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无不重视功利。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反映了这种特点。
韩非是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个思想家。以前许多不同学派的学说，一一遭到他的清算。但他的学说，却也吸收了前人的许多思想资料，从而又表现出各学派之间批判继承的复杂关系。
他在解释《老子》三十八章时说：“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随后他又举例说，和氏之璧，随侯之珠，都用不着外加什么装饰，因为它们的本质极为美好，无论什么样的装饰品都配不上去。反过来说，“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中的这种思想，推崇自然的美，本质的美，是有见地的；但由此否定一切加工修饰的作用，则又不免趋于极端。
韩非在《外储说左上》中还曾通过田鸠之口，说明墨家的作品不注意文采的原因。这里就引用了著名的“买椟还珠”的故事。“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等于楚人刻意修饰这个“椟”，结果郑人看上了它，反而把盛在“椟”中的“珠”忽视了。显然，韩非认为“文”是害“用”的。他始终把作品的实际效用放在首要地位。
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特点。自古至今，很少见到什么“形式第一”的主张。这跟先秦时期的文学观念有关。当时出现的各大学派，都是出于当前政治斗争上的需要而提出其学说的，于是他们在论述到事物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时，无不主张把内容的表达置于首位。这就成了后代文学批评中的传统见解。实际说来，墨家并不截然否定形式的作用，他们只要求内容充分得到保证，然后讲求适当的形式。《说苑·反质》篇引墨子之言曰：“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也。”韩非则似乎认为华美的形式必然有害于内容，所以他在《亡征》篇中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说明人们的言行必须符合功用的原则。后代一些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的人经常也有类似的意见发表。
荀子已经提出了思想界定于一尊的要求，到了他的学生韩非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适应全国趋向统一的新形势，韩非提出了“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的主张，要求结束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地主阶级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而提出的重要政治主张，它对秦代的政治方针起过重要的作用。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但因残暴无道，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结果立国不久便告覆灭。汉代统治阶级总结前代统治失败的经验，决定在文化思想方面采取新的措施。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流风馀韵也告结束，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社会中法定的正统思想。
儒家用于教学的《诗》，本是一部文学作品，里面还有不少优秀的民歌民谣，这时作品的内容尽被曲解，把它说成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图的一部经典。汉代文人还以《诗》为最高准则，评论其他一些文体。他们把《诗》和辞赋作比较，由于时代和评论者立场的不同，产生了各种不同倾向的评价。他们对乐府诗和五言诗却缺少应有的注意；或许因为前者起于民间，后者成熟较迟，故而在理论上未能总结。汉代的文学理论围绕着诗、辞、赋这三种文体的探讨而展开。
比起前代来，汉代文人对文学特点的认识已有进步。他们一般用“文学”一词指学术，“文章”一词指文学。《汉书·艺文志》中列有《诗赋略》一类，藉与《六艺略》《诸子略》区别。这时还出现了像王充《论衡·自纪》篇那样多方面讨论文学问题的理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