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随着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也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
唐代科学技术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是由印章和石刻发展而来的。我国使用印章，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用反手字体刻制阳文的玉质印章和铜制印章。东汉明帝时，已经使用木质印章。石刻的历史也和印章一样源远流长，现存最古的石刻是春秋时期的石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巡行各地的石刻，就有峄山、之罘、琅王牙、会稽等处。公元175年（东汉熹平四年），汉灵帝应蔡邕的要求，把儒家的五经文学，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作为大家校正的统一标准，这就是最早的石经。后来人们为了省得抄写，就将纸铺到石碑上刷墨、锤打。由于碑上的字是凹下去的，把纸从碑上揭下来，就出现了黑地白字的碑文。印章和石刻就是这样为雕版印刷创造了经验。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过去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最早的有人说是在汉代，最晚的有人说是在北宋。比较可靠的说法还是在唐初。明朝史学家邵经邦在《弘简录》第46卷中这样写道：长孙皇后病逝，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悲痛，当他看到长孙皇后所撰的记载古妇人善事的《女则》十篇之后，十分赞赏，认为此书足垂后代，于是下令“梓行之”。梓行，就是雕版印刷行。印行的时间是在长孙皇后去世的（贞观十年）636年或稍后。
关于唐初发明雕版印刷术的事，从唐朝冯贽所写的《云仙散录》里也可以找到旁证。《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玄奘西行印度取经19年，于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664年（唐麟德元年）逝世，所以玄奘印像应在麟德元年以前，可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应在唐贞观年间。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很快得到了发展和推广使用。当时的印刷活动主要用于刊印宗教图像、经文、诗集、音韵书以及历法、医药等书籍。唐初玄奘用回锋纸印刷普贤像的数量很多，共有五驮。德宗时，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叫做“印纸”的印刷品，作为商人交易的凭据。穆宗时，白居易的诗歌被雕印后在市面上出售，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文宗时，雕印日历已相当普遍。当时的政府和民间都已经掌握了熟练的雕版印刷技术，不少地区还拥有与政府竞争的雕印能力。在剑南西川和淮南道，版印日历公开出售，每当政府的司天台还没有颁下新历前，这些地方印制的日历已经遍于全国各地。以至于唐文宗不得不在827年（唐太和九年十二月）下令各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宣宗大中年间，江南西道观察使纥干泉曾延请方术之士，作《刘宏传》，并雕印数千本，寄给朝中及各地精心洗练者。懿宗时，日本入唐僧人宗睿，于862年（唐咸通三年）来到长安，三年后回国时，带有经卷134部，同时还带有四川刊印的《唐韵》、《玉篇》等书籍。可见在唐代后期，雕版印刷已相当发达。印刷业已经形成为一种新兴的重要手工业部门，在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唐代的印刷中心主要分布在长安、成都、洛阳和淮南等地，全国有名的印书铺有四川过家、成都樊家、龙池坊卞家等。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868年（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刊印的《金刚经》，卷首有图，刻印精美，可惜已于1907年被盗往英国伦敦。国内现存的最早印刷品，是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一座晚唐墓中出土的印本《陀罗尼经》。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大约在唐末五代传入新罗、日本等国，以后又传入了欧洲。被称为人类“文明之母”的印刷术，不仅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
唐代的天文学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唐政府设置太史局，长官为监或令，下有天文博士、历博士和天文观生、历生等，掌管天文，制定历法。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有张遂、李淳风、傅仁均等，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张遂。
张遂（673-727年），魏州乐昌（今河南南乐）人，贞观名臣张公谨的曾孙。张遂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天文历算。当时人把他比作孔子的高徒颜回。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慕名想与他结交，企图借重他的名声博得礼贤下士的美名，张遂拒绝他的招请，逃入嵩山，当了和尚。师事禅宗大师普寂，法号一行。人们称他为一行和尚。
唐玄宗即位以后，重视学术，聘请不少名流学者，或者当顾问，或者集中起来著书立说。张遂也应聘入宫，当了唐玄宗的天文历法顾问。
开元初年，张遂奉命修订新的历法。他为了实际测量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位置和运动情况，提出制作浑天仪器的要求。于是，梁令瓒设计了黄道游仪的木制模型，张遂对之进行了鉴定，支持梁令瓒用铜铁铸造成器。725年（唐开元十三年），铜铁黄道游仪铸成，唐玄宗亲自为之写了铭文。该仪比起唐初李淳风的浑天仪有所改进。它在赤道环和黄道环上每隔一度都打一个洞，使黄道环可以沿赤道环移动，白道环可以沿黄道环移动，这样有利于观察和测量天象。张遂还和梁令瓒合作设计制造了水力运转的浑象，上面附有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被称为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这个仪器用水力推动，一昼夜运转一周，很有规律。仪器中的自动报时系统，为两个木刻人，一个每刻击鼓，一个每辰敲钟。整个装置由各种巧妙的轮轴结构组成，在古代天文钟和机械史上都很有地位。
张遂用他制造的仪器重新测定150余颗恒星的位置，同时也测量了二十八宿距离北极的度数。他把从测量一些恒星的轨道坐标及其对黄道的相对位置中得出来的数据，和前代天文学上测量的数据相比，发现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发现了恒星的移动的现象。张遂发现恒星运动，在世界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比英国天文学家咯雷的发现早了1000多年。
张遂制定的《大衍历》于727年（唐开元十五年）完成。大衍历发明了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区分节气的方法，总结了历代历法的编算结构，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所以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唐朝时的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把《大衍历》带到日本，在日本广泛流传使用，影响很大。
张遂的另一伟大成就，是他指挥南宫说从全国各地测量了日影，在世界天文史上第一次实际测定了子午线。
725年（唐开元十三年），在张遂的倡议下，唐政府派南宫说等到全国12个地方进行实测。测量的内容包括每个测量点的北极距地高度，冬至、夏至日和春分、秋分日太阳在正南方时刻八尺高表的影子长度。张遂从这些地点的实测数据推算出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北极高度相差1度。从而再一次证明，古代传说的“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是错误的。将当时测量的数据算成现在的度量单位，即当时测定的南北相距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度。这实际上就是地毬子午线1度的长度。据现在测定，地毬子午线1度的长度为1112公里，张遂所得数据误差仅为139％。张遂所得数据虽有误差，但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开创了通过实际测量认识地毬的道路，为后来的天文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
唐代医学有很大的发展。国家的医学机构，是尚药局和太医署。尚药局由殿中省统辖，长官称奉御、直长，其下有侍御医、主药、药童、司医、医佐、按摩师、咒禁师、合口脂医等数十人，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太医署属太常寺管辖，主管全国的医学教育和培养医学人才。唐代的太医署有300多人。除令、丞、监、正等行政官员外，尚有主药、药园师、针工、按摩工等专职技术人员以及各科的博士、助教、学生等。太医署分医学和药学两部，医学部设四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在医科内部，又分为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理疗）五个专业。药学设有药园300亩，专门培养学生种药、采药、制剂和用药的知识和技能。
唐代名医辈出，其中最杰出的是孙思邈（581-682年）。孙思邈是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人，自幼博览群书，尤喜钻研医术。隋文帝曾召他为国子博士，他托病不就。唐太宗任他为谏议大夫，但他仍然不愿做官。他毕生从事医学实践和医学研究，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52年（唐永徽三年），孙思邈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全书共30卷，分为232门，方论5200首。包括脏脉、针灸、脉证、食治、妇婴以及痈疽水肿、七窍之病、五丹之毒、备急之方、养生之术等。30年以后，在原书的基础上，他又写成《千金翼方》30卷，对原书作了补充和发挥，人们通常把这两部著作简称为《千金方》。《千金方》收载了5300多个药方和800多种药物，是他一生辛勤努力的结晶。
孙思邈在书中创建了妇科。他鉴于妇女具有胎、产、经、带、乳疾等特殊病症，主张妇女病应单独设立一科。因此，他将“妇人方”列入该书的卷首。他对于妇女妊娠、月经不调、赤白带下、养胎禁食、临床注意、产后护理等都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群人抬着一口棺材准备出葬，跟在后面的老妇哭得死去活来。孙思邈发现棺材下滴出几点鲜血，忙上去询问死者病情。得知死者是老妇的女儿，因难产刚死几小时。孙思邈认为这妇女还没有死，叫他们马上打开棺材，经诊察，发现妇女的脉搏还有微弱地跳动。他选准穴位给她扎针，一会儿，这妇女苏醒过来，并顺利地产下了婴儿。当地群众为孙思邈精湛的医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孙思邈在妇科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搜集处方540余种，灸法20多条，为后世妇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思邈很重视药物的配方和辩证施治。他认为，医生不仅应当了解各种药品的性能，还要掌握好方剂的配方，假如医生不了解药物的特性，配方时又不注意分清主次、轻重，以及药物之间的相反相杀的关系，而随意拼凑成方，那就不仅达不到治病的效果，反而会加重病情。他在药物的配方方面，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成果，而且还有新的创造。比如东汉名医张仲景有一“当归生姜羊肉汤”药方，孙思邈将它变为四个方剂，即羊肉当归汤、羊肉杜仲汤、羊肉生地汤、羊肉汤，从而扩大了原方的治疗范围。他还重视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他用昆布、海藻、羊和鹿的甲状腺等治疗甲状腺肿大病，用杏仁、蜀椒、谷皮等治疗和预防脚气，这些在当时都是十分先进的。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1642年，几乎比他晚了1000年。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也有很大的贡献。他经常亲自上山采药，并反复实验。他一生足迹遍及中国的几大名山，积累了丰富的采药和制药经验。他非常注意采药的季节和药物的处理方法。《千金方》里，共计列出233种药物采集的季节，并作了说明。有一部分药名下面，还注明根、茎、叶、花、果各自不同的采集季节，为药物的采集、炮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一书中，记述了把硫磺、硝石和皂角放在一起烧的硫磺伏火法，这个方子实际上就是最早的火药配方。对火药的发明做出了贡献。由于孙思邈对药物学和医学的巨大成就，被后世尊称为“药王”，他居住和采集过药物的五台山，也被称为“药王山”。
唐代医学的另一杰出成就，是在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修成颁行的药物学专著《唐新本草》，由苏敬等人集体编修。全书共53卷，收集药物844种。该书的特点是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在编写过程中，唐政府曾通令全国，令各地选送地道药材，作为实物标本、描绘其图形，并详细介绍其产地、形态、性味、功效和主治，以便正确地识别采集和加工使用。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它比西欧最早的1494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要早835年。
在建筑方面，唐代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首都长安就是一个规模宏伟、世界仅有的建筑群。
长安城的形制为长方形，根据近年的考古实测，长安城南北长8651米，东西宽9721米，周长367公里，面积达84平方公里。长安城布局整齐划一，全城由外廓城、皇城和宫城组成。
外廓城形状规整，城内采用棋盘对称布局。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其中贯穿于城门间的干道各3条，号称六街，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25条大街将全城分为108个坊及2个市。南北向的街道最中间的一条是宽达150米的朱雀大街，把外廓城分为东西两半，街西55坊及西市，归长安县管辖，街东55坊及东市，归万年县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