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寺”传说在宁夏、云南两地的回族民众中流传比较广。这类传说的异文本比较多，其流传范围主要在宁夏南部、云南的回、汉民族间。令人诧异的是，“飞来寺”并不在宁夏固原地区，而在云南昆明。比较流传在宁夏、云南两地的“飞来寺”传说的内容差异性很大。宁夏南部地区的“飞来寺”传说内容为：
清朝末年，固原城原本有一座乾隆年间修建的清真寺。由于，陕西回族举行起义失败后，退守到固原。后来，清兵占领了固原城，住进清真寺。清兵“糊里糊涂地干下了蛮事：他们将一吊猪肉挂载清真寺的房梁上”，于是，“天空黑云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突然间小南寺巷清真寺红光一闪，整个寺沸腾而起，立时无影无踪。”
而云南“飞来寺”的传说内容是：“回族大阿訇保老师祖来见蟠龙山蟠龙寺里的蟠龙祖师。俩人斗智斗勇，保老师祖始终都占据上风。第二天，保老师组要启程了，蟠龙祖师让他任意挑选一人送行，保老师祖挑选了一尊泥塑的金刚和他同行。他们走到河边后，金刚伤心的说，他无法过河。宝老师祖“捧起手来做了个都哇（阿拉伯语，祈祷），一座小小的寺庙在岸上出现了，恰巧够那个金刚住在里面。”于是，在江边，一座不知来历的寺庙出现了，人们给它取名叫“飞来寺”。
尽管两则传说的内容差异性很大，但是，两地的回族民众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名称，这是一种巧合？显然不是。极有可能是回族人善于经商，他们的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当然也包括宁夏和云南。当年，穿梭在宁夏与云南之间的回族客商极有可能将“飞来寺”的传说由云南带到宁夏，或由宁夏带到云南。然后，这则传说就在传入地迅速传播开来，再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传说内容发生了变异。于是，才有了“同名”而内容不同的异文本。此类传说被钟敬文命名为“自然物或人工物飞徙型”传说。而形成此类传说的原因是什么？这与“民间传说是利用现实中箴言的叙事模式，为风物提供一段‘莫须有’的非凡经历。”而民间传说的讲述者们也会“沿着这条思路，开始了风物传说的构建，而风物传说则为‘不存在’作了合情合理的注释。”
第三节回族民间传说的特征性及其价值
回族民间传说是回族民众根据一定的历史史实、历史人物以及地方特有的自然风物、风俗习惯等创造出的，具有回族文化特质的口头叙事作品。它是一种虚构的、想象的口头文学创作。它与神话、故事相比，具有独特的特征性，体现了回族民间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
一、回族民间传说的特征
通过与回族神话、回族民间故事等其他相邻体裁的比较，回族民间传说的特征突出地表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可信性
回族民间传说的可信性一般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指回族民众所创造的口头文学的内容离不开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实、地方风物与特产、民诉事项等。它们是民间传说的最基本的核心母题，通常也把它称之为“传说核”。回族民众在以“传说核”为中心结构民间传说时，往往会极力强调它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并把它作为一种历史加以神圣化。可以说，没有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没有地方风物与民俗事项，民间传说就没有了可依附的对象，也就没有了可信性。反之，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地方风物与民俗事项也要借助民间民众的口头讲述来增加可信度，扩大影响力。这一点反映在回族族源传说中尤为突出。在回族族源传说中的“传说核”就是唐代时期阿拉伯人来华传播伊斯兰教。至于具体的时间是哪一年，可以假设。传教人是谁，也可以假设。情节安排可以虚构。但是唯一不能改变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历史事实。这一历史史实在回族民众的反复讲述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还在不断地被强化。直到今天由此衍化出的《灵州的回回》、《宛嘎斯》、《回汉自古是一家》等等，都充分地利用“传说核”扩大了传说的内涵，强化了传说的可信性。二是体现在回族民间传说的讲述过程以及传说的变异性。在回族民间传说的讲述过程中，有时，讲述者为了强化传说内容的可信性，他们会极力宣扬他们所讲的故事是有事实依据的，甚至有时会将传说的局部的内容加以改造。比如2001年，作者在宁夏泾源县老龙潭调查时，当地有一座山叫望夫崖。当地的人在讲述望夫崖的由来时说：从前，有一对年轻人生活过得很苦，丈夫只好出去打工。丈夫走后，妻子每天都爬到山崖上，盼着丈夫归来。但是一年一年的过去了，丈夫始终没有回来。最后，妻子变成了这座山。从此，这座山就叫望夫崖。在讲述者的叙述中我们发现，民间传说的讲述过程不是一般的陈述过程，它是通过对某一史事、人物、民俗事项、地方风物等的描述，进而说明该事物存在的必然性与可信性。因此，回族民间传说的可信性既要通过传说核来印证，也要通过讲述者的讲述来说明其真实性。
（二）传奇性
回族民间传说既有其可信性的一面，也有传奇性的特点。所谓传奇性是由其幻想性所决定的。它还杂蹂了唐宋以来传奇文学的叙事手法，以及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以及西域文学的神秘性的特质。甚至它还将其他民族的人物、事件、风物、民俗事项等纳入到本民族、本地区之物，使之成为回族民间传说的情节。
早在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们就将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以及西域文学的神秘性与传奇性带入中国。因此，在唐代传奇文学中的都以阿拉伯人、波斯人和西域人为人物形象，讲述他们奇异经历。在《板桥三娘子》中，女主公的魔法明显带有阿拉伯文学的色彩。而胡人识宝故事中的宝物的神奇性，显然也是一种幻想与虚构的结果。即便是像回族族源性传说这样神圣、庄严的故事，也要将回族先民来华的原因归结为：唐太宗梦到妖魔，于是，请来天方国人帮助他来平灭妖魔的。所以，回族民间传说的传奇性表现在二方面：一是传说的内容具有虚构性和超现实性。二是在叙事中的夸张性。
回族民间传说有真实、可信的一面，但也有虚构性和超现实性的一面。虚构性欲超现实性是民间传说特有的创作手段。因为，回族民众在讲述和聆听故事的时候，他们既要对传说的真实性进行评价，也要其文学性作出情感的鉴赏。讲述传说不是讲述历史，也不是复述历史，它是要对历史加以改造，加以虚构，再加上想象与幻想，这样的传说才能为民众所喜爱，所欢迎，使之成为民众口头最流行的叙事。如《锁蛟》讲述元代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在云南主政期间，当地的湖里有一百只蛟龙兴风作浪，搅得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于是，赛典赤率领回回兵来斩杀作恶的蛟龙。但是蛟龙非常凶悍，让人无法靠近。赛典赤摘下自己的缠头，挥向蛟龙，将蛟龙死死困住。最后将它们全部杀死。从此，昆明没有了水患。在这一传说中，龙的形象本身就是虚构的，而赛典赤用自己的“缠头”擒龙、杀龙，更是一种超现实的想象与虚构的结果。所以，历史之中的人，与幻想中的龙被讲述者们叠合在一起，人也就有了超凡的能力，其能战胜龙也就是预料之中的事。这种夸张的叙事方法，在回族民间传说中比比皆是。
（三）解释性
解释性是回族民间传说特有的一种现象。许多回族民间传说是通过对各类客观存在的风俗习惯、动物的特征、节日由来、地方风物与特产等等进行解释与说明，进而总结归纳它们的特征性。尽管“这类传说对实物实事的解释，并不是科学的，而是艺术的。共同种种解释，反映的并不是对这些事物本质的科学认识，也不是一种可靠的科学知识，而是故事创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思想的情绪、社会道德的理想等等。”因此，解释与说明也是尽可能地满足了民众探寻本源的好奇心。同时，还原现象的特征也是民众的期待。在回族民间传说《三吃一打扮》中，回族民众在解释人为什么每天要吃三顿饭，早晨还要打扮一次？因为牛原来是真主身边的天仙。它被派到人间去传话：人类每天要吃一顿饭，打扮三次。结果牛把话传反了，所以，真主降罪下来，罚牛每天要为人拉犁种地，供人驱使。人类的生活现象原本是人类自身根据需要而形成的。在农耕社会里，牛与人的关系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它与人类每天吃三顿饭，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与人类的食物生产却有着必然的关系。于是，回族民众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这样既解释了人为什么每天吃三顿饭、打扮一次的问题，也解释了牛为什么要被人驱使耕地的问题。尽管这样的解释太过牵强，但这种解释很富有趣味性，同时，这样的解释也为回族民众营造出良好的生活氛围。
（四）民族性与地域性
民族性与地域性是回族民间传说特有的性质。回族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形成的过程的逐渐积累起来的，并渗透在回族民众的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宗教信仰等的深处。它往往是回族民众在不经意间不自觉的流露。反映在回族民间传说中，其民族性也得到了张扬和显现。在回族民间传说《白书宇的故事》、《斜贴茶壶的来历》、《教子胡同的来历》、《缠河的传说》等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传说都要着重强调主人公的民族身份。比如，白书宇是北京牛街的回族，以买炮（烤）肉为生，很有名气。连乾隆都慕名而来，还和他成为好朋友。后来，他还巧妙地帮助了正阳街珠宝行的商人们，使他们免去了满门抄斩的厄运。“我们回族都是宽厚为本，助人为乐的”，这是该传说中白书宇说出的话。同时，也是民间传说的讲述人极力需要张扬的本民族品德和地域性特征。因此，借助回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地方风物、民俗事项等彰显其民族性和地域性都是讲述者最喜爱做的，而且也是必然要做的。只有如此，才使回族民间传说有了代代传承下去的思想基础。
