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的一种科普杂志曾刊登了一则消息：某国科学家成功地将牛的基因组合进西红柿，培育出一个肉厚味美的新品种。这位校长以此教育我们：科学无止境，未来很美好，同学应努力。
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后来杂志发表了更正，这个消息只是国外的一个愚人节笑话。
对于一个教育者来说，这可是个要命的错误。他面对的是一些精力充沛、多知多闻、叛逆心盛的十六七岁的轻狂少年，这些人可不愿放弃任何打击和嘲弄“僵化死板、愚昧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教师的机会。
其实这可怜的校长有多大错呢？他只是有点信息不灵，外加望文生义（他把那种西红柿形容为“外面是牛皮，里面是西红柿”）而已。
其实对这些消息，有几个人能判断真伪呢？如果不是好运气（或少年旺盛的好奇心）使我们看到了那个更正，我们又比校长强多少呢？
我们是脆弱的，因为我们是无知的。
从这次出丑中，如果能得到什么教训，那可能是：一、不要轻率相信，更不要轻率传播；二、要多知道一点。
每次面对新信息，都要问自己：我是否知道？我是否相信？你能相信你所看到和听到的吗？
如果野狗有史诗
请想像这样一个群体——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快乐亲切友爱的大家庭——它由许多有亲缘关系的成员组成，人丁兴旺，和谐相处。他们一同狩猎，一同分享胜利成果，一同养育幼儿。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同伴有着无需理由、发自内心的友爱，他们对内忠诚，对外勇敢，战争中前赴后继，绝不临阵退缩，他们因此威名远扬，大大小小的敌人都不敢来招惹他们。
请想像你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你会很自然也感到骄傲和自豪：这确实值得骄傲和自豪，你会爱上这个家庭，忠诚于这个家庭。如果某一天，某个不识相的家伙敢对这个家庭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你会把他一顿撕咬，扯个稀烂。
没错儿，这个家庭确实存在，它就是野狗群。
即使在社会化的犬科动物群（如狼群）中，等级关系仍然是森严的。每个成员都很守规矩，不越雷池一步。联系起种群的是秩序，而不是亲情。相比之下，野狗的种群关系就要随和亲密得多，它们的互相合作似乎不仅仅建立在赤裸裸的生物规则之上，而有着真正的感情内容。它们能很好地相互照料，分工和分享食物。当野狗群外出打猎时，有些野狗留下来照顾土洞里的幼小。当大队人马捕猎归来时，野狗营地沉醉在一片凯旋的狂欢之中。猎手们为留守在家的伙伴和幼野狗吐出它们的那一份肉，大狗、小狗都在高声欢叫，相互亲舔，尽情抒发内心的感激和快乐。
问题是这个感人的狂欢场面永远也上不了人类的贺年片，因为野狗太丑陋了：两只蓬松的招风耳，一身斑驳难看的皮毛，又黑又瘦的菱形的面孔，看上去有些歇斯底里。
当然，野狗用不着讨人喜欢，它们不过是一个启发而已。有趣的是：野狗怎么会知道自己招人讨厌乃至痛恨呢？正如我们前面读到的，一只小野狗在长辈的关爱中长大，在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长大，它怎么会对自己，对这个集体有丝毫的怀疑呢？这么想想，真是很有意思。
我们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对所在的城市、地区乃至国家、民族、人种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是不是和小野狗的这种自豪（姑且信其有）差不多呢？每个人都有理由自豪，这当然是对的。但自豪是一回事，以此要求别人也称颂、拜服乃至皈依是另外一回事。从氏族战争开始，数千年来人们以各种名义、各种旗号打得你死我活时，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呢？
如果你以为“德国鬼子”永远是一副凶狠冷酷的样子，你错了。在另一面的德国，一切是那样正气凛然。有这样一张纳粹德国的宣传画：英姿勃勃的雅利安青年，身穿整洁、挺括的冲锋队制服，手握纳粹旗，面带微笑，目光坚定地遥望着远方，阳光照在他年轻英俊的脸上。一个生在那时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很容易受到这类宣传品的蛊惑，他会感到骄傲和自豪，会为了这个国家而英勇战斗——他怎能想到这类宣传背后的集中营、毒气室和令人恐怖的种族灭绝呢？
如果野狗有它的史诗，可以想像里面那些关于奋斗与征服的历史，那些歌颂勇敢、自由、仁爱、互助等等优良品质的篇章——当然，所有受难者的呻吟、血污和苦痛是不会有的。在那部史诗里，“野狗”一定是个最伟大、光荣、令人心醉的词句，而不会是句骂人话。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是硬币的一个面，永远看不到另一面。
历史：真实的记忆还是延续的谎言？
古往今来，历史学家们应该遵循的客观公正标准一直在被强调。西塞罗就曾写道：
“历史学第一定律是历史学家不能记下虚构的历史；第二定律是历史学家不能隐瞒真相；第三定律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不能带有任何偏见或喜好的嫌疑。”
另一位古代历史学家卢奇安也指出：“历史学家必须是正直无畏的；他们热爱坦率和真理，而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中国古代的史家也留下了许多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佳话。他们的勇气、操守和良知，正是人类“记忆”得以保持的原因。
但是尽管如此，人类的历史记载还是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量偏见、谬误和谎言，历史学家也是人，也面临着人的限制和困境：他们也有立场，不可能永远保持客观；他们也要在某种环境中生活，不可能永不妥协。因而，在他们撰写的历史书中，那些代表“失败者”的反对意见就常常被一笔带过。为了达到“更重要”的目的，客观性被牺牲掉了。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可悲的现象，有人进一步推断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学”可言，重构实际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所作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些带有偏见的自圆其说。这种关于历史学的推断往往被推广到所有知识领域，自然也包括科学。
即使我们完全重构历史的能力极其有限，即使那些有助于重构历史的有用信息往往与其他自我吹嘘的喧嚣声混为一体，谁又能否认那些由偶然因果链所决定的历史进程的客观实在性呢？从一开始历史学主观和偏见的危险就很明显。
我们所能期望的是，不断地接近真实，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使得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更正确。
你被感动了
人在情感方面的自我控制能力，远比理智方面薄弱。一些词如远方、母亲、牺牲之类，可以轻易地打动我们。被感动不是什么难事，更不是丢人的事，但同时也算不上什么光荣的事。《麦田里的守望者》有这样一段情节：主人公在看一个“假模假式”的煽情电影时，他身边的一个胖女人一直哭个不停，似乎是个心肠很软的人。可是当她的孩子感到厌倦，打扰她看电影时，这个女人呵斥起孩子来“比狼还狠”。
人的情绪易受传染，特别在人群中间，勒庞指出：人群不善于思维和推理，却很善于想像，一个场景、一种感情很容易打动他们，并在不断相互影响中逐渐强化，最终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
感动有价值吗？当然有。至少它说明我们有爱、有恐惧、有希冀，一个不受任何事感动的人是可怕的。但是一个几乎能为任何事感动的人是浅薄的。
大约十几年前，发生过一次古巴人大规模偷渡的事件。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借助简陋的运输工具（如小船、木筏甚至救生圈）向美国偷渡，很多人淹死了，偷渡成功的人被关在美军基地里，美国并不想接纳这些人，因为这不但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也可能鼓励更多人偷渡。双方政府都指责对方策划了这一事件。
这时一家电视台播放了他们拍到的一条古巴难民的狗，这条狗跟随主人漂洋过海，也被关进了军事基地。片子播放后，这条狗成了事件中最引人同情、受人关注的“人物”，很多美国人和组织纷纷要求给这条狗避难权。
一条狗比那么多人更有价值、更值得同情吗？恐怕没有人会承认，但是它得到的关注的确超过了人。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可能是聚光灯效应：面目不清的一群总不如个性鲜明的一个受关注；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同情一只狗比同情一群人代价小得多。
感动很廉价，很容易被滥用，当感动成为作秀，被感动的人也就是被愚弄的人。
理直气壮，义正词严
辩论赛这玩意，着实火了一阵。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喻于义还是喻于利，艾滋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者根本就是伪问题，在这里却让一些人辩得口沫横飞，更多人看得津津有味。当然，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比赛、一场游戏，谁也不指望从这些辩论里找到答案。问题不在于你说什么，而在于你怎么说。
看着选手阐述观点时的义正词严、论证推理时的不容质疑、打击对手时的冷嘲热讽，你很难想到其实他之所以支持某个观点而不是反对它，并不是出于他的信仰，而是抽签的结果。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也是规则的一部分。可是他那股子真理在手的劲儿是打哪来的呢？
其实，年纪稍大的人对此都不陌生，历次运动的传声筒们都是这种气势。它真的很有效，想不被这种声音慑服，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结论越是专断，语气越是肯定，对公众的影响力越大。因为公众不善推理，却很易受感染。他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他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他将这类方法概括为：
·断言法：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这就越有威力。
·重复法：断言得到了有效重复，它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
·传染法：各种意见、感情和信念，在群体中都具有病菌一样的传染力。
“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狭隘的人。”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正如历史学家勒絮尔说：“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词严未必义正，气壮也未必理直，相反，这一严一壮，都是不打算讲道理的姿态。都没有为“我也许错”这种可能性留余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
怀疑是自由的保证
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
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并不是那么公正且富有理性的，而是要受到强烈的主观愿望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人更愿意相信他所倾向的东西，而不是真理。因此，他因为缺乏研究的耐心而排斥困难的东西；因为目光短浅而排斥神圣的东西；因为迷信而排斥深奥的东西；因为傲慢和自大而排斥经验的启示；因为顺从无知的平民的意愿而排斥未被普遍认可的东西。简而言之，个人感情会通过种种途径，而且有时是令人难以觉察地，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
T.H.赫胥黎的陈述是：“道德的基础是……不去假装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不去重复有关那些超出知识可能性之外的事物的无法令人理解的观点。”
在一个充满了轻信的社会（可以想像甚至包括名牌大学的教授）中，如何让这种批判性思维方法更广泛更深刻地传播？
买二手电脑时，你当然想相信经销商说的“价廉物美”，但你会对此持怀疑态度。你必须了解一些电脑方面的知识，可能弄得经销商对你有意见，这很有点令人不快。除了这些你可能会发现经销商有隐瞒真相的动机，也曾听到别人的一些类似情况，因此你检查一下外观，打开电脑试着操作一下，问一些刨根问底的问题。你甚至带一个内行的朋友去。你懂得一定的怀疑是必要的，也知道为什么。买旧货时总会有一点不友好的冲突，没人会宣称这是一种特别愉快的经历，如果你不提出一点点怀疑，如果你绝对地无限度地轻信，日后必然付出惨重代价。那时你会希望早些时候要是多些怀疑就好了。
怀疑主义的原则不必要用高深的知识水平去掌握。对任何事物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完整的思想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对任何“科学成果”进行有效和有益的评价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完整全面的科学提出的要求是，所有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运用普遍水平的怀疑主义精神。当我们购买二手电脑时，当我们根据电视商业广告判断产品的质量时，我们要采取怀疑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