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村上的知识青年全部回城了，学校开始比较正规地上课，劳动明显地减少，但是，学校教师明显不够，小学老师教初中课程非常吃力，只有语文、物理老师能够教我们，化学老师和数学老师跟我们一样自学，搞笑的是他们往往还学不过我们班里学习较好的学生，于是，我们这些学习一般的学生就干脆放弃这两门功课，大部分学生对学习语文感兴趣，也许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知识丰富，也许是教育有方，也许别的科目缺乏教师，总之，我们六年级17名学生语文都普遍较好。临近夏天的时候，咸阳地区给我们队上奖励了一台拖拉机，全村人都很兴奋，夏收将至，开镰收割麦子的时候，一场特大冰雹降临了，村上用来防雹的铁管土炮也没能阻止暗红的恶云，地里麦子绝收，全村哭声一片，最大的冰雹跟鸡蛋相当，整个田地一片白色，冰雹过后，社员全都进入麦地清扫麦子，即便如此，公购粮还要缴纳，队上只好把保管室储存的麦子送交了公粮，本来就指望夏粮糊口的家家户户一下子没有了指望，于是，一些原本打算过年后春上外出讨饭的人家不得不提前离家，留在家里的人就依靠政府的返销粮和照顾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产队联系到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队194钻机，队上可以组织一部分劳力给四处钻井的钻机修路，我们把这叫搞副业，吃喝之外，钻机还能给队上一些钱，队上用这些钱可以支付日用，剩余的钱就参与决分，被抽调修路的人家还能额外获得一些现金收入，除此而外，队上联系到了60里外的山区一块荒地，队上把搞副业的人确定后，家里留一少部分人维持日常运转，耕种土地，其他人都开往人迹罕至的深山开荒种地，队上把这叫远耕队，这样一来，日子就比较好过了，也给队上找到了一条不错的收入门路，真佩服我们的队长，操持几百口人的生活就跟主妇操持几口人的生活一样。这年虽然还在继续填沟修水利，但没有以前那么疯狂了，一般在农闲季节和冬季。大约在10月前后，突然听到与我们有关的一条消息，国家取消了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凭考试上大学，这条消息带给我们的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可以凭下功夫读书走出农村上大学，不需要走后门推荐，从此可以摆脱饥饿劳累迈进城市，实现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忧的是我们在学校整天劳动，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没有知识，拿什么去考试呢，更要命的是已经初中了，需要学习的科目清清楚楚，但却没有教师，文科我们可以勉强自学，理科就根本无法自学。
1978年学校趋于正规，我们不再作为生产队主要的辅助劳力参与农活，宣传队依然没有取消，但活动明显少了，暑假期间，我顶替父兄参与第界公社（旬邑一个山区公社）在距离我家20公里外的一个叫桥儿沟的河川大队兴修水利，抽调兴修水利的本来是队上的强壮劳力，但临近开工的时候，父亲陈年哮喘病犯了，我家在第界公社神树岭大队桑树湾小队，那是一个几乎接近原始状态的密林大山，羊肠小路，出门爬坡，吃水困难，没有身强体壮的力气绝对不能在那里生存，而且，令人恐怖的是这个地方流行一种可以致残的地方病，这种病能够摧毁人的骨骼，使肢体变为畸形，早年间，父辈因为职田塬面没有可耕种的土地，只身来到这里开荒置业养家糊口，解放后土地改革固定居所，我们虽然在环境相对优越的职田塬面有祖辈相传的家舍院落，但全家人的户口却编定在人类不宜居住的山区，因此，我们家就是一户两处，每年农活开始，举家都要奔赴山区，直到农活结束的隆冬时节，分散多半年的亲人才能团聚，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布谷鸣叫的时候，母亲把一串串钥匙交给大哥和我，然后由二哥用黄牛拉套的架子车把母亲接上山，后来大哥辍学进山劳动，再后来弟弟出生在山区，我的印记里，大哥和我同在上学的时候，母亲虽然放不下我们，但走的却是那么无牵无挂，后来我一个人上学的时候，母亲就走的十分难舍难分了，母亲做好了足够我吃好多天的饭菜，然后把所有门上锁，最后把钥匙交到我的手心，这才极不情愿地跟着二哥的架子车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我慢慢从村间的小路走去，而我则站在村口目送着母亲直到消逝在视线里，每年母亲都是这样流着眼泪上山，我也由此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漫长期盼和等待，直到冬季短暂的团聚。第一次出门劳动，父亲无奈地点头叹气，母亲心疼不已，哥哥爱莫能助，家里更为艰巨的生活需要他来维系，也许出于好奇，也许出于新鲜，也许什么都不出于，我和大队挑选的精壮劳力一起进入水利工地，好在这些社员都是贫苦善良慈悲宽厚的山民，我们30个人住在两孔漆黑阴暗的窑洞里，地面铺了一层麦秸，人挨人紧紧地挤在一起，白天出工，晚上就这样睡在一块，好在整日劳累，晚上都呼呼大睡，我们的任务是疏通一条不听话的河道，白天挽起裤管站在冰冷的河道里清理泥沙或用凿子破石，秋天河水渗骨，加上我们那个山区可恶的地方病，最终给我结合赠与了腿病，这种病疾一直伴我至今。这样的活干了整整一个暑假，工地上，山民们争相帮着我干最重的活，回到住处，山民又把最好吃的留给我，会战结束的时候，由于我事实上干的并没有其他人多，队长征求大家意见说给我记7分工，而其他人则是10分，全劳，我知道队长是出于公心，但这个动议被大家否决，和他们一样，记10分，回撤的时候，公社召开会战总结大会，队上需要评出一个模范，出乎我的意料，全体工友异口同声地把这个荣誉给了我，当我回家把奖状呈给父母和兄长的时候，母亲竟然搬开我那被头、洋镐等农具把儿磨得血肉模糊老茧重叠的手，轻轻地抚摸。
1979年农村的形势似乎有点好转，最明显的特点是队上不再没完没了地开大会，社员也不再没黑没明地劳动，填沟造地停了下来，兴修水利也放在农活间隙，每天出工也不再那么紧逼，群众可以拥有比较充分的歇息时间，大队的高音喇叭也喊叫的不那么密集了，学校加紧了文化课的学习，原来靠评议或推荐升学的方式已经取消，新学期开始，班主任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学期是我们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初中结束后要到公社上高中，而上高中的唯一条件就是全公社应届生统考，统考的名额根据学校容纳学生的数量决定，考不上就打道回府种地当社员，从此结束学生时代，于是，老师们加紧上课辅导，我们也憋足了劲儿学习，谁也情愿就此回家，谁也不想就此断送了未来上大学的梦想。春末夏初的时节，队上不知道从那里流传开来一条小道消息，说是要散社，要过刘少奇“三自一包”那种生活，队上的地要分给每家每户，饲养室的牲畜、保管室的粮食和农具都要分给私人，今后生产队就不存在了，单干，社员各种各的地，地理种什么由自己，上工下工不再由队长下令，等等，等等，总之，几乎跟土改那会儿差不多，社员说，这都是刘少奇的帮手豆小平上台干的，豆小平早就这么想干了，是毛主席不让干，这下毛主席不在了，毛主席的老婆也被抓了，单干就开始了，这些小道消息悄悄在村子里流传着，胆大的连说带比划，胆小的连听也不敢听，是真是假谁也不敢肯定，果然，时间不长，大队就召开了群众大会，抓住了几个嘴巴不上锁的社员，村里这些谣言都是这些人传播的，在社员大会上，支书斩钉截铁地说单干不可能，回到旧社会更不可能，传这些消息的都是些反革命，想拉牛散社没门，谣言被压下去了，那几个人受到了批判，队上再也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流传，社员一如既往地上工下工，队长一如既往地派活操心，农业学大寨继续进行，我们沟底的水库里开始养鱼，农田基建的步子明显地缓慢下来，社员虽然还处在温饱不能解决的状态中，但闲暇时间骤然多了起来，雨雪天除过聚拢在饲养师谝闲拉家常之外，年轻一些的社员开始打盖（一种用石块做玩具的游戏）、打抬（一种比较输赢的木棍游戏）、滚套（用硬币赌博），在沟里的废弃破窑或牧羊人用来避雨的窑洞里出现了摇碗子耍钱的赌徒，麦收后，大队组建起了文艺宣传队，文艺宣传队每晚和雨天或在不重要的农活时间进行排练，节目以现代秦腔戏为主，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同时也排练一些政治性不是很强的快板、对口词等一些节目，文艺队的演出一般在上面领导检查、社员大会、春节这些场合，有时候，也被公社、县上邀请演出，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比较有名气，排练出的节目有一定的水平，文艺宣传队大都是队上的能人，有时候，一个家庭几个人在同一个节目里扮演角色，在生活中，爸爸就是爸爸，女儿就是女儿，但在节目里，也许爸爸就把女儿叫奶奶，象《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和李玉和就是父女扮演的。我们班上17名同学终于结束了小学、初中长达7年的学习生活，和老师、同学相处7年，从儿童成长为少年，每个人在临近分手的时候都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情怀，熟悉的院落、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徒然之间，一切都变得那么难舍难分，学生不约而同地给老师送去了质量考究的笔记本，老师给同学赠送的是淳淳教诲，学生之间相互赠送质地一般的笔记本，男生和女生之间不再泾渭分明，相互赠送的大多是清澈的眼神，我们的毕业合影在校园里那棵硕大的松树下拍摄的，这张照片把我们这些从8、9岁走到一起的掉着鼻涕的孩童定格在了下巴上已经长出绒毛的15。16岁。公社统考的场面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些从大队七年制学校来的初中生和公社中学生混合在一起考高中，我被分在第二考场，监考老师和考生一个也不认识，直到考试结束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但有一点，我们的心态非常平静，我们本来就没有学到什么，或者说学校本来就没有让我们学什么，上学的日子不是无休无止的劳动就是无休无止的批判会，考不上是常识，考上是奇迹，考试结束后，听我们校长讲，全公社升学录取率是60%，也就是说，我们17个人就会有7个人名落孙山，这是站在全公社的角度推算的，如果把我们7年制同中学的环境和师资比较一下，于是，我们都肯定地认为只有两个同学能够升入高中，考试回来，有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应用题，全班有5个人做出了，但这道题我们数学老师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做了一个下午也没有做出，幸运的是我居然做出了，但却不知道是怎么做出的。升学考试结束了，我们在等待录取结果，这个时期，我们尽情地玩耍，白天游走八方，晚上四处撵着看电影，和我们大队一步临近的景家来了电影，听说是片子是打仗的片子，我们一拨人早早地赶到景家电影放映场，忙着帮放映员拉银幕、架机器、抬发电机，忙活了半天，放映的时候却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看了不到20分钟，我们就从放映场出来，在回家的时候顺手把发电机揿灭，放映场顿时寂静无声黑咕隆咚，我们舒心地飞跑回家。大哥到了结婚的年龄，我们一家人的户口在山区，大哥岳丈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大哥的户口迁回原籍，这可难坏了父亲，原籍大队人多地少，加上我们大队扯吊庄（就是在居住地外的山区开荒种地）的人多，更要命的是大队几个干部几乎没有一家扯吊庄，因此，我们大队几乎冻结了户籍流动，回迁原籍难入上青天，父亲提着上等的菜油、扛着纯正的辣椒，以及自认为珍品的特产山货，用母亲卖鸡蛋的钱打了酒买了香烟，一有农活消闲的空当就黑夜跑上60多里路程赶回家里送了书记送主任，送了主任送队长，大小队干如同一群残忍的饿狼瓜分了父亲从山区带回的礼品，面对父亲带回的五花八门的物品，我只有流涎水的份儿，父亲像做贼一样带着礼品走进每一个能够决定他儿子婚姻命运的家里，脚步是那样的沉重，心中是那样的苦涩，就这样，还要给他们陪上艰难的老笑脸，末了，还要把他们约请在一块酒肉相待大吃大喝，要知道，父亲的年龄和辈分比他们高出许多，要知道，父亲刚强、执拗、正直、不低头，父亲从8岁起顾家创业，把一个频临湮灭的家庭带成了人丁兴旺的家族，经历了旧社会的贫瘠、战乱的滋扰、创业的艰难，一路走来，靠坚强的意志和勤劳的双手，从来没有渴求于谁，从来没有给谁低头讨好，然而，在他儿子长大年届不惑之时，却不得不低头卖乖，我相信，父亲一定是心中滴血而为，好在大哥的户籍问题终于解决了，不论怎样，还是要感激这些大小队干。高中录取名单下来了，我们全班居然没有一个落选，这让老师和我们非常高兴，更使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我居然考了全公社第八名（天知道是怎么考的）。忙假很快过去，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队上的劳动，我也告别了塬区奔赴山间同父母团聚，攒足了劲挖药卖钱准备高中的学费，一天傍晚，我和二哥去村庄5里外抬水，山间本来人烟稀少，到了农忙季节，社员分散在各个山地劳作，村庄上几乎难觅一人，我们抬水从羊肠小路回来的时候，刚过一道山梁，前面就出现一个野兽，那野兽牛犊一般大小挡住我们的去路，一时间，我和二哥停下呆立在哪儿，吓得哑口无言，前面野兽也停下脚步蹲在哪儿，我们相据不到10米，僵持大约20分钟，那野兽嗖地从侧面没入密林之中，第二天，父亲到我们遭遇的地方查看，说那是一只豹子，幸亏我们没有举动，否则必死无疑。秋季我按时上学，成为职田中学高中一年级一名学生，秋末的时候，生产队突然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的谣言成了事实，生产队乱哄哄的分这分那，我们队上五保户最终成为没有那个联产组愿意要的多余人，几个懒、笨的队干也推来桑去没有人要，这个五保户的丈夫早年间跟刘志丹打仗牺牲，没有来得及留个根，五保户也是个情专意切的女人，一直未嫁未续，几十年来孑然一人，一直是队上的荣耀，也是我们学雷锋的帮助对象，大队无条件地颐养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五保户一下子坠落了。10月，公社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高中几个不安分的伙伴晚自习后溜出去挤在公社办公室看电视，公社电影队也不巡回各村放映，在距离中学不远的地方开起了电影院，每张电影票1角，一个礼拜天的晚上，电影院里外围满了人，维持秩序的人用木棍驱赶汹涌的人群，我裹挟在人群中挨了重重一棍，眼冒金星火花飞溅，最后在同学的帮助下站在7尺高的围墙上观看，这天放映的是《小花》和《三滴血》，从此，我们才知道除过《奇袭白虎团》、《沙家浜》、《渡江侦察记》这类电影之外，还有这么好看的电影，而过去《英雄儿女》我们能看80遍。
1980年大队继续乱哄哄地分这分那，社员已经非常地自由了，集市已经相当地繁华了，做小生意的人多起来，大队完好的抽水灌溉停了下来，饲养室、猪场解散了，村里打架骂仗的明显多了起来，已经听不见农业学大寨的声音，收音机基本代替了有线广播，有线广播也不再有《东方红》开始曲和《国际歌》结束曲，大搞基本农田建设停止，山区还没有动静，和过去一样，生产队并没有解体，公社拖拉机站、机械厂关闭，私人作坊出现，大规模的群众会议很少很少，即便有，也是公捕公判大会。各种各样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发行，新学期开始，我订了5种文学杂志，中学管理图书的乔老师成了我们的最尊敬的老师，他那里的中外名著应有尽有，班里争抢着《第二次握手》，家里二哥生病了，一种中度精神障碍，发病的时候谁也不能阻拦，大哥在塬区生活，弟弟因为言耳障碍一直没有读书，近10岁了，已经能够帮助家里干活。冬天，母亲带着弟弟在距家20里外的地家河滩做工，山区没有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修河道，修路仍然坚持着，由于二哥生病，父亲饲养队里的牲畜，因此，母亲只能抽调出去做工，无奈，弟弟年幼，所以，就出现了公社兴修水利大会战大人带小孩这样一种旷世未见的现象，好在母亲没有参与工地劳动，只是给做工的社员烧水做饭，这样可以方便带孩子，但即便这样，数九寒天，所经受的磨难常人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礼拜天，我去了工地，见到母亲和弟弟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差点辍学回家，后来才搞明白，是二哥犯病顶撞了队长，队长有意使怪整我们，蹊跷的是时间不长这个队长就得肝癌死掉了，年龄仅仅50多岁，真是恶有恶报，不得好死。新环境新同学新老师新课本毕竟同小学七年制有着很大的不同，高一的学习生涯就在懵懵懂懂中拉开了帷幕，虽然我们村子距离公社不足5里，但公社的所有一切不能同村上同日而语，一千多人的中学也不能同小学百把人相比，我们的中学坐落在职田街东北方向，学校占地五百多亩，一排排作为教室的大瓦房和新颖别致的会议室，穿过学校大门的是刚刚修建起来的柏油马路，教室后面是硕大的体育场，纵向排列的教室左边是花园和广场，广场左边与教室对应的一排排大瓦房分别是学生宿舍，教工宿舍、灶房和实验室，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进过实验室，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什么，整个校区用围墙圈起来，看门兼撞钟的老人寸步不离地守着大门，学校东西两侧是店铺，正对面是供销社和书店，学校的后面是庄稼地，和庄稼地联系的是常常上锁的后门，这个学校对我们具有重要作用的不仅仅是教室，还有应该诅咒的学生宿舍，近百人住在四面透风的瓦房里，在距离地面二尺见高的地方架起一溜木板，在这层木板的上方同样用柱子撑起一溜木板，人挨人挤得水泄不通，尽管每晚都严格地执行熄灯制度，但总有不安分的家伙经夜不眠，窄小肮脏的宿舍被鼾声、屁声和咳声、胡话声充斥着臭气熏天，宿舍里经常出现争吵和打架现象，夏天蚊叮虫咬还好度过，到了冬天寒冷彻骨难以入眠，大家往往和衣钻进被窝，待被窝暖热之后才开始休息，正当酣睡沉香的时候，起床铃响了，于是，大家不得不穿起冰棍般的衣裳走出宿舍，早操一般是清晨六点左右，全校师生以班为单位排成长龙在校门外马路上跑操，大约跑出2里后就集中做早操，早操结束后是校长或教导主任讲话，校长是当时旬邑知名治校名人，以管理严格名闻教界，他的名字叫王成祖，一个不苟言笑，连教师见了都要打哆嗉的中年男人，早操后，各班回到自己的教室门前接受班主任的讲话，好在我们那个班主任不大讲话，这使我们获得了不少的自由活动时间，早晨是两节课，两节课后是早饭，早饭有各种各样情况，一些家近的学生回家吃饭，一些学生在学生灶上吃饭，一些学生在灶上打一碗开水吃从家带来的麦面馍、玉米饼或炒面（一种用豆类作物炒熟的面粉），一些学生买了小麦在灶上兑换成饭票，凭票可以吃到白馍和玉米粥，上灶的学生家境大都富足，是学生中的贵族，我的情况属于后面两种，常常有学生跟灶夫发生矛盾的情形，灶夫也常常克扣学生的伙食，中午四节课，下午一节自习，然后是自由活动，晚上一节自习，最有意思的是中午饭，全班不能回家的同学就在教室分成男女两拨共餐，虽然个人吃个人的，但大家聚拢一起非常热闹，如果谁有好吃的，难免大家分享，如果谁断了顿儿，大家相互接济，也有个别同学早上饿肚子，到了中午才吃点儿，有外班几个同学因为缺吃而辍学，高一总共五个班，两个优等生（学习好点的）班，我所在的班级是优等生班，优等生班学习抓的比较紧，瞄着大学在冲击，那三个班学校基本上就是放弃，我们中学荟萃了一些知名的教师，化学老师是一个北大毕业的高才生，浙江人，还有一个俄语说的非常好的老师，而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是教界一位温文尔雅的女性，她朗读的散文能把学生带到文章中描绘的神奇境界，但有一次却差点把这个老师气哭，在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那篇课文时，老师在讲台上拿着课本开始朗读，这篇课文的开始是这样的：爸，我在给您写信。当朗读课文第一句“爸，”时，班上后面座位中不知是哪个同学声音很响亮地“哎—”应了一声，全班同学哄然大笑，老师气得脸色铁青，追查这个同学，最后还是没有追查出来，老师只好悻悻离去，这个学期，虽然在学习其他方面还没有表现出优劣，但却结识了一生中重要的三位朋友，直到如今。从去年兴起的文学热已经越发炙热了，全班几乎订阅了所有的文学刊物，我继续订阅《延河》和《中篇小说选刊》，而且从生活开支中抽出资金购买文学书籍，每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选集是必购书籍，学校也兴起写作热，班上一个同学看了《第二次握手》后，居然动笔写起了小说，我的朋友也洋洋洒洒写了厚厚一沓，而有一期《延河》是“陕西青年作家专号”，集中刊登了莫伸《过去的，过去吧》、路遥《姐姐》、贾平凹《病人》、陈忠实《尤代表轶事》，还有京夫、王篷、张虹等作品，持续的文学热浪在校园无边无际地蔓延，作家成了学生们崇拜和追逐的偶像，浪潮之下，我也心热起来，别人能，我为什么不能，于是，就在作文、周记本上写开了，也不知道写了啥，反正是乐在其中，以公社医院为背景写的助人为乐不留名的《腊梅》几近1万字，整整用了一个周记本，语文老师看后大加赞赏，学校立即找来3个床板搞了个优秀作文专栏矗立在广场会议室门前，我那篇《腊梅》占据抢眼位置，其他几篇小作文像绿叶一样点缀在周围，这个文章写了一个人美心灵美的姑娘救人不留名，被医院误认为患者家属，当大家都明白时，却不见了人影，由于写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同学中的异性用很不自然的眼光看我，男性则拼命地搜寻着对号入座，一时间，我既得意又尴尬，焉然成了女生中高不可攀的白马，男生中伟岸的悬崖，老师中看好的胚子。九月间，对我来说注定是一个转折，暑假过后，高一在读的学生全部升到了高二，新学期开始划分文科、理科，我别无选择地分到了文科班，但令人伤感地分到了两个文科班中质量较差的那个班级，而学习一塌糊涂的同学却在那个好班就读，学校对两个班级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对我们班基本上是应付，对那个班却是偏吃偏喝强化教育。山区在紧锣密鼓地瓜分生产队，我家分到30亩山地和一头牛，队上也不再没完没了地做工，父亲也从饲养室解脱出来，全家人可以自由地安排、支配所有的时间，父母也不再因为家庭拖累重而看队干的眉高眼低，哥弟们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对于过去，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对于未来，父亲长长地舒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