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需法天地？其关键就在于天道为人道提供启示。这是因为“盈而荡，天之道也。”（《左传·庄公四年》）“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天道变化具有“周而复始”的恒常性，这种恒常性便为世人行事提供了依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最明显的体现。《黄帝四经·经法·论约》指出：
“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四时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也）。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终而复始，（人）事之理也。逆顺是守，功溢于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无名；功合于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天地之道与人事之理是相应的。天地有纪，四时有度，人事活动合于道者功成，做不到合天者，只能无名。进而《黄帝四经·经法·四度》明确指出：“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人法天地之义。
道家在强调人法天的前提下，也注意发挥人的能动性。比如《阴符经》、《列子》就提出人天互盗思想。天人相分明确以后，人们对天人关系才可能理性地认识，而不是以迷信的态度去遵从。范蠡就提出了“天因人，圣人因天”（《国语·越语下》）的思想。他还认为人道与天道所司的不同，指出文种更擅长于人事。他可以做到：司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而范蠡本人则自称：“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国语·越语下》）这是说他更擅长于明天道以通人事，利用天人相因的关系，能够因势利导地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
４．人与天调
人与天调是在人能效法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与天协调的主动性。
道家认为天地万物有“则”，所以人的活动必须与天地法则相一致，即“人与天宋·佚名绘《谷丰安乐图》（局部）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亦是“圣人成之，则与天同极”（《管子·势》）。其内容之一便是务天时，否则“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管子·禁藏》）。《管子·宙合》篇探讨了包裹天地的宇宙，作者指出：“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闲。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学人通常认为“宙合”便是宇宙。不过，我们考察上下文，就不难发现“宙合”还含有“与宇宙相合”之意。作者在下文中遗憾地指出：“宙合”的含义因为没有整理，所以没有传承下来，而这对圣人合理治世是十分重要的。作者认为：“多内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也就是说，因为知了“宙合”的道理，能做到不敢意气用事，但求其“当”即“合”。否则，“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管子·形势解》）。可见，“合”的过程应指“调”的过程，而“调”的目的乃在于“生”。
人与天调的关键在于人应当合乎天。《易传》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思想。人们应该懂得与天地和同“生生不息”之德，因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圣人要“广德崇业”，自然应该“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有生万物之德，而人效法天地，以长养万物为德。《管子·五行》曰：“法天合德，象法无亲。参于日月，佐于四时。”《周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强调人应当顺应天地生化万物的法则，与时俱行。这样，人才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周易·泰·象》），“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上》），从而昂然立于天地之间。
人与天调，也可表述为人与天相参。《左传·宣公十五年》载伯宗之言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天为人提供“时”，地为人提供利，而人于其中建功立业，显出了人的能动性。《黄帝四经·经法·六分》说：“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又（有）人焉。参（三）者参用之，（然后）而有天下矣。”作者认为国王统治天下的要妙就在于天地人相参。这一点《管子·禁藏》说得更详细：“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道家相信人能把握天时、地利（宜），并调动人的积极性以产生合力，实现五谷丰登。范蠡也曾概括指出：“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国语·越语下》）与天，即法天，因为天道盈缩转化，盈而不溢，盛而不骄。与地者法地，因为地能包容万物，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须守时、因时，以尽地利。与人者，法人，实指因民心。具体说来是：“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同上）人事活动必须顾及天地人。其实国家的治理大体上是通过对三者的调控，因此其兴衰自然可以通过天地人的关系状况来考察。
《管子·五辅》指出：“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
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此三者之来，政召之。曰：审时以举事，以事动民，以民动国，以国动天下。”在天地人三因素中，人主动地凭借自己的“仁”实现人和，进而利用天时、地利以成就事业。《六韬·文韬》有言：“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在这里，作者申明的就是天地人相参之意。
天人观念的形成总是标志着主体客体关系的产生。只有主客关系确立，自觉认识自然才成为可能。天人关系的突显大概在春秋时期。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名言明确了天行与人事活动都有道（规律），认为人的成败祸福在人自身，无须从天中去找原因，这是天人相分的开始。没有相分是不可能合一的，即使有，也是混沌而不自觉的。《庄子·大宗师》有言：“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比如天之生畸人（小人）却因道德高尚，还是成为人中君子；可人中称为君子者，却可能是天的小人。因为君子往往是社会规范遵循的代表，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其行为可能因为功名利禄未必真正合乎天道，故而为“小人”。
道家天人和谐观不但关注人对自然的复归，也关注人自身的纯朴的回归，他们更注重人的主观努力，始终把人放在考虑问题的第一位。这种思想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可取之处。因为道家强调了人对自然包括自身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应该用自然来约制人自身，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幸福。
人类的历史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只有奉道行事，才能“两不相伤”，从而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也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在充满希望与挑战的２１世纪重新评估道家，领悟道家的文化精神，以服务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这种努力既体现了道家自身当代发展的需要，也彰显当代世界对道家焕发时代新姿的呼唤。顺应这种潮流，正是学人的良知所在。希望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道家的文化精神走进人类的心灵深处，进而爆发出创造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人生的无穷智慧与动力。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１．李健胜：《先秦文化批判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２．王泽应：《自然与道德——道家道德伦理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３．葛荣晋主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４．张立文、张绪通、刘大椿主编：《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５．崔大华等：《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６．谢扬举：《道家哲学之研究——比较与环境哲学视界中的道家》，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７．滕守尧：《中国怀疑论传统》，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８．刘增惠：《道家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