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曾有鲁、齐、韩、毛四家传授《诗经》。前三家的著作已经散佚，只有《毛诗》风行当代和后世。这一学派对《诗经》各篇都有说明，后人称为《毛诗小序》；《关雎》篇下则有一段较长的文字，自“风，风也，教也”起，纵论文学上的许多根本问题，后人以其地位重要，称为《毛诗大序》。《毛诗大序》作者不明，有人说是前代子夏所作，有人说是东汉卫宏所作，其实这篇文章的作者很难确指，它应当是汉代学者综合先秦儒家和当代经师有关诗乐的理论而写成的。文章直接援引了《荀子》和《乐记》中的许多论点，“诗有六义”之说则又与《周礼》中的“六诗”之说有关。
《毛诗大序》对“风、雅、颂”这三种体制作了详细的解说，对“赋、比、兴”这三种写作手法则未作说明，汉末经师郑玄在《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的注中作过解释，并且引用了另一经师郑众的学说。郑玄以为“比、兴”乃是美刺手法的曲折表现，并不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但他释“赋”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则有合理的地方，后人大都沿袭此说。郑众认为“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说得过于简单，尤其对兴的解释嫌不明了，但对比的解释则是清楚而合理的。
比兴是我国诗歌创作中的传统手法。《诗》中已经广泛运用，它能使作品富有含蓄之美，寄寓深意，让读者起丰富的联想作用。汉人已经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中的这个特点，后代的学者对此不断进行探讨而接触到了形象思维的问题。
《毛诗大序》的主要内容则在宣扬封建教化的观点。它在阐释“风”的含义时，似乎能从两方面考虑问题，实则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说教。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这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利用文艺影响对方，满足各自的要求。但它认为“上以风化下”是无条件的，这是文艺的主要作用。文中曾经反复申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相反，《毛诗大序》认为“下以风刺上”是有条件的，首先就得注意态度。所谓谲谏，按照郑玄的解释，即“咏歌依违不直谏”。被统治者若要发表某种意见，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必须委婉曲折，不得径直显露。但它还怕有些横暴而短见的统治者连这样的意见也不能听取，无从了解下情，故而又提出了“言之者无罪”的要求，藉安言者之心。这种意见和诗教说的精神是一致的。《礼记·经解》篇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些都是“下以风刺上”时必须遵循的准则。
儒家的这些文艺观点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它认为下层百姓穷苦无告时，诗人也可通过文艺向上提出警告，这对指导后代一些进步作家写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曾经起过良好的影响，尽管这些作品的最终目的还在“补察时政”。婉而多讽，则是这类作品常见的重要特点。它成了后代诗文作品中基本的创作倾向。
《毛诗大序》还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周初社会比较安定，而自懿王之后，秩序渐趋混乱，这在诗歌中都有所反映。“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看来这也就是“下以风刺上”的具体说明了。这种理论排斥风格豪放而多抗激之音的作品，但它也肯定了文学起着反映现实政治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