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国高职院校办学效益相对较低，尚有潜力可挖，扩大办学规模是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效益的有效手段之一。伴随着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进程，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校园面积进一步扩大，师资队伍进一步增强，基础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快，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但规模效益相对较差，因此有必要在加强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适度扩大办学规模，发挥规模效益。
6.当前我国社会就业压力很大，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推迟就业时间，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使得社会流动人才增加，给就业带来很大压力。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每年可以减少数十万人员流向社会，对就业压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二）规模稳定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现在不宜提倡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现有的高职院校已经基本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1.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仅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能力有限，而且对其吸纳能力也非常有限。由于大规模扩大高职院校的办学规模，政府无法全额拨款，无法有效控制高等职业教育；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市场，社会本身已经具有很大的就业压力，从而造成许多大学毕业生分配不出去。
2.高等职业教育是高成本、高投入教育，现有办学规模维持起来都比较困难，一部分高职院校办学条件都达不到规定要求，根本无力进行大量的教学设备投入，基础能力建设受到严重制约。而当务之急是稳定现在的规模，着力加强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我国的国情是青壮年中文盲占7%，从业人员中70%左右是小学、初中毕业，因而，义务教育阶段很多层面还很不完善，尤其偏远地区和农村的义务教育远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这决定了我们教育发展应该降低重心，大力发展初中等教育，为日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打好基础。
4.扩大规模是一个系统工程。轻易提出扩大规模很容易形成
“一窝蜂”现象，各级各类高职院校不考虑自身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情况，盲目跟风，造成大量低效重复建设，造成有限的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浪费。
5.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大，收费也会提高。一方面让部分贫困生望而生畏，少数人甚至会放弃学业，造成人才夭折；另一方面，会让一部分学习不好但家庭富裕的学生上大学，使得高等教育成为“平庸”人的教育，造成不公平现象和教育质量问题，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
6.不同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差距是因为各国国情不同而形成的，简单的模仿只会造成教育走势的偏差，所以高标准的国际比较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决策依据。而应该在参考发达国家教育发展历程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订出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的发展规划。
（三）制度创新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前教育规模扩大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依靠改变高等职业教育的运行机制，保证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在供需平稳的前提下积极健康发展。具体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推进高职院校收费、招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二是理顺政府、社会、市场、学校之间的关系；三是明确政府职责，实现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格局的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四是加强交流，优化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五是大力发展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六是不断改革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四）可持续发展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分析规模，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无太大的价值意义，甚至是有害的。教育规模扩大与否的分歧，不在高等职业教育要不要发展，而是基于对现时形势的判断，两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教育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但适应是相对的，应以一定时空为条件。所有的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动态中不断进行结构调整，正确处理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速度、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
二、制约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的瓶颈
2007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810万人，在校学生1987万人，达到历史上最高的发展水平。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已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9.1%。高等职业教育招生283万人，在校学生861万人，约占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和在校生的一半。在高中阶段教育里，一半是中等职业教育，在普通高等教育里面，一半是高等职业教育，这两个“一半”充分地体现了职业教育在当今中国教育整体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它的重要作用。除了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有很大发展之外，我们国家的职业培训也蓬勃发展。2007年，参加各种形式培训的城乡劳动者达到了1.6亿人次，至此，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已经形成。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大的发展规模，但就总体而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仍然是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面临着诸多的制约规模发展的瓶颈因素。其中非常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一）经费投入的问题
持续几年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后，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处于紧张运营状态，因素固然十分复杂，但归根结底还是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水平，与发达国家5%～6%的平均水平差距更大。据教育部及OECD等机构的相关教育财政统计数据分析表明，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比例的4.83%，而OECD国家在1998年就达到了5.8%的平均水平，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6%，甚至达到7%。即使与1998年的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4.63%、4.49%、4.27%的财政投入相比，我国200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也仅为3.41%，显然与它们存在巨大差距。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导致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超负荷运行，同时也延缓了现代教育技术和手段，尤其是网络教育的推进步伐。尽管这几年来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增加了投入，但是就职业教育的整体而言，投入是不够的，办学条件是相对比较差的，尤其体现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所以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当代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和世界经济增长规律均表明：对国家来说，国民的人力资本可以视为一种国家生产要素，教育投资提高了国民的人力资本，从而增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不仅如此，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还会更多地代替其他生产要素。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投资思想，从重视对“物”的投资转变到重视“人”的投资上来，切实落实教育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1.应保证政府在教育投入保障体制中的主渠道作用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像支持交通、水利、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那样，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要坚持《教育法》提出的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和《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关于教育经费增长的原则，大幅度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经费，健全和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法律制度。事实上，许多国家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也均采取了政府加大投资、增设公立院校和维持较低学费的政策。例如，美国在1970年前后，四年制公立院校全日制学生一学年所付学杂费平均为400美元，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相对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则不到200美元。但各州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仍然相当可观，如1998年公立大学生均学杂费为3243美元，而州政府另行支付的生均费用也有5000多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