么说的。他已经死了，她也没多大希望。咳，咳，他们可是诺福克郡最古老、名声最好的一家呀！”
福尔摩斯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匆匆上了一辆马车，在长达七英里的途中，他一直没有开过口。我还很少见他这样沮丧过。我们从伦敦来的一路上他就心神不定，我注意到他焦急而且仔细地逐页翻看着各种晨报。现在，他所担心的最坏情况变成了事实，他感到一种茫然的忧郁。他靠在座位上，沉浸在思考中。然而，周围有很多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因为我们正穿过一个在英国算是独一无二的乡村。零零星星几座农舍表明今天居住在这一带的人不多了，四处可见方塔形的大教堂，耸立在一片平坦青葱的景色中，诉说着昔日东英吉利的繁荣昌盛。一片蓝紫色的日耳曼海终于出现在诺福克绿色的岸边，车夫用鞭子指了指从小树丛里露出的老式砖木结构的山墙说：“那就是马场村庄园。”
马车驶近带圆柱门廊的大门，我看到门前网球场边那间引起我们种种奇怪联想的黑色的工具房和那座日晷仪。一个短小精悍、动作敏捷、留着胡子的人刚从一辆一匹马拉的马车上走下来。他自我介绍是诺福克警察局的马丁警官。当他听到我同伴的名字时，他感到很意外。
“啊，福尔摩斯先生，这个案子是今天凌晨三点才发生的。您在伦敦怎么得知的，而且和我一样快就赶到了现场？”
“我料到它会发生，赶到这儿来是想阻止它。”
“这么说，您一定掌握了我们所不知道的证据，因为据说他们是最和睦的一对。”
“我只有一些跳舞的人像作为证据，”福尔摩斯说。“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既然现在没有来得及避免这场悲剧，我非常希望利用我所掌握的证据来伸张正义。您是愿意让我参加您的调查呢，还是宁愿让我单独行动？”
“如果我们真的能合作行动，我会感到很荣幸的，”警长真诚地说。
“这样的话，我希望马上能听取证词，核对一下我们的推测，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马丁警官很明智地让我的朋友按他自己的方式行动，他本人则满足于把结果仔细地记下来。当地的外科医生是位白头发的老先生，刚从希尔顿·丘比特太太的房间下来，报告说她的伤势很严重，但不一定致命。子弹是从她的前额打进去的，可能要过段时间她才能恢复知觉。至于她是被打伤还是自伤，他不敢冒昧表示明确的看法。子弹显然是在很近的距离内射出的。房间里只找到一把枪，里面的子弹只打了两发。希尔顿·丘比特先生被打中了心脏。由于那把枪就掉在他们正中间的地板上，因此可以设想为他先开枪打他妻子然后再自杀，也可以设想为她是凶手。
“有没有把他搬动过？”福尔摩斯问。
“除了那位夫人外，什么也没有动。我们不能让她受了伤还躺在地板上。”
“大夫，您到这儿有多久了？”
“我是四点钟来的，一直没走。”
“还有别人吗？”
“有的，就是本村警察。”
“您动过什么东西吗？”
“没有。”
“您考虑得很周到。是谁去请您的？”
“女仆桑德斯。”
“是她报警的吗？”
“她和厨子金太太两个人。”
“她们现在在哪儿？”
“大概在厨房里。”
“我看我们最好马上听听她们怎么说。”
一间有橡木墙板和高大窗户的古老大厅变成了调查庭。福尔摩斯坐在一张老式的大椅子上，憔悴的脸上一双坚定的眼睛在闪闪发亮。我从他的眼睛里能看出他坚定不移的决心，他准备用毕生的力量来追查这个案件，一直到他最后为这位他没能搭救的委托人报了仇为止。衣着整齐的马丁警长，白发苍苍的乡村医生，我自己，还有那个呆头呆脑的本村警察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团体。
这两个女人讲得非常清楚。她们在睡梦中被一声爆炸声惊醒，接着又听到了一声。她俩的房间紧挨着，金太太跑进了桑德斯的房间。她们一起下了楼。书房的门开着，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她们的主人脸朝下躺在房间的中央，已经死了。他妻子蜷缩在窗子边，头靠着墙。她伤得很重，脸的一边尽是血。
她喘着粗气，但是说不出话来。走廊和书房里满是烟和火药味。窗户是关着的，而且从里面插上了。两个女人对这一点都很肯定。她们立刻叫人去找医生和警察。后来，她们在马夫和小马倌的帮助下，把受伤的女主人抬回到她的卧室里。出事前夫妻俩已经就寝了，她穿着衣服，他睡衣的外面套着便袍。
书房里什么也没有动过。就她们所知，夫妻间从来没有吵过架。她们一直把他们看着为一对非常和睦的夫妇。
这两个女仆的证词的要点就这些。在回答马丁警官的提问时，她们肯定地说每一扇门都从里面闩好了。在回答福尔摩斯的提问时，她们都记得一跑出她们自己的房间就闻到了火药的气味。“我请您特别注意这一点，”福尔摩斯对他的同行马丁警长说。“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彻底检查那间书房了。”
书房其实不大，沿三面墙摆着的都是书，一张书桌正对着朝花园开的窗户。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位不幸绅士的遗体。他那魁梧的身躯四肢摊开地横躺在屋里。他身上的衣服里外不一致，说明他是从睡梦中匆匆起来的。子弹是从正面射向他的，穿过心脏后就留在了身体内。他立刻就死了，而且没有痛苦。他的便袍上和手上都没有火药痕迹。据那位乡村医生说，女主人的脸上有火药痕迹，但是手上没有。
“没有火药痕迹并不说明什么，不过要是有的话，就大有文章了，”福尔摩斯说，“除非有一颗制作很差的子弹，里面的火药会朝后面喷出来，否则打多少枪也不会留下痕迹。我建议现在可以把丘比特先生的遗体搬走了。
大夫，我想您还没有取出打伤女主人的那颗子弹吧？”
“那得做大手术才行。但是那支左轮手枪里面还有四发子弹，另外两颗已经打了出去，而且造成了两处伤口，因此每颗子弹都有了下落。”
“看起来是这样，”福尔摩斯说。“也许您也能解释打在窗户框上的这颗子弹吧？”他突然转过身去，用他细长的手指，指着离地面约一英寸高的窗框底边上的一个小洞。
“我的天哪！”警长叫了起来。“您怎么看见的？”
“因为我在找它。”
“太妙了！”乡村医生说。“您说的对极了，先生。那么还打了第三枪，也就是说有第三者在场。可这第三者是谁？他又是怎么逃走的？”
“这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马丁警长，您还记得当两位女仆说到她们一出房门就闻到火药味的时候，我说过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不是？”
“是的，先生。不过，坦白地说，我当时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这表明在开枪的时候，书房的门和窗户都开着，否则火药味不可能那么快就被吹得家里到处都是。当时肯定有穿堂风。不过，书房门窗敞开的时间很短。”
“您怎么证明这一点？”
“因为那支蜡烛并没有被吹得淌下蜡油来。”
“太对了！”警长大声说。“太对了！”
“在肯定了悲剧发生时窗户是开着的这一点之后，我就设想这起事件中一定有个第三者。他站在窗外朝屋里开了一枪，而从屋里朝这个人开枪就可能打中窗框。于是，我找了一下，那里果然有个弹孔！”
“可是窗户怎么又是关着、而且还闩上了呢？”
“女主人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关上窗户。嘿，这是什么？”
书桌上放着一只鳄鱼皮镶银边的女用手提包，小巧精致。福尔摩斯打开提包，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包里只装了二十张五十镑一张的英国银行的钞票，用橡皮圈箍在一起，别的什么也没有。
“这个手提包必须加以保管，它是呈堂证物，”福尔摩斯一面说着一面把手提包和钞票交给警长。“我们现在必须设法弄清楚这第三颗子弹，因为从木头的碎片来看，这颗子弹显然是从屋里打出去的。我想再问一问厨子金太太。金太太，你说过你是被一声很响的爆炸声惊醒的。你这样说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它听起来比第二声更响？”
“哦，先生，我是从梦中被惊醒的，所以很难说准。但是第一声听起来确实很响。”
“你不觉得那可能是两枪几乎同时打响吗？”
“这我可说不准，先生。”
“我相信事情肯定是这样。马丁警长，我看这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的话，我们可以去花园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证据。”
一座花坛一直延伸到书房的窗前。我们走近花坛的时候都惊叫了起来。
花被踩倒了，潮湿的泥土上布满了脚印。那是男人的大脚印，脚趾特别细长。
福尔摩斯像猎犬寻找一只受伤的鸟一样，拨开杂草和树叶搜寻着。突然，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弯下腰捡起一个铜的小圆筒。
“不出我所料，”他说，“那支左轮手枪有推顶器，这就是第三颗子弹壳。马丁警长，我想我们的案子差不多办完了。”
这位乡村警长的脸上露出奇特的神情，表明他对福尔摩斯迅速而熟练的调查感到极为惊讶。起初他还露出过一点想发表自己观点的意思，现在却是万分钦佩，愿意毫无保留地听从福尔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