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阔脸就变”
人通常是这样：当他骑自行车时，他骂开汽车的；等到他开上汽车时，他又要骂骑车的。这其实没什么奇怪的，不过是地位变化引起的态度的变化。
我们大致活在金钱团体中，团体的内聚力要看里面每一分子是否能维持同样的经济水准而定。只要团体中没有人财产大增或骤减，这一点就行得通；如果有那回事发生，压力就形成了。
有一个短时间大赚一笔钱的人，叙述了下列的困难：他是一个科学家兼作家，他的朋友们也都在科学界和写作界工作。过去他们差不多同样困苦，现在他有钱了，有一本出名的畅销书赚了100万元左右。现在他请老朋友吃饭，就面临下列恼人的问题。他说，“以前我都喝便宜的酒。现在他们来吃饭，我若拿便宜酒请他们，他们会觉得我是小气鬼。另一方面，我若请他们喝我现在常用的好酒，我下回到他们家，他们请我喝劣质酒就会很不自在，因为我现在显然是喝上等货了。”他还发现，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因他赚大钱而变了：他们忌妒他。其他的人似乎很生气他赚这么多钱，他们觉得自己也写得出他那样的畅销书。
这是突然发财的人典型的经验。朋友们不是尽量忽略这个事实，假装没有发生，就是假装不在乎，不管采取哪一种态度，都很难表现得自然些。大家都感觉到他们之间经济差别造成的尴尬。有一个从底层步入上层社会的人说，“并不是你没有时间理旧朋友，而是他们和你在一起，觉得很不自在。所以不是你抛弃他们，而是他们跟不上你。他们无法真正接受新的情况。”
这种紧张压力的结果往往使发财的人移向新的团体，那些人和他财力相当，喝同样的酒，上同样的饭店，度同样的假——他不必为自己的新财富而抱歉。当然啦，有些旧交会黏住他不放，希望靠他往上爬。另外一些人则怀着没有发财的道德优越感，与他维持友谊，暗示他已经出卖了自己，贬低了自己，毁掉他真正的天分。
搬到高级社区的人并不只是要住较好的街道、较好的房子，也为了逃避金钱所造成的烦恼。整个压力都逼大家住在自己的金钱阶层里，在自己不显得太罪过也不会太忌妒别人的团体中。
我们都很容易做奴隶
鲁迅说过一句很毒的话：我们都很容易做奴隶，而且做了以后，还万分喜欢。
引发“鲁圣人”感慨的是这样一件事：时局动荡，人们都怕自己手里的纸币成为废纸，于是宁愿以很低的比价兑换银圆。他由此想到，经过乱世的人们对所谓“盛世”的歌颂，都不过如此。也是由此，他把中国人的历史分成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只需回忆一下，在我们身上也有这种“容易做奴隶”的性格。比如，对某种垄断价格及相关的隐性支出的接受。10年前我们装电话，要交几千元的初装费，而普通百姓竟以为这规定公平合理，活该如此。全不想我们花钱买对方的服务，本不该为对方的工具再花一笔钱。就比如我们乘车要花钱买票，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难道还要再花钱为汽车公司买一辆车？
令人不满的不是这个，而是你交了钱还要等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就不来给你装。而且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们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们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们也准备认可。我们都明白“愿打愿挨”的道理，并没有人拿刀子逼我们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们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们认为自己命该如此。相反，如果电话痛快地装上了，我们简直要千恩万谢。这些现象，指望靠抓行业纪律、思想教育之类的手段解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靠打官司告状也会叫人苦不堪言。现在装电话要顺利舒心多了，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由垄断变为了竞争。
有句俗话很难听：狗不吃屎人惯的。但是话糙理不糙。它的意思就是，人的思想行为是由他的环境决定的。
“一盘散沙”
中国人最为人诟病，也最让自己人看不起的“劣根性”之一就是互不团结。常有人说，在海外的中国人很多，也算富有，但是论影响力，远不如犹太人、阿拉伯人和韩国人，就是因为不能抱成一团。相反，还会内斗不已，使外人得利。通俗的说法是“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
权且承认，这是中国人的弱点，那么它从何而来？是骨子里带的，还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如果是前者，那可就是命定劫数，无药可救了（不过另一方面，这又让我们轻松：不是我们的错，也无须改变什么）。如果是后者，那么又是什么让中国人养成这个毛病的呢？
中国人曾经是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两汉的勇毅、魏晋的风流，都让我们神往。可是唐宋之后，这种精神越发难得一见了。合理的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历代政府鼓励老百姓这样，老百姓越是不堪，做官就越舒服。
这真的是个毛病吗？柔弱胜刚强是不是仅仅是个借口或者“精神胜利法”？
各自为政、缺乏信仰、互不信任，是否因为这是老百姓所能找到的最佳策略？为什么要屈从命运、而不是改变命运呢？问得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资格这样问。孟子说过：五十步笑百步是可笑的。当我们自己还没有勇敢地挑战命运、改变命运时，我们凭什么苛责古人呢？
堕落的人性与社会
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的人。尧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这是王充的高见。
中国古人讲到尧舜，经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赞美，但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尧舜时代还没有什么“君权神授”的观念，尧和舜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范围不大的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几乎都知根知底，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对他的长期看法。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想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这行为是好是坏，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归功于或归咎于首领或别的什么人。按照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理解，这些人确实也可以称为贵族，在这样的社会里，“比屋而封”应该是可能的。现代对策论也证明这一点：社会圈子越小，相互联系越紧密，维持公共道德越容易。
到了桀纣时代，人心就不行了，这也是有道理的。桀纣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们像桀纣那样，连一点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讲，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应该坏得没遮拦。
恐怕那些坏都坏在了“公德”领域，坏在与“公家”——王公之类的统治集团——及其掌管的“公务”的关系方面。而在“私德”的领域，在家族内部，在朋友邻居和乡亲之间，我们的祖先就未必落后，说不定还能领先世界呢。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概就有这“私德”的一份功劳。私德好，社会管理成本低，生产者也能安心努力地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进就保不住，别人不打自己也要乱，早晚要大乱。
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只要能躲过警察就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张，我们的优势没了，劣势却露馅了。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入人心，关帝庙遍地开花，关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想。这些东西都是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断吃镇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毛病。
譬如政治运动的猛药，治疗贪官污吏一时效果不错，但我们在那个时代买东西的时候却遭人白眼，被那些售货员训来训去。工人农民干活也大规模地偷懒，你可以说他们觉悟低，可是却没办法叫他们的觉悟高起来。
现在，经济发展了，很多问题（如工人农民干活偷懒、售货员训斥顾客等）似乎自然解决了，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成就。工人农民和售货员并没有接受更高强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来却认真多了，尽管这认真精神也难免体现在制造和贩卖假货上。
这种进步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现实的报应机制。没有人愿意掏钱买售货员和服务员的训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礼貌的人，就要培训员工笑迎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约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除非这老板得到了国家特许的垄断地位，当了某个领域的老虎和霸王。
这里说的是经济领域。市场竞争在总体的方向上应该有利于实现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因为人们更愿意为包含了这种品德的产品和服务掏钱。
当道德成为必须
政治或者叫公共领域显然不那么乐观。如果像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某种竞争机制，好服务得到选票，于是升官；坏服务丢掉选票，于是丢官甚至丢掉饭碗，我们在前边为不守公德辩护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脚了。
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轻易不敢赖账，轻易不敢违反交通规则。例如，某人曾经几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不久，他的违规记录就遭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车保险费用从200元增加到400元。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好像中国人的身份证号码，是唯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凭据。但是他如果赖账，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记录，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会查出这个记录。被他的不良行为害了的银行保险和交通管理之类的部门，自然也愿意登记这个记录。结果，假如你要在一个文明宁静的地方租一间房子，房主一定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记录不好，就别想以正常价格租到这间房。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种精密的报应机制，就是美国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根基。这套机制奖励守公德者，惩罚缺德者。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
法律和司法系统在维护西方的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谁超速驾驶或酒后开车，他就要冒被吊销驾驶执照的风险。真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吗？更多的麻烦还在后头：即使过一段时间拿回了驾照，你也不再是一个干净驾照的持有者了。那意味着你不是一个使老板完全信任的人。在英国求职，你必须出示你的干净驾照，以证明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在这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原则什么也不是，至少是苍白无力的。
在西方社会，你可以在超级市场、地铁车站和加油站之类的地方违反规定，但是你不能不面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几乎没人愿意去干那种违规的事情，拿自己的前程、职业、家庭生活等等冒险。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违规是不值得的。就是这样。
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原则什么也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