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改良的尝试，随之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利用文学进行政治斗争的打算。在诗歌领域中，柳弃疾（一名亚子，公元１８８７—１９５８年）、陈巢南（字佩忍，笔名陈去病，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３３年）、高旭（字天梅，公元１８７７—１９２５年）等人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组织的“南社”，活动的面较广，影响较大。高旭《周实丹烈士遗集序》曰：“当胡虏〔对满族的侮辱性称呼〕猖獗时，不佞与友人柳亚子、陈巢南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帜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也。盖陈、柳二子深知乎往时人士入同盟会者，思想有馀而学问不足，故借南社以为沟通之具，殆不得已之苦思欤。”于此可见他们创立南社的宗旨了。
南社中人的文学活动，可分三方面叙述。
诗歌南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都以能诗著称。他们的作品，鼓吹革命，富有政治热情。他们提倡感怀故国的作品，藉以激发民族精神，他们反对拟古主义，对当时一些封建士大夫组成的诗派作了很多批判。清代宋诗很风行，清末更兴起了所谓“同光体”，南社诸人起而力加攻击。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说：“论者亦知倡宋诗以为名高，果作俑〔倡导〕于谁氏乎？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其尤无耻者，妄窃汝南月旦之评，撰为诗话。己不能文，则假手捉刀〔请人代笔〕，大书深刻，以欺当世。”这种分析尖锐深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封建馀孽的斗争精神。
南社诗人大都能够突破前人的束缚，重视创新。马君武《寄南社同人》诗曰：“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周实《无尽庵诗话序》中说，诗歌之道，“尤贵因时”。可以代表这派多数人的主张。
柳亚子等人提倡“唐音”，并非模仿唐诗，而是主张写作音调高亢的诗歌，鼓吹革命。他还提倡“布衣之诗”，以清高自许，有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意思，然而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脱离群众，自我欣赏。因此，他们的作品一般都有流于空泛的缺点。
戏剧南社中人对于戏剧的看法，可以陈去病的《论戏剧之有益》为代表。他说专制国家中的“民党”往往有两大计划，一曰暴动，一曰秘密（结社），二者相为表里，却很少有成功的可能。从事戏剧活动则可包含这两大计划。如有“大侠”组班编演汉族灭亡的历史，“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历史”，则可针对群众的嗜好，激励士气，发扬民族精神。陈去病的目的是利用戏剧为革命服务，用意未尝不佳，但他对武装起义缺乏信心而把希望寄托在文艺上，表现出了文人的迂腐之见。
小说南社中人也很注意利用小说进行政治宣传。他们对小说的看法，一般说来，要比改良派中人物的看法科学一些。梁启超小说理论中的一些错误论点，很多地方受到了批驳。
梁启超曾把旧中国的腐败归罪于小说。曼殊提出了怀疑，说：“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小说丛话》）显然，他是反对前一说而主张后一说的。如果承认了前一说，无异开脱了贪官污吏等恶人的罪责，好像只要从事文艺活动，写出好小说，就可改良社会，不必根本推翻原来的社会秩序。这是改良派宣传活动目的之所在。如果承认了后一说，那就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只有改造劣社会，才能根除恶小说，这就是一种革命的见解了。它对破除改良派的谬论有进步意义。
南社中人认为小说的位置也应摆正。黄人承认小说对社会的影响极大，但却不同意梁启超等人所说的小说能决定一切。他在《小说林发刊词》中说：“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前人鄙视小说，甚至看作鸩毒、妖孽，“今也反是”，好像“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无一不〔尽〕于小说者。其然，岂其然乎？”这种看法，也是比较妥当的。
与此相关，他们还对一切污蔑祖国优秀小说的论点作了驳斥。黄人认为《水浒传》“创社会主义”，凭托不得志的英雄谴责了害民的蠹虫；《红楼梦》“阐色情哲学”，假借美人香草抒发了故国之思：二者不是诲盗、诲淫的作品。同样的意见，在并非同一政治派别的王钟麒等人的文章中也有表现，因而这种解释在当时来说有其代表意义。他们对这两部小说的性质还有很多错误认识，但其目的都在利用小说作宣传，使之服从革命的需要，而且是从维护民族尊严着眼的。比起梁启超等人的见解要高明得多。
可以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从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对推动晚清的文学创作也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吴沃尧（字趼人）《月月小说序》曰：“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但是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中也有一些显然的不妥之处，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人物的纠诘驳难，分清了是非，这就把小说理论的水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有些倡导小说的人对小说的性质作了新的探索。他们接受了西洋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影响，倾向于纯艺术论的小说观，例如黄人说：“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有人写小说而不追求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小说林发刊词》）。这就有把形式置于内容之上的倾向了。东海觉吾（徐念慈笔名）在《小说林缘起》中介绍了黑搿尔（今译黑格尔）、邱希孟等人的学说，认为“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它有“醇化于自然”、“具象理想”、“实体之形象而起快感”、“形象性”、“理想化”等特征与功能，这里对小说的原理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明而未融，还不能结合本国的实际，有新的创获。金松岑和寅半生等人则注意到小说应该有益于社会的问题，他们认为介绍西洋的言情小说“宜少留遗地”，林纾翻译《迦因小传》，译全了迦因恋爱怀孕的情节，他们就认为不如包天笑的节译本好，则又说明这些人物的头脑中也还有很多封建思想的残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