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开国皇帝是李渊。李渊在位时期，国家重新统一，社会渐趋稳定，典章制度初具规模。但是，李渊时期，一切还属于初创阶段，社会经济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唐王朝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至于出现为后世所称道的“贞观之治”，是在唐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时期才实现的。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秦王李世民，三子李元霸早死，四子齐王李元吉。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秦王李世民立的战功最多，但是因为李建成是长子，根据封建社会长子继承父亲的规定，李建成就名正言顺当了太子，准备以后继承皇位。
秦王李世民从小就胸怀大志，办事果敢。他不仅战功显赫，而且有勇有谋，很会招纳人才。他手下有很多能征善战的武将，如李世责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为他驰骋沙场；也有很多文人学士，如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姚思廉等十八学士，为他出谋献策。李建成也立过一些战功，手下有一班文武人才，力量也很强大，他看到二弟世民的势力不断发展，心中很不安，便联合起四弟元吉，共同对付秦王李世民。
626年（唐武德九年）夏，突厥南下进犯边境。李建成乘势向高祖建议，让齐王元吉代替秦王出征。高祖让元吉当了主帅。元吉便要将秦王手下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等大将和所有精兵全部划归自己指挥。建成还与元吉密谋，在建成和世民为元吉饯行时，安排伏兵，先杀秦王，再坑杀尉迟敬德等骁将。有人将这密谋报告李世民，李世民急召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等人商议，终于下定了先下手为强的决心。
626年（唐武德九年）6月3日，李世民向唐高祖告状，指控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淫乱后宫，并定计谋害自己。高祖看完奏章，表情惊愕，答应第二天早朝时查问。
6月4日清晨，李世民派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领一支精兵，埋伏在宫城北面的玄武门。这是建成和元吉上朝必然经过的地方。建成和元吉事先已得到一些风声，警惕性很高，他们一路走来，当走到临湖殿，发觉情况不对劲，立即拉转马头，准备返回东宫。就在这时，李世民突然出现，他在后面呼叫建成。元吉一看走不掉，便拿起弓、搭上箭，要射杀世民，但是因为心里慌张，一而再，再而三，没有把弓拉满，箭没射中。李世民知道自己的首要目标是建成，他眼明手快，“嗖”的一声，一箭就把李建成射死了。接着，李世民的部将尉迟敬德带着70多名骑兵赶来，敬德射死了元吉。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说出了事，派兵猛攻玄武门。这时，只见尉迟敬德提着建成、元吉的首级赶到，高声宣称：“太子、齐王作乱，我已奉诏杀了他们。”东宫、齐王府将士见主人被杀，士气大降。
这时，高祖李渊正在皇宫里的海池泛舟，李世民派敬德进宫。尉迟敬德头戴铁盔，身穿铠甲，手拿长矛，闯了进来。高祖大吃一惊，问说：“今天谁作乱？你来这里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已起兵杀了他们，恐怕惊动皇上，特派我前来保驾。”高祖这时才明白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转身问身边宰相的意见。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没有预谋太原起兵，以后也没有建立什么功劳，反而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秦王功绩卓著，现在又已经诛灭建成、元吉，更是功盖天下，内外归心。如果陛下封他为太子，把国事交付给他，天下就自然无事了。”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高祖只好表示赞同。这时，玄武门外东宫将士的战斗还在继续，尉迟敬德请高祖下令，各府将士都受秦王指挥，李渊听从。于是，一场事变便以秦王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结束。
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秦王，自己当太上皇。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正式当了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这一年李世民27岁。
玄武门之变是唐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一场流血的军事政变。我们固然不能以胜败论英雄，但是这场斗争的结局却对唐朝以后的政局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李世民本人的聪明才智，由于李世民在这场斗争之后起用了一大批有才干的人，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使得玄武门之变在客观上具有积极的作用。
李世民当了皇帝，他的年号叫贞观。贞观初年，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民心还没完全安定，社会矛盾还没真正缓和，加上各地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了他面临的主要问题。
唐太宗亲眼看到，强盛富庶的隋王朝，仅是粮食储备就可供全国50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13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这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时时注意以隋朝的灭亡为诫，重视人民的力量。他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采取了许多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刚一即位，就立即宣布免除关内及蒲、秦等6州两年的租税，免除全国其他地方一年的租税。他还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有些非征不可的徭役，多改在农闲时进行。631年（唐贞观五年二月），皇太子承乾年满13岁需要举行加冠典礼，举行冠礼要征发各地府兵作为仪仗队，唐太宗认为当时正值农忙，不宜影响正常农事，便下诏将冠礼的时间推迟到秋天农闲时举行。
唐太宗还大力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以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他即位以后，没有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宫殿，而是住在隋朝时建造的且已破旧的宫殿。他患有气疾，居住的宫殿又很潮湿，容易引起旧病复发，有的大臣建议新建一座，唐太宗没有允许，认为这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为了减少宫中的费用，唐太宗下诏释放宫女，其中一次就释放3000人。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严格遵照执行。他在安排自己的陵寝时，亲自制定规格：以山为陵，能放得下棺木就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明令禁止。有一次，工部尚书段纶带巧匠杨思奇进宫，准备制作傀儡戏道具让太宗观赏，太宗不仅严厉斥责了段纶，还将段纶的官给罢免了。
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唐太宗很重视抓好政治建设，任贤和纳谏是他的两项重要政绩，历来为后人所称道。
唐太宗十分重视选拔、任用有才干的贤人。他说过：“把政事办好，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才。任用的人没有才能，必然不能将国家治理好。”只有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充当政府的各级官吏，才能保证天下的大治。因此，他把举荐贤能作为宰相和大臣的首要职责。房玄龄是唐太宗时期有名的宰相。唐太宗对他说：“你身为宰相，应该广为选拔人才，根据他们的才干，安排适当的官职，这才是你的职责。可是，近来听说你忙于各种事务，又是断官司，又是办公文，这还能为我发现和选拔各种人才吗？”为了让宰相集中精力举荐人才，唐太宗规定：“尚书省的具体事务，要请下面有关的官员去办，应该上奏皇上的大事，才报告宰相。”这样，宰相就可以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精力发现和选拔人才。
对于那些举荐人才不力的大臣，唐太宗则给予严厉的批评。宰相封德彝很长时间没有推荐一个人。唐太宗对他说：“治好国家的根本，在于得人才。天下的事情纷繁，担子重，你应该替我分劳。你不向我举荐人才，我怎么可能一一去发现呢？”封德彝回答说：“臣怎么敢不尽心去推举呢？只是现在还没有出众的人才可以让臣推举。”唐太宗很生气，狠狠地批评他说：“贤明的君主用人如同使用器物，都是取自当代，难道能向别的时代去借用贤才吗？难道古代治世的人才是从别的时代借来的吗？哪个朝代没有人才！不是没有，是你没有眼力，不善知人，怎么敢随便诬说当今没有人才呢？”
唐太宗不仅要求宰相、大臣们要举荐人才，他自己也时时注意，处处留心发现人才。629年（唐贞观三年），他让文武官员上疏提出自己对当前国家大事的意见。有个武官名叫常何，上的奏疏提出了20多条意见，都很符合朝政情况，唐太宗非常高兴，但又感到十分奇怪。常何是一介武夫，不通文墨，按理是不可能有如此高明的见解的。于是他把常何找来询问，常何如实回答：“臣的确没有这样的本事。奏疏是我家的食客马周代写的，这个人很不错。”唐太宗从奏疏上看出马周是个人才，当天立即召见，虚怀以待。当马周迟迟未至时，他又接连派人催促了四次。
唐太宗同马周交谈之后非常高兴，马上将他安排到门下省。马周办事敏捷，处事平允，敢于直道而言。先后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成为唐太宗的得力助手、贞观时期的著名贤臣。唐太宗曾说：“我一会儿不见马周就想他了。”可见唐太宗的思贤若渴。常何也因为发现马周这个人才有功，唐太宗赐给他上等好绢300匹，以资嘉奖。
唐太宗任用贤才，还能够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讲究资历地位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李靖，隋朝末年在马邑当副长官，他发觉李渊有反隋的可疑变象，亲自前往江都向炀帝告密。后来在长安，他被李渊抓住，判了斩刑。李靖能文能武，有很高的志向和非凡的军事才能，他的舅舅曾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见过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兵法战略，有将帅之才的，看来只有你一个。”李世民知道李靖的才干，几次向李渊请求，免除李靖的死罪。结果释放了他，还把他安排在自己指挥的军队里当官，李靖后来成了唐太宗的宰相，是唐太宗时期最有才干的军事统帅。
玄武门之变前后，李建成的东宫集团中出谋划策和动用武力想谋害唐太宗的人很多，李建成失败后，唐太宗能不计恩怨，对他们量才重用。魏徵，原来是李建成属下的官员，他看到李世民的功劳和势力越来越大，常常给李建成出谋划策，劝他尽量培植自己的势力，及早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把魏徵召来责问道：“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离间？”魏徵从容地回答：“当时我在太子手下办事，当然要忠于他。可惜那时太子没有听我的话，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了。”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徵很有才能，又看到他临危不惧，很有胆识，便对他加以提拔重用，把他作为自己的重要助手。王珪，原来也是李建成手下的官员，积极为李建成献策反对李世民，李世民不咎既往，王珪后来官至宰相。薛万彻，原是李建成手下的一员骁将，在玄武门之变时，曾带兵攻打李世民的秦王府，失败后逃亡终南山，唐太宗派人将他请回来，任命他为自己手下的大将。
对于自己的亲属、旧部下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量才授官。他当上皇帝不久，有一次在殿上召集诸功臣，将自己评定的各位功臣的爵位和赏赐公布于众，让大家讨论，说还可以修改。于是殿上一下子沸腾起来，争论功劳。有的还捋起袖子，指天画地，情绪激昂，唯恐自己的功劳不为人所知。淮安王李神通仗着自己是太宗的叔父，上前争论，说对他评的低了，心里不服。唐太宗摆出事实，分析了李神通的才能、功劳、过失，并且和其他功臣作了比较，说：“按照功劳大小评定，才算公正。叔父是国家的至亲，但不能只因这个就评的高一些呀！”李神通理屈无言。诸将领见了，顿时息了争功之心，大家都心悦诚服地说：“陛下论功行赏大公无私，我们还争什么。”
秦王府的老部下，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当皇帝后，根据这些人的才能大小，有的被提拔重用了，有的还是原官原职，这些没有被提拔重用的人，很有些怨气。有一次，房玄龄向唐太宗反映这个问题，他说：“陛下登基以后，秦王府中的老人，有的没有升官，他们发牢骚说：我们在皇上身边多少年了，现在提拔的还不如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属下快！”唐太宗解释说：“当君主的应该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的人都心服。我和你们每天吃的饭、穿的衣，都是老百姓提供的。我们设立机构，任命官员，都应该是为了老百姓，因此，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哪能只用自己的老部下，不用新人呢？如果新人比老部下好，难道能舍掉新人去要老部下吗？如果照这样做，贤才能人岂不就要被拒之门外了！”唐太宗的老部下知道后，深为皇上的贤明而高兴，就不再发牢骚了。
由于唐太宗重视选拔贤才，因此，他手下人才济济。贞观年代人才之盛，为历朝所少见。唐太宗在位期间，共用宰相27人，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这就为改善吏治，促进政治的清明提供了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