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康有为（公元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梁启超（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公元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谭嗣同（字复生，公元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年）、黄遵宪、夏曾佑（字穗卿，公元１８６１—１９２４年）等人为代表。他们虽说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但仍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为了不动摇国本，企图通过“保皇”的道路，从上而下地进行改良。他们普遍从事文艺活动，把它作为宣传武器，扩大影响，争取群众，因而注意到了文学的样式与形式的问题。但是他们就在这些地方也还表现出了“改良”的特点，一般只在旧有的文学样式的基础上作出局部的革新，而不能进行根本性的革命。
一、 翻译理论
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进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公元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年）翻译了几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科学著作。在当时的语文水平之下，用距离口语很远的文言翻译西洋号称“理深”的思辨性很强的理论著作，无疑会有很大的困难。为了创造一个恰当的词汇，严复甚至“旬日踟蹰”。为了纠正当时翻译界粗制滥造的风气，他在《译〈天演论〉例言》中还提出了“信、达、雅”三条标准。“信”即忠实于原作，“达”即透彻地传达出作者原意，“雅”即行文雅驯。这就完整地提出了翻译上的重要原则，对后代影响很大。但严复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这些翻译理论，也是依傍经典立论的。《易》曰“修辞立其诚”，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严复以为这也就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他甚至还说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为达则易，用近世通俗文字求达为难。这是一种违反常理、片面追求古雅的谬论，也是跟他轻视人民大众的观点密切相关的。
二、 新民体
梁启超是改良派中著名的宣传家。在古文的旧有范围内，能够突破散文写作上的一些老套，起过解放文体的作用。试看他有关写作经历的自我介绍：
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
改良派从事政治活动，有向中下层知识分子作宣传的客观需要，艰深古奥的先秦、两汉古文显然不适于用，唐宋古文也嫌不畅达，由是相应地产生了梁启超开创的这一种新文体。他以主编《新民丛报》而出名，因而又被称作“新民体”。
新民体是一种改良的古文，和口语还有距离，当时这一政治派别中的有些人物，采取更为进步的立场，要求废止文言，改用白话文写作。如裘廷梁，不但创办了《无锡白话报》，而且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鼓吹使用白话开通民智，对于振兴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中论证了白话文的功能，作为文学语言来运用，将使文言文的表达能力相形见绌。“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这对当时迷恋于文言的人来说，是有力的揭露。
三、 诗界革命
除散文之外，改良派中人物还进行过“诗界革命”。梁启超事后追忆道：“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公元１８９６年）、丁酉（公元１８９７年）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饮冰室诗话》六十）例如谭嗣同诗《金陵听说法》有句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是ｃａｓｔｅ的译音，今译种姓，即印度世袭的阶级制度；巴力门是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的译音，即英国议会。这类作品，忽视诗歌的特点，所用的词汇和语法，不中不西，生吞活剥，外人自然“无从臆解”。他们滥用新获得的知识，杂凑成章，只表现其崇拜西方文化的热忱而已。
谭、梁等人后来写的作品，虽不像前期幼稚，但成就总不大。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诗歌创作上成绩最好的人，当推黄遵宪。
黄遵宪（公元１８４８—１９０５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曾经出使日、美、英等国，了解到“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邱菽园书》）。因此也想运用诗歌宣扬“维新”的主张，通过创作积极参与当前的政治斗争。《与梁启超书》自述志趣道：
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外日，移之于他人，而其用以感人为主。
若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具有独创的精神，力避拟古剽袭，力戒空洞浮泛。但在当时的人来说，大都见识固陋，缺乏创造性。他在少年时代写的《杂感》诗中说：“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这是多么迂腐的见解！黄遵宪认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则是一种识见通达的主张。当然，诗并不以古斓斑为贵；用“我手写我口”的方法作诗，不应该存心求名于千载之后。这种意见，用来反对盲目崇拜古人的陋习，倡导一种与口语一致的通俗易解的新诗，则有其进步意义。
黄遵宪在少年时期已有“别创诗界”之志。《人境庐诗草自序》曰：“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里提出的四项原则，一、三两项偏重于内容，即继承楚辞、乐府等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写作有寄托的作品。二、四两项偏重于写作方法，即突破前人的诗歌格律，运用散文作法做诗。这是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出的主张。后来他在《与梁启超书》中说，报中有韵之文“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亦即此意。后代社会生活的内容比起前代来要丰富和复杂得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新事物和新问题，如果再依过去的调子写作，已经不能再适应了，必须采用更自由的表现方式才能应付。
黄遵宪的这些新鲜意见，显然受到民间文学的很大影响。他重视家乡的民歌，也喜爱日本的民歌，先后笔录和摹写过《山歌》《都踊歌》等好些作品。而在伦敦作外交官时，曾于所写山歌后题记曰：“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民间歌谣中健康的内容和自由的形式，对他的作品都有影响，这在理论上也反映出来了。
黄遵宪在突破旧诗格律的束缚方面作过很多尝试，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十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就是带有民间歌谣特点的作品。与前相较，面貌很新。但总的说来，他还不能遵从口语内在的音乐性，彻底突破旧的程式，真正从事诗界革命。因此，他的大部分作品，仍是一些解放了的古诗。这一流派中的理论家梁启超标榜他们的作诗宗旨曰：“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六十三）在他们这一批人中，黄遵宪的创作成就最高，梁启超称他“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似乎已经实现了诗界革命的要求，然而黄遵宪在与严复的信中说：“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说明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理论和创作都还没有能够开创崭新的局面，只在“旧风格”中求变而已。这和他的政治活动一致，只是起了“维新”的作用。
四、 小说界革命
资产阶级改良派极为重视小说。他们不但钻研理论，而且从事创作。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吸取西洋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二是看到了人民大众喜爱小说。
梁启超介绍说，过去欧洲各国“变革”之始，一些思想家和革命家，经常用自身的经历或政治的议论写成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对学生以及社会上的各种人物发生极大的影响。梁启超称这类作品为“政治小说”，并且采取有关中国时局者译之，编成《译印政治小说》，作为改良派的宣传读物。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时要想对群众作宣传，也只能用小说等文体为工具。古时正统的经史、诗文，只能在上层人物中传播，一般的人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曰：“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为此严复、夏曾佑编《国闻报》时首创附印说部〔小说〕，所拟《附印说部缘起》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显然，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小说掌握人心。
但人民大众又为什么这样喜欢小说呢？梁启超的解释是有代表性的。他一方面说“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方面又说，小说有“浅而易解”和“乐而多趣”的优点，所以“人类之普遍性”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梁氏自知破绽很多，因为小说内容千差万别，不一定是“乐而多趣”的。有些人阅读能力很高，但还是喜欢读小说，其他一些通俗文体，如信札、文牍，可也引不起大家的兴趣，这都是上述理论无法解释的。梁启超乃进而作了深入一层的探讨。他说“凡人之性”，常不能满足于“现境界”，而人身能直接感触到的境界很有限，因此常想“间接有所触、有所受”，“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对自己怀抱的想象和经历的境界，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必感人至深。此其二。最后他又总起来说：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这种说明，已经进入创作方法的研究：前一类小说，近于浪漫主义；后一类小说，近于现实主义。看来这也是吸取了西洋关于小说的理论而提出的。正像很多资产阶级的小说理论一样，梁启超用抽象的人性论的观点解释读者的阅读心理，并用来说明创作方法的不同，是不科学的。好像每个读者都因不满现实才去看小说，那像前面的解释一样，仍有不能说通的地方，为什么有些很满足于现状的有权有势的上层人物也喜欢读小说呢？
创作方法的不同，应该从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和采取不同的虚构方法等方面加以解释。梁启超把这个问题引入理论领域，引起后人的注意和研讨，对推进理论研究起过先导作用，但他本人作出的解释则并不完整，且有错误。
梁启超还对小说的感染力作了分析，认为“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小说能逐渐烘染人心而变化之，受影响的人更影响他人，辗转以至无穷。这是从空间方面说的。二曰浸——“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这是从时间方面说的。三曰刺——上两项指小说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力则指小说的刺激作用，“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曰提——前三种感染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则更高一层，能使读者如自历其境，身入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这是更高一层的感染力。这里所作的分析是细致的，对文学作品的形象特点作了种种说明，对艺术的感染力量作了充分的宣扬，从而对推动小说的发展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时人咏之曰：“高论千言出胸臆，有如天马无羁勒；稗官小说能移情，不信但看四种力。”（《新小说》第五号登载之《新小说第一号题词十首》第一首）可见其影响之大。只是熏、浸、刺、提之间实际上是很难分割的，梁氏强行割裂，或许在不同角度的理解上有所帮助，但读者也只要心知其意就行了。
基于上述原因，梁氏得出结论，说是小说的性质和地位，如空气，如菽粟；从事创作与出版的“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但中国过去的小说内容都不好，“状元宰相”，“佳人才子”，“江湖盗贼”，“妖巫狐鬼”，一切“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无不出于小说，尤其“下等社会”受小说影响，“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率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更使他感受到了政治上的威胁。这些地方暴露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害怕人民群众展开武装斗争的一面。
梁启超对我国古典优秀小说也横加诬蔑。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作出了如下的概括，“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这种片面的结论，又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派盲目崇拜西洋文化、否定本国优秀历史传统的错误观点。
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然而联系到它产生的时代，则还是应该予以高度的评价。因为近代历史发展到这阶段，对于充斥市场的那些宣扬封建意识的小说，确实需要作一番摧毁廓清的工作。也只有把广大人民的思想从封建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梁启超要求革新小说，有其进步意义。在此之前的小说理论，侧重于一些具体手法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局限。梁启超汲取西洋有关小说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小说的创作方法和美感特点等重要领域进行了研究，把人们对这种文学体裁的认识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这是改良派在小说问题上作出的贡献。
梁启超对小说的社会作用作了过高的估计。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小说确实具有很大的作用，但若把它说成决定社会政治动向的主要力量，则又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论点了。他想把小说从封建文化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它纳入改良主义政治活动的轨道，这样既可发挥他们的特长，通过文化活动争取群众，把社会心理潜移默化地吸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又能保存封建政权内的某些基础。因此，梁启超对这项活动寄予无限希望，他三番五次地说：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